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洗牌年代｜那是个好地方

我的少年到青年，是过渡的十年，没所谓的个人藏书，只记得一座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海复兴中路独立洋房，长甬道，两边金色梧桐，对面是常常传来琴音的法式公寓“陕南邨”（旧名凡尔登花园）。没读完初一，风景被“文革”画面切换，暑假后，全市学校继续停课“闹革命”，我父亲是打倒对象，九月，全家被迫搬到沪郊，因此很少回校，只一次听同学议论，复兴路少儿图书馆的大门，早被钉死了。这话意思是，此图书馆向来是少年人注意的目标。我大哥学校的多个学生组织，也紧盯校图书馆。革命前同学们进馆，有规有矩，文雅借书，清楚书目详情；等逢乱世，面临一种人人可以“抢”的市面，部分少年人的盘算惦记，就在如何伺机采取“革命行动”。果然有一天，某少年急急来报——就在前夜，校外某一学生组织突然“砸烂”了本校图书馆——其实是悄无声息的“转移”更准确，深夜隐秘大动作，在驻校多个革命学生组织的眼皮子底下，搬走了所有“有批判价值”“反动”图书，不声不响，顷刻间不明去向。忽遇变局，所谓“措置太骤”，肯定有了内鬼！引发了学生领袖们相互攻讦，私下都极其懊恼，有人形容说，这就是“噬脐之悔”。

记忆里最早接触的书，永远是俄苏作品，《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是少见刊本，托尔斯泰早期特写集，沙皇时代某军官眼里的克里米亚战事，年轻贵族的文雅笔触，《顿河故事》（草婴译，1950年代上海文艺版），大名鼎鼎肖氏的早期习作，乡野草根观念，丰富的现场画面，整部短篇集，强调人性张力，父子、兄弟相残，赤裸而惨烈，之后再没发现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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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鄙视图书的时代，也是极为珍视书籍的岁月，所有公私图书之劫难，学生肯定是主要执行者，但因避讳与遗忘，鲜见这方面详细回忆；1966年的书基本有两种命运，一是“封存之书”，运至仓库或地下防空洞，沉入无尽的黑暗，蒙尘或腐烂；另一批是活泼的“流通之书”，经由革命学生的抢夺，传递，水银泻地，静静回流于社会各暗处，记录后者这一类的温和文句，可以有（包括本文）……例如：他或者她，如何因一个偶然，受了某一本或半本零缣断素之影响，改变了什么观念，打开了人生另一个什么名目的窗……这类谰语浮言慢慢汇合，形成这一辈青年的“地下”阅读史。

1969年，我已随大批同龄青年，去到黑龙江黑河地区农场务农。全场聚集各城市青年五千余，附近另有同等规模“格球山”“七星泡”等大型农场，招募各城市青年无数——其时中苏关系异常紧张，农场原大批劳改人员全部迁走了，也就以大量的城市青年回填，接受原劳改干部的领导，某个分场的青年们，甚至直接入住到四面高墙、岗楼电网的原劳改犯营舍。短期内，有些农场给青年们发长枪（子弹只一枚），朝鲜战争的老枪，包括二战期间伤痕累累的马枪。十月初开始上冻，不久就下雪了，传闻某一青年在雪后的深夜，跨过了冰封的黑龙江，投奔去到对岸，原因不明，雪地留下他一串孤独的脚印，对于这类“叛逃”，苏方往往不予接纳，最后通知了中方边境，送回一具蜷缩冻硬的尸体，死者书包内，发现了一中文版《驿站长》，一本《外国民歌两百首》（当时被禁最著名“黄色歌本”），解剖发现，他的胃是干瘪的，只剩一些土豆残留物。之后无数个寒冷的夜晚，农场田野上空出现幽灵一般的信号弹，大批青年被哨子惊醒，摸黑慌忙穿衣集合，在雪地里急行军，四处探查。当时我知道连队某青年，同样秘藏了一册《外国民歌两百首》，每次半夜起身，他都把这个本子塞在胸口，这位歌唱爱好者向我解释，这是他最珍视的东西，就是今夜他忽然死了，暴露了怀中之物，也在所不惜，“我至少出名了”。黑暗中，他的牙齿发出亮光。

黑龙江两岸，当年处于极端的抗衡之下，所谓苏俄小说，仍旧是此岸青年的“地下阅读”主干，放眼是广阔的雪原，白桦树，马拉雪橇，春风里手风琴的琶音，山楂树满树繁花，都让青年们联想译文中的风景。在黑暗中夜行军之时，眼前总在闪耀《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的火光，听闻肖洛霍夫《顿河故事》铿锵的中译语言，这奇怪的通感，应为中苏蜜月期间那挥之不去的，天量印刷数字所形成的印象碎片，与那种反复诵读，强化于大脑的烙印有根深蒂固的必然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