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48岁研学团导游在烈日下死去

7月2日，一位48岁的导游龚贺在颐和园带队时，因连续高温暴晒，最终体力不支而倒下，死因为“热射病”。这是一种因体温过高而引发的疾病，当身体核心温度（一般以直肠温度为准）超过40度时，就会引发恶心呕吐、呼吸和心率加快、意识模糊甚至昏迷等症状，严重则导致生命器官损伤直至死亡。

高温高湿的环境因素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是造成热射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而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今年6月以来（截止到7月6日），南郊观象台35℃及以上的高温日数为19天，为1951年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多。与此同时，截至7月6日，北京已经出现五个40℃以上的高温天。

这已经不是今年第一例因热射病死亡的病例，龚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一群体的特性，他们大都是长期处于户外的体力劳动者，年龄在四五十岁，因难以和用人单位认定劳动关系，去世后无法被认定工伤。他们的去世，暴露出在公共卫生系统中，长期被忽视的高温干预与监管缺失。

对龚贺而言，这个夏天本是一个新的开始：过去三年，疫情反复，旅游业全面停摆，从业者像置身于一艘行驶在暗夜的船上，不断经历风浪。最终，在2023年的夏天，黎明到来，龚贺却未能上岸。

倒在烈日下

7月2日中午，北京，气温直逼36度，无风，颐和园的行道树在烈日的暴晒下纹丝不动，整个园子像一个大蒸笼，在露天里走上一会儿，人就闷得透不过气。

龚贺是在上午10点到达颐和园的。按照原定计划，这天他要和两个研学团的老师一起，带领30多个孩子参观颐和园，按照常规的参观路线，导游将和孩子们一起，从东门进，坐一段船到17拱桥，绕长廊等景点转一圈，最后从北如意门出。一路都在室外，没什么阴凉遮挡的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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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至6月30日全国平均高温日数历年变化（1961-2023年）（图｜国家气候中心）

龚贺今年48岁， 1米82左右，体重200多斤，说话带着一股地道的京腔，因为人高马大，他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大熊”。干了二十多年的导游，历史讲解是龚贺最喜欢也最擅长的部分，每次来到颐和园，都能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个小时，但这天，参观到后半段时，他的讲解越来越少。但孩子们多，又吵闹，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微小的异样。

12点10分，从颐和园出来之前，龚贺用微信联系了大巴车司机，此时，他的声音已经有些许反常，大巴车司机没有听清楚龚贺在说什么，他们又打了一个电话，这才确定好接车的位置。12点30分左右，龚贺看着孩子们上车后，坐到了车子的第一排，按照正常的工作流程，导游一般会在这时候拿着话筒告诉游客们，下一站去哪，多长时间，但龚贺一路没再说话。

半小时后，大巴车到达餐厅，研学团的老师们带着孩子们下了车，龚贺还是不动弹，大巴车司机感觉不对劲，他走上前去，此时的龚贺呼吸急促，意识模糊，嘴里嘟囔着“歇会儿，歇会儿”，大巴车司机喊来研学团的老师，一起打了120电话。急救车很快赶到，现场为其打了一针肾上腺素后，紧急开往航天中心医院。“航天中心医院的医生说，送到的时候体温已经高达42度了。”龚贺的父亲龚关英告诉本刊记者，他在下午三点多接到儿子出事的消息，一个多小时后赶到医院，龚贺已经没有心跳。

死亡证明上，龚贺的死因为“热射病”。这是一种因体温过高而引发的疾病，2021年发布的《热射病急诊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指出，当身体核心温度（一般以直肠温度为准）超过40度时，就会引发恶心呕吐、呼吸和心率加快、意识模糊甚至昏迷等症状，严重则导致生命器官损伤直至死亡。近十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和极端高温的频繁出现，在国际上，热射病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