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绑架」了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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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翔: ﹕梁振英「绑架」了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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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专讯】田北俊因建议梁振英考虑自行辞职而被中共极速撤除他的政协委员职位，消息公布後，我第一时间的感觉是：梁振英成功地「绑架」了习近平以及整个中国共产党。何以故？因为习近平似乎要无条件地「捍卫」梁特首。

梁振英之所以能够「绑架」习近平，有唡个原因：

其一是香港特首的选举制度使他有条件这样做。自从唡年前习近平决定梁振英为特首後，中共拼全力扭转选委会的投票意向，迫使1200人的选委，有689人（57%）「选」出梁振英。正是这种强力干预，使建制派从此分裂，至今未复元气。由於梁振英的「胜选」是习近平决定、再由中央施压下取得的，因此从这一天开始，任何挑战梁振英特首位置的人，就是在挑战习近平的决策、挑战共产党的权威。现行特首选举制度的这个缺陷，决定了香港特首有条件「绑架」习近平和中共。

其二是中央误读香港「雨伞运动」为「颜色革命」，使不断兜售「颜色革命」论的梁振英有机可乘，他把「梁振英下台」的口号当成「颜色革命」的目标和纲领。中央为挫败「颜色革命」 ，梁振英就非保不可。中央这个误判，令梁振英在现阶段的地位稳如泰山。他愈宣扬佔领运动是颜色革命，中央就愈要保他。所以他管轄下的中央政策组，最近就连篇累牘地论证佔领运动是颜色革命。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左派元老级人物如吴康民、曾钰成等，都公开质疑「颜色革命」论的可信程度。可见得，梁是利用中央对香港局势的误判而从中巩固自己的位置。
基於这唡个原因，梁振英就很实质地「绑架」了习近平和中共，使他取得一道「免死金牌」。

为使梁振英不下台，习近平正在付出沉重的「赎金」。这些政治代价要言之有五：

一、自毁「政协」形象

政协是中共政治体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曾经是中共赖以取得政权的重要工具。按照政协章程，它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它具备四大功能：统战、谘政、民意、监督。它有一个「16字方针」用来指导处理中共与非共人士的关係。这16字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田北俊因为建议梁振英考虑自行辞职而被「炒鱿鱼」，是完全违反了政协章程和16字方针。田的举动，完全符合「谘政、民意、监督」等功能（或权责）。作为政协委员，这本来是他职责所在，可是郄遭到政协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惩罚（註1）。为保梁振英，习近平不惜破坏了过去30年来中共重建政协的努力，使政协永永远远都只能是一个政治花瓶，这对政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二、强迫人人表态，破坏统一战缐

为了保住梁振英，中共打破了它自己的规定，在报纸上公开对香港富豪的点名批评。这件事有内外恶劣影响。

对国内来说，它自己破坏过去在宣传、统战等方面的一条严格规定，就是不能随便在报上点名批判。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於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与人为善、慎重点名……在不涉及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一般不对公民个人做点名批评」。此项规定今日竟然因为要「挺梁」而被中共中央带头破坏了。

对香港来说，这是把内地政治鬥争中强迫「人人表态」、个个「政治正确」的做法搬来香港，这将严重侵蚀香港的价值观、威胁了香港的思想言论自由，并且在相关人士中製造不必要的、无形的政治恐惧，徒使香港对大陆产生更大的反感厌恶情绪。长远来说，代价是很大的。

三、为梁振英的错误政策背书

中央为了要「挺梁」，对梁振英的错误也只能视若无睹。梁振英个人的思维已经决定了在他任内香港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这可以从唡件事看出：
一是他视政府与泛民的关係为敌我矛盾（註2），由於泛民拥有全港市民近60%的选票，这就等於说，他与佔全港60%的市民的关係是「敌我关係」。这种思维又怎可能使香港有真正的政治和谐？

二是他认为收入低於14,000元的人不应该有提名特首的权力，否则会造成福利主义。竞选时打着关注基层旗帜的梁振英，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竟表示，提名委员会若只求人数衆多，政策只会向收入14,000元以下人士倾斜，令香港变成福利社会。根据香港统计处，全港373万在职人士，其中约186万人都是月入14,000元或以下，按梁振英讲法，约50%的人在提委会中都不应有话语权，可谓相当荒谬。

政治上视60%的人为敌人，经济上视50%的人为不应享有特首提名权。换言之，他的思维令他站在大多数市民的对立面。所以，他本人就是香港社会的乱源。这种人本来就应该下台，可是为了习近平和中共的面子，对他的这些错误就只能视若无睹。

四、纵容梁振英的利益衝突醜闻

梁振英收受澳洲UGL高达5000万港元的利益而没有向香港政府申报一事，涉嫌有严重的利益衝突，立法会泛民议员意图跟进调查，郄给建制派议员否决。建制派议员反对，反映北京保梁的决心。这本质上就是纵容梁振英的过失。对目前习近平正在进行的「打老虎」运动，是个很大的讽刺，它会令人更相信习近平的「反贪」仅仅在於清除异己而已。
事实上从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对梁涉及巨额海外利益输送的反应（他轻描淡写地说：「此事早已经知道，不是新闻）看，梁振英可能在出任特首时，已经对中央有所交代，所以出事後中央会淡化处之。如果这个推测成立，则出现唡个严重问题：一、梁振英只向中央交代不向特区交代，视特区法律如无物。二、即使涉及利益输送，只要後台够硬，照样无事。这唡个结论，都是对法治的破坏。这是中央无原则保梁的恶果。

五、错失一个解决香港困局的机会

在「一国唡制」下，特首是「唡制」之间的「界面」（interface），「界面」的功能良好时，「唡制」之间的矛盾会得到纾缓，反之亦然。作为特首，梁振英不但没能释除或缓和中央对香港的疑虑，反而在不断加深中央的疑虑（从中央政策组连篇累牘反覆论证颜色革命可以看出），在香港目前面临的困境中，他扮演了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在这种局面下，香港市民要求他下台，以便换取一个政治空间来重建中央特区的信任，这是很合理的要求。可是在「力保梁振英」的决策下，任何倒梁者如田北俊、任何不表态挺梁者如富豪们，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惩罚，这就平白丧失了一个可能解决问题的路径，令错误政策会一直延续下去。

鑑於「保梁」的政治代价如此之大，人们不禁要问一下习近平：「您甘心被梁振英绑架吗？」

註1：政协今次是首度引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29条，把田北俊免职。根据该条文，若委员「严重违反」章程又或全体会议和常委会的决议，可以先予警告处分，或撤销其政协资格
註2：梁振英此说的来龙去脉见2013年1月20日《阳光时务周刊》对刘梦熊的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