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我的生死观,养老人生设计

钱理群

作者简介：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钱理群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多有撰述并为此奔走。他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原标题为 “钱理群：我的生、死观，养老人生的自我设计 ——阿图. 葛文德《最好的告别》、雷爱民《死亡是什么》读后有感”。

我的“养老学研究笔记”从学习国内外养老学研究著作“读后有感”写起，这是一个大有意味的选择。我从2020年开始着手并提倡“养老学研究”，首先遇到的大难题，就是这是一个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的陌生的全新领域，凭借自己的人生经验、生命体验勉力写几篇以后，就很难持续。我也因此明白，必须变换自己的角色，当一名80后高龄的“老学生”，从老老实实地研读中外养老学研究论著做起。这也就意味着，我的养老人生要自觉进入一个“再学习”的新阶段，不仅在原有专业范围内发挥余热，还要开拓新领域，探索自我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真正做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或许正因为如此，我这一段时间在阅读我的两位启蒙老师葛文德、雷爱民先生的论著时，始终处于既好奇又兴奋的状态；如评论者所说，这是真正的“生命之思”之作，引导我们“从不思到寻思，从浅思到深思，从顺思到反思，从技术之思到哲理之思”（王一方：《了不起的葛文德：生命之思与医学之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的关于“生与死”，关于“养老人生”的思考，就从碎片化的感悟，逐渐系统化与理论化。但我也不想放弃自己人生经验、生命感悟相对丰厚的长处，这篇“读后感”，就既借鉴了两位的理论概念、体系，又有自己的随意发挥，成了“不伦不类”之作，而这样的“不伦不类”正是我的追求：我毕竟不是、也不想成为专业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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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生与死”的问题，我当年在研究鲁迅《死后》等相关著作时，就有所关注与思考，这也成为我现在重新思考和讨论生、死问题，设计老年人生时的一个基础。但我真正面对生死，将其变为自己的生命命题，则是在2018年8月，我和老伴崔可忻同时被确诊患了癌症（我患了癌症中最轻的前列腺癌，可忻则患了胰腺癌的绝症）以后。在此后一年时间里，“生与死”就成了我们无法回避的人生课题，也是彼此议论的中心，我们都是无神论者，从不回避谈生论死。我们共同经历了“由生到死”的全过程。雷爱民先生书里描述的“生理死亡过程”，从“频死期”、“临床死亡期”到“生物死亡期”，以及“心理死亡过程”，从“意识清醒期”、“否认期”、“愤怒期”，到“协商期”、“抑郁期”、“接纳期”，我们都一一亲历。给我刺激最大、最难忘的是，可忻身体与精神失控、出现种种怪异举止，“谵妄”病发的情景：她惊呼，医院所有的人，包括身边的护工都在时时策划如何谋害自己，她必须逃跑，又不知逃往何方。我却从中看到了可忻以及我自己，甚至我们这一代人历经无止境的政治运动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受控制、不安全的恐惧感，现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作为一种“病态”爆发出来，确实惊心动魄。这时候，只能依靠我和可忻自己理性承受，并作出最后的选择：我们拒绝“好死不如赖活”的传统，在经过一切努力证实医疗无效以后，就选择了在我和孩子陪伴、善终服务医护人员调理下，“不以治疗为主，以减少病痛，有尊严地活着，安宁地死去为要”的人生终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