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新华社内参:延安已经饿了十好几年

1980年3月，北国大地春意萌发、冰雪消融。四位新华社记者奔赴西北，开始了为期近半年的黄土高原农村调查。他们写下大量的“内参报道”，供中央最高决策层参考。这里，是其中的一部分。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老汉。我们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

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

还是高老汉首先开口，问我们从何处来。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

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

我们从太原西行到吕梁山区，再西渡黄河到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又沿咸榆公路南下延安，一路上逛街头、串饭店，讨饭的人比前几年少多了——一般县城里都只有一两个、两三个要饭的。其中延安的变化，尤为引人注目。

1974年夏天，我们曾经访问过延安。

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我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记得那次我们在东关附近的一家食堂观察了半小时，就看到十七个讨饭的。在另一家食堂门口，坐着一个瞎眼老汉，手里端着一只饭碗，不住有气无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这个老汉名叫刘玉发，是姚店公社纸坊生产队的人，已经七十五岁了。年前队里照顾他一百五十斤原粮，早已吃完，只好流落在街头。三伏天，他下身还穿着去年冬季国家救济的一条旧黄军棉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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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挨着老汉还坐着一位双手残废的中年人，听刘老汉向我们诉说苦情，同病相怜，两眼珠泪滚滚。

这些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我们到清凉山上原延安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幸而时届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可是，沿街乞讨、露宿街头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圣地，来此观瞻的外宾很多，每逢外宾到来之前，公安人员都要一齐出动，将流落街头的讨饭人集中到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再遣返回去。

为了防止讨饭人逃跑，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轿车。可是，一到中途休息或吃饭，车刚一停，年轻人和大一点的孩子便纷纷从窗口钻出逃跑了，以至遣返的汽车还没有回来，这些人已经再次在延安街头出现了。有的人还跟公安人员顶嘴，毛主席、共产党哪一条政策规定不准要饭，没有粮吃就该在家里等着饿死吗？公安人员无言可答。

要饭的人遣返不完，是因为农村实在没有粮了。据地委的同志讲，当时延安地区有三分之一农民吃糠，还有一部分农民连糠也吃不上了。各县粮食加工厂的麸皮、谷壳大部分返销了回去。粮食部门还作了临时规定：一斤粮可以换麸皮一斤半，或玉米皮五斤，或高粱皮五斤，或谷皮六斤。有些社员拿国家的返销粮去换一部分麸皮和谷皮，但这也并不能敞开换，要走后门才行。什么门路也没有的农民，在吃光了糠菜之后，就只得外出流浪了。

这一次，我们再访延安，情况大为好转。6月13日下午，我们在延安街头串了八家饭店和十几个饭摊，一共只遇到八个要饭的。

在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所长高正谦告诉我们，粉碎“四人帮”以来，收容人数与年俱减：1977年1至4月，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去年同期减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今年同期又减少到二百二十多人次。

收容人数的急剧下降，表明陕北的农民已经从贫困饥饿的“深沟”里，开始往上爬了。

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的消息传到北京，人人皆感兴奋。作为时代脚印的记录者，我们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的激动。然而，激动之余，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十一个年头，我们还要把要饭人数的多寡当做一把尺子，去衡量农村形势的好坏，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标准呵！

“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