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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中央文革小组18名成员 为什么都遭了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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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诞生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文革期间一个权力机构,一开始站在权力巅峰,在短短数年间集体坠入深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几年,主要依靠他亲手组建的这个超级权力机构。它是凌驾于既有党政体系之上的“非常机构”,一度掌控舆论、运动与清洗的最高权力,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最锋利的政治工具。这个小组的成员,无一不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权力核心人物,有人是毛的亲信笔杆,有人是理论旗手,也有人是地方与军队的代表。


然而,历史的讽刺在于:这个专门整人的机构,最终却无一人能逃过被整的命运。从权倾一时到身陷囹圄,从口诛笔伐他人到被公开审判,18名成员的结局几乎全数走向悲剧,构成了一幅权力反噬自身的残酷图景。政论人士的文章进行了仔细的分析: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顾问:康生。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同日,中央补发通知,通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又补充了四名组员: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

郭影秋是华北局的代表;郑季翘是东北局的代表;杨植林是西北局的代表;刘文珍是西南局的代表。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文革前期整人的工具,但是,到后来,中央文革小组的18名成员,在不同时期,全部成为挨整对象。下面,对18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厄运作一简要介绍:

江青

江青毛泽东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曾被称为“文革旗手”,自称“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1976年10月6日,毛去世不到一个月,江青被毛生前选定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华国锋下令抓捕。


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江青被控犯四宗罪:(1)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2)阴谋颠覆政府;(3)反革命宣传煽动;(4)诬告陷害。

1991年5月13日深夜,江青北京秦城监狱内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陈伯达


从1939年起,陈伯达就是毛泽东身边最重要的笔杆子。

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被增补为中共政治局常委。1969年3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陈伯达再次“当选”中共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是毛泽东30多个秘书中官职最高的一个。

但是,到了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翻脸,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9月,陈伯达被隔离审查。

1971年9月13日,陈伯达被关进秦城监狱。1973年中共十大上,陈伯达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1月25日,陈伯达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判刑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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