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秘密錄音事件” “竊聽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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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29 01:33:59

1961年4月,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調查研究。26日晚,他突然接到中辦副主任龔子榮的電話,要求楊尚昆務必於第二天下午趕回北京。當晚,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腦子中很亂,整夜未睡好。”

27日下午5時20分,楊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門車站,他“當即向小平、彭真略談了一下情況”。回京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處於中央一線工作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彭真匯報,看來此事非同小可!此後幾天,楊尚昆又找到周恩來秘書康一民、毛澤東秘書葉子龍等人多次談話。而這些天來攪得楊尚昆吃睡不寧的,正是震動中央高層的所謂“竊聽器事件”(也稱“秘密錄音事件”)。

原來,1961年春,毛澤東乘坐專列到廣東、山東等地調查研究。某日,毛澤東和一位服務員在專列辦公室談話。完後,服務員步出,恰遇另一專列工作人員。這位工作人員得意地告訴服務員,他知道剛才毛澤東與服務員的談話內容。服務員問他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員便展示了錄音裝置。服務員轉身便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聞訊後,大發雷霆。

對中央領導錄音的有關規定

對毛澤東的錄音始於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更准確、更完全地保存黨中央會議和中央領導同志在會議上的講話的歷史文獻資料。錄音工作的建議是葉子龍首倡的,他覺得有責任利用現代化的記錄手段,“盡量把毛澤東的話一字不漏地記下來”。他曾多次向楊尚昆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匯報過這個建議。毛澤東也是認可的。毛澤東曾對葉子龍說:“錄音要搞個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嘛。”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辦機要室對錄音范圍和內容做出明文規定。毛澤東看過這個規定,表示同意。

然而,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開會議,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講到中蘇關系時,關照不要做記錄,當時胡喬木插話,還有錄音呢。毛澤東批評說:是誰讓錄音的,搞這幹什麼?葉子龍立即讓錄音員停止了錄音。從此,機要室就再沒有自行派錄音員跟隨毛澤東外出錄過音。

既然杭州會議後葉子龍再也沒有派人跟隨毛澤東外出錄音,那麼,1961年“錄音事件”的錄音者又是誰派的?

“錄音事件”引發的政治風暴

5月2日下午,楊尚昆向剛剛返京的周恩來總理匯報了“錄音事件”。8日晚,楊尚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錄音事的疏於檢查作檢討並請處分”。20日上午,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和楊尚昆又在一起商談了關於錄音問題的處理意見。

6月24日下午3時半,楊尚昆召集有關人員,“交代洗掉過去的錄音帶問題,彭真參加”。

早在同年4月,中央書記處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批評了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並給機要室主任葉子龍、副主任康一民以嚴重警告處分,給機要室副主任吳振英(時任劉少奇秘書)以警告處分。5月17日,中央書記處批准了《關於錄音、記錄問題的決定》,規定中央和地方黨政軍群一律不准搞錄音。

“秘密錄音事件”引發的政治風暴實際上遠不止這些,葉子龍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所謂‘秘密錄音’一案中,不僅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幹部和機要室的許多同志被迫害,而且還株連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單位的負責人。”葉子龍本人也因此案被監護審查了七年之久。

撥亂反正以後,黨中央重新審查了“秘密錄音”一案,並為有關人員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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