他们都劝我，让我甩掉那个女学生

　　2019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政教处整理陈年档案，教体育的朱老师突然急匆匆地进来，让我随他去校长办公室开会，说是“调整工作”。我有点纳闷，半个月前，朱老师刚接手退休教师的工作，成了八年3班的班主任，而我只是个政教干事，领导把我俩叫到一起是想怎么“调整”呢？难道我会被“一贬再贬”去教体育？如果真是这样，我只好辞职了。

　　谁知一番沟通下来才知道，领导是想让我重回语文教学岗位，并担任八年3班的班主任，而朱老师则去政教处代替我。几位领导讲：“这样安排，是出于大局考虑。”

　　听说，朱老师做班主任，工作并不顺心。3班的家长不放心让体育老师做班主任，来学校闹了好几回。虽然领导们一再解释，说体育老师有更多精力管理班级事务，但家长们依然情绪激动，每天放学后围在校门口，专堵校长的车。

　　对我来说，能摆脱政教处千头万绪的工作重回教学岗，当然求之不得，可顾虑和担心也随之而来：能把学校指派的班主任迅速推下台，可见3班的家长不好惹，若让他们知道我是个有“前科”的老师，工作开展起来怕是更难——去年6月，我的一个学生在校外打架，被人打肿了脸，回家后竟对家长谎称是我打的。因为平时这孩子书写太乱，我总让他重写，家长就觉得我有意针对孩子。这次一听是我动了手，他们迅速带了一帮人来学校闹事。领导为了平息家长的怒火、保住学校的清誉，毫不犹豫地把我调到了政教处。

　　谈话结束时，校长特地喊我留下，说很看重我：“是我以人格做担保，家长们才同意你这个柔柔弱弱的年轻女教师上台的，希望你能不负重托，把这个班带好。”

　　想起自己短短半年这“一落一升”，我不胜唏嘘。

　　很快，我重回教学岗的消息就传开了，我的师父特别高兴。她嘱咐我，以后和学生相处，心里得有一把尺子，更要学会明哲保身：“管学生前一定要先做了解，哪些学生敢（可以）管，哪些不敢管。不敢管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不了他们两年后上职中、混社会，跟我们没有一分钱关系。如果你再因为管学生的事被‘贬’，那在学校就永不能翻身了，在实验室洗了半辈子器材的孙老师就是先例。”

　　师父以前常说，教师脱离本专业，就像战士失去了阵地。这次我能重回教学岗，机会来之不易。她的话，我全记在了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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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因为年轻、讲课有趣，3班的学生对我的到来还比较欢迎。可带班3天了，教室里有个座位一直空着，本该坐在那里的女生陈笑笑，一直不见人影。

　　我给陈父打电话，是空号；给陈母打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在家长群里@他们好多次，也没有任何回应。我隐隐感到这个问题有些棘手，于是翻看报名册上的家庭地址，发现陈笑笑只留了小区名和楼号，连具体的单元号都没有。我问其他任课老师，大家似乎很反感提到这个名字，英语老师和数学老师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陈笑笑不来太正常了，不来更好，省心！”

　　第二天下课回办公室，我看到有个中等个子、微胖的女人正在和数学老师交谈。数学老师见我来了，如释重负一般，赶紧起身介绍说：“这位小程老师是笑笑的班主任，你们谈吧。”然后他就走了。

　　陈母肿眼皮，红眼睛，说这几天不接我电话，是因为手机掉进工地的搅拌槽了：“我是来学校来找笑笑的，3天前笑笑说要去她爸那里，可是今天上午，我从孩子舅舅那里得知，笑笑并没有去她爸家。”

　　事情麻烦了——孩子不在家，也没来学校，去哪儿了呢？万一孩子出了什么事，作为班主任，我绝对首当其冲。

　　正当我心急如焚的时候，更糟糕的消息传来——领导在班主任群里发通知，说3天后教育部专员将在省委书记和教育厅长的陪同下来我校视察，除了检查“控辍保学”政策实施情况，还要查档案和学生人数。

　　学校又立即组织全体班主任开紧急会议，传达的“精神”只有一个：这是我校有史以来接待的最高规格的检查，结果将直接关系到本地教育局甚至省教育厅的荣辱，所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希望全体班主任高度重视，必要时课程暂停，务必利用仅有的两天时间找回各班辍学学生”。

　　开完会的第二天，我去隔壁班听课，发现教室最后一排的两个学生十分扎眼。那个男生戴着耳钉，发型不伦不类；女生做了美甲，纹的眉毛都褪成了红色，整个人颓废又疲惫。我好奇这个班的班主任怎么会如此“宽容”，旁边的老师说，这两个学生都是刚从外面叫回来的“打工人”，“一个在美容店，一个在K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