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首位黑人中医不是黑中医

迪亚拉在朋友郭永建生活的村子。受访者供图

作者 | 郭玉洁

编辑 | 陈卓

迪亚拉医生是个黑人。他个子不高，但手指挺长。这双给数不清的中国人把过脉的手上，一道分界线分开了黄色的手心和黑色的手背。

1984年秋天，他和11位同学从西非的马里共和国出发，经巴黎、印度转机，花了2天辗转抵达北京。当晚，他人生第一次喝了杯“滚烫的热水”。

在之后的39年里，迪亚拉的故事可以这样概括：一个家境优渥、成绩优异的马里医学生来中国求学，从西医转学中医。他花11年，读下了中医的本硕博学位，成为世界上首位外籍中医博士。毕业后，他和一个四川姑娘结婚，陆续在四川几家中医院工作。后来，他辞职，做过无国界医生，服务云南乡村的麻风病人、艾滋病人，又自发做了十年的乡村医生培训，累计培训了三千多名乡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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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39年又很难用几千字讲完：他几乎走遍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每一个村庄，他的车5年就开了37万公里，在红河州多急转弯的盘山路上，他出过多次车祸。作为医生，他到过1998年长江洪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救灾现场，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抗洪的长江大堤上。2000年初，每次他到红河州的那些“缺医少药”的村子，找他看病的人会排成长队，他会被至少十个人围住，从早“坐诊”到晚——迪亚拉医生来者不拒。

2018年，云南省元阳县攀枝花乡，迪亚拉和村民们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迪亚拉医生是神秘的。1997年，当在四川读中医博士的他爱上四川姑娘杨梅、想和她结婚时，杨梅父母反对说，“谁知道他在马里有没有结过婚？”人们对他的祖国马里共和国的了解，远不及他对中国的。这种差异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日益加深。现在，迪亚拉熟悉的方言比很多中国人都多，包括北京话、粤语、四川话、云南话，一些哈尼语和藏语。以至于，他流畅的普通话夹杂一丝“四不像”的怪异，不管在南方北方，听者总说他的口音来自异乡。

迪亚拉医生似乎生来会成为一个医生。他生于医生世家，很小的时候，就住在父亲做院长的医院院子里，经常旁观父亲看病。从父亲那，他很早熟悉了希波拉底誓言，“无论至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明白从医要“爱他人如爱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体会病人身上那些伤痛”。

迪亚拉说医生服务的是“众生”，不是中国人或马里人，他形容自己是“地球村的村医”，作为一个医生，最重要的治好眼前的病人，无论对方来自哪里。

关于人生中的一些重大转折，很多时候他用“缘分”“直觉”来解释。例如，起初他有去前苏联的留学机会，但他放弃了，后来又赶上了来中国的项目，所以来了中国；到中国之初他在北京学习普外科，但他觉得普外科当时给留学生设置的课程太简单——他是以全省第一从马里的医学院毕业的——于是转学中医。很小的时候，他就见过中国医疗队在父亲的医院给病人针灸；做无国界医生，是失业时恰好在路上碰到老同学，同学正在为无国界医生项目寻找医疗官；做乡村医生培训，是因为做无国界医生时发现一些乡村医生基础太差，他觉得不得不做；而后来救助的许多病人，则是顺着和他保持联系的学生们，出现在他面前。就像迪亚拉自己所说，他做这些并非有意为之，只是“一件事引发另外一件事”，“刚好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