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總教大家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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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19 06:55:01

習近平:我的"黑幫子弟"生涯(圖)
文章來源: 多維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002年擔任福建省委副書記時曾寫過一篇文章《我是黃土地的兒子》。在這篇文章中,習近平詳細自述了文革期間由於父親習仲勳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被立案審查,自己作為“黑幫子弟”到故鄉陝西插隊落戶,與鄉親們一道打井、築壩、修公路,發展生產,改變家鄉面貌的經歷。全文如下。

1993年習近平回到陝西省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看望鄉親們並合影

1969年1月我作為“黑幫子弟”,來到陝西延川縣文安驛鎮的梁家河插隊落戶。

離開京城,投入一個陌生的環境中,周圍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僅15歲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獨。但我想,黃土高坡曾養育了我的父輩,她也一定會以自己寬大的胸襟接納我這個不諳世事的孩子。於是,我真誠地去和鄉親們打成一片,自覺地接受艱苦生活的磨煉。幾年中,我過了四大關:一是跳蚤關。在城裡,從未見過跳蚤,而梁家河的夏天,幾乎是躺在跳蚤堆裡睡覺,一咬一撓,渾身發腫。但兩年後就習慣了,無論如何叮咬,照樣睡的香甜;二是飲食關。

過去吃的都是精米細面,現在是粗糲的雜糧,可不久我便咽得下,吃得香了,直到今日,我對陝北的鄉村飯菜還很有感情,就拿酸菜來說,多時不吃還真想它。三是勞動關。剛開始幹活時,我掙6個工分,沒有婦女高。兩年後,我就拿到壯勞力的10個工分,成了種地的好把式;四是思想關。這是最重要的,我學到了農民實事求是,吃苦耐勞的精神。同時,鄉親們也逐漸把我看做他們中的一分子。我生活在他們中間,勞作在他們中間,已經不分彼此,他們對我坦誠相待。讓我做赤腳醫生,做記工員、農技員。20歲那年,又選我做大隊黨支部書記。我和社員一道打井、打壩、修公路,發展生產,改變家鄉的面貌。我已認定,這裡就是我的第二故鄉。

1993年,我再回梁家河時,有的鄉親提到,當年我在村裡創建鐵業社,為村民增加了收入;我帶領大家開挖出陝西第一口沼氣池,讓村民用沼氣照明、做飯。可是,我所記得的,是他們曾經無私地幫助過我,保護過我,特別是以他們厚樸實的品質影響著我,熏陶著我的心靈。

15歲來到黃土地時,我迷惘、彷徨;22歲離開黃土地時,我已經有著堅定的人生目標,充滿自信。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裡培養出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

古人鄭板橋有首詠《竹石》的名詩:“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我想將之改幾個字,作為我上山下鄉的最深刻體會:“深入基層不放松,立根原在群眾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煉人。七年多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獲益匪淺,同群眾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為成長進步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

在團結方面,我從小就受到家庭的影響。我父親經常給我講團結的道理,要求我們從小就要做講團結和善於團結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給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話講,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慮自己願不願意,還要考慮別人願不願意,因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麼事情都以自己為主,就是不行的。父親講的團結方面的道理,當我們後來生活在集體環境時,體會就很深刻了。無論是上寄宿學校,還是下鄉和參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團結處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較好;凡事團結處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別是後來上山下鄉到陝北,遠在千裡之外,舉目無親,靠的就是團結。在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訓。在上山下鄉時,我年齡小,又是被形勢所迫下去的,沒有長期觀念,也就沒有注意團結的問題。別人下去天天上山幹活,我卻很隨意,老百姓對我印象不好。幾個月後我回北京,又被送到從前的太行山根據地。我姨姨、姨父把我媽媽帶出來在這裡參加了革命,他們都是我很尊敬的人。姨父給我講他當年是東北大學學生,“一二九”以後怎麼開展工作,怎麼到太行山。他說,我們那個時候都找機會往群眾裡鑽,你現在不靠群眾靠誰?當然要靠群眾。姨姨也講,那時我們都往老鄉那裡跑,現在你們年輕人,還怕去,這不對!何況現在城市也不容易,我們在這兒幹什麼?天天讓人家當做流竄人口?

當時的國慶節經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後,又不讓我們回去,先關在派出所,一進去就是四五個月。而且關進去不是讓你白坐著,還要讓你幹重體力活,海澱一帶的下水管,都是們埋的。

聽了他們的話,回去以後,我就按這個思路努力跟群眾打成一片。一年以後,我跟群眾一起幹活,生活習慣,勞動關也過了。群眾見我有所轉變,對我也好起來,到我這串門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漸成了那個地方的中心,時間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絡繹不絕地進來。進來後,我就給他們擺書場,講古今中外。

他們願意聽城裡人侃大山,講他們不懂的事,漸漸地就連支部書記有什麼事情都找我商量。他說,年輕人見多識廣,比他懂得多。這樣,我在村裡有了威信。我那時不過十六七歲,村裡幾個老頭有什麼事也都找我商量。現在有幾個作家的作品中把知青寫的很慘,我的感覺並不完全是這樣。我只是開始感到慘,但是當適應了當地的生活,特別是和群眾融為一體時,就感到自己活的很充實。

我的成長進步始於陝北。最大的收獲一是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大概到了1973年,我們又集中考大學,像我這樣家庭背景的人在當時是不可能被錄取的。後來我又去馮家坪公社趙家河大隊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當時是團員,不是黨員。縣團委書記也是北京知青,清華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負責的趙家河大隊後說:讓你到這裡“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麼樣我都認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壞了算我的。我那時候才20歲。趙家河大隊在整社中換了一個30多歲的人當支部書記。那個村整得好,群眾也信任我,要求留我在村裡工作,而我插隊的梁家河大隊也要我回去工作。要留在村黨支部工作,就是有個是不是黨員的問題。我已先後寫過十份入黨申請書,由於家庭原因都不批准。這次公社又將我的入黨問題交到縣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黨問題時,當時的縣委書記說,這個村姓氏矛盾復雜,本地人很難處理好,確實需要他回村裡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結論在哪兒?沒有,不能因此影響他入黨。所以就批准我入黨,並讓我當了大隊支部書記。讓原來的大隊支部書記擔任大隊革委會主任。

在此之前,入團也是費盡了周折,入團申請書前後寫了八份。第一次寫完入團申請後,我把大隊支部書記請到我的窯洞來:一盤炒雞蛋,兩個熱饃。吃完後我說,我的入團申請書你該遞了吧?他說,我怎遞?上面都說你是可教子女。我說,什麼叫可教子女?他說,上面說你沒劃清界限。我說,結論在哪?一個人是什麼問題,得有個結論。我父親什麼結論?你得到中央文件了?他說,真沒有,遞,那就往上遞,從公社回來之後,他說,公社書記把我罵回來了,說我不懂事,這樣的人,你還敢遞?我說,我是什麼?我幹了什麼事?是寫了反動標語,還是喊了反動口號?我是一個年輕人,追求上進,有什麼不對?我毫不氣餒。過幾天,又寫了兩份申請,請支書又給遞上去了,就這樣一直寫到第八份。我那時已沒有那種淒苦之感,或者是一種自卑感,只是一個感覺,就是黨內、團內好人越多,壞人會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能讓我入。當寫到第八份時,終於批下來了。當然,這是得到了公社團委書記的支持後才批的。團委書記到我那裡,跟我聊了5天,最後成為“死黨”。後來也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辦主任後,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個小山溝的青石板上坐下,說,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出來了。我說,“黑材料”拿來有什麼用?

他說,燒了吧!我說,你敢啊?掉腦袋的事。他說,怎不敢,我看這材料不是你學校寄來的。因為我那時是中學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學校給的,是中央黨校寫的,當時我母親在中央黨校,“文革”中我們家被抄之後,搬到黨校裡去。到黨校後,因我有一股倔勁,不甘受欺負,得罪了造反派,有什麼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認為我是頭兒,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軼歐作為“黑幫”的家屬揪出來了。那時,我15歲都不到。他們說,槍斃夠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沒什麼區別,都一百次了還怕什麼?但是,當時連派出所都沒送,只是在威脅我,說專政機關對你實行專政,再給你5分鍾。之後,念毛主席語錄,天天晚上熬夜。我說,我只要在那能睡覺就行,別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門口就又被拉回去。後來決定送我去少管所,當時少管所設有“黑幫”子弟學習班。在要我去的時候,床位滿了,大概要排到一個月後才能進去。就在這時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於是我馬上到學校報名上山下鄉,我說,這就是響應毛主席號召。他們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屬於流放,就讓去了。

經過這麼多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鄉的周折,最後,這個村子需要我,離不開我,我當時的感覺是在農村好,如果當個工人或者當這個、那個,越是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厲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在陝北農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劉少奇、鄧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習”和劉瀾濤、趙守一等,“彭、高、習”即彭德懷、高崗、習仲勳。搞大批判還是由我來念報紙,當地有幾個識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見慣,也無所謂了。但當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畢竟是我父親過去的根據地。我父親那時是“陝甘邊”的蘇維埃主席,當時才19歲。有這個背景,就有很多人保護我、幫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較堅強,就這麼過來了。

我的成長,進步應該說起始於陝北七年。最大的收獲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現在我還受益於此。剛到農村的時候,經常有要飯的來,一來就趕,讓狗去咬。

因為當時在我們這些學生的概念裡,要飯的都是“壞分子”、“二流子”,不知道當時那正是“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糧”。老婆、孩子都出去討飯,把糧食都給壯勞力吃,讓他們忙春耕。這些東西是在農村生活一段後才了解的差距,有很多感慨;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說,刀在石上磨,人在難中練。艱難困苦能夠磨煉一個人的意志。

七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後來遇到什麼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幹事,現在幹嘛不幹?你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這個對人的作用很大。一個人要有一股氣,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戰的勇氣,什麼事都不信邪,就能處變不驚、知難而進。

我那時一邊當村幹部,一邊總想著有機會還是想上學深造一下,因為讀書讀得太少了,這與我理想的目標並不違背。那時候報大學,清華有兩個名額在延安地區,全分給了延川縣。我三個志願都填清華,你讓我上就上,不讓我上就拉倒。縣裡將我報到地區,縣教育局領導仗義執言為我力爭:清華來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請示學校。這又是一次機遇。1975年7、8、9三個月,正是所謂“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遲群、謝靜宜都不在家,劉冰掌權,他說,可以來嘛。當時,我父親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勳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開了這麼個證明,就上學了。走的時候,當地還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別羨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沒得說,一恢復高考,都考上了大學,還都是前幾名。

在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1993年我應邀回去了一次,當時我是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延安行署專員給我講,你們知青來了二萬六,號稱三萬。現在出了省部級幹部八個,廳局級幹部大概二三百個,處級幹部三千多個,這是一筆大資源。在八個省部級幹部裡,我了解的有王岐山。此外,還出了一批作家,像陶正,寫《魂兮歸來》、《逍遙之樂》,他是去延川的知青。還有路遙,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寫了《人生》。還有個作家叫史鐵生,寫了《我那遙遠的清平灣》,這個清平灣就是過去他插隊的延川縣關家莊。另外出了一批企業家。前幾年,延安搞了一次聚會,大概回去了上千人,拖兒帶女的讓下一代去體會一下,還拍了個片子,他們送了我一套。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們影響是相當深的,形成了一種情結叫“黃土情結”。在遇到困難時想到這些,就會感到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來選擇,如何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關鍵是要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否則,環境再好照樣會走錯路。

我插隊的那個村不通電,我走了以後幫他們搞了個變壓器,通了電。前幾年,又幫他們修了小學,後來又修了橋。這些都不是我出的錢。有的是我介紹去的幫扶項目,有的是我請求當地領導給予幫助,引起重視後解決的。我在的那個村絕對是個貧困村,延安養育了我好幾年,為延安老區農民做點事,是我們應該做的。

對於我們共產黨人來說,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必須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和政府的一切方針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最高標准,要時刻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時刻將人民群眾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想問題、幹事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像愛自己父母那樣愛老百姓,為老百姓謀利益,帶著老百姓奔好日子,絕不能高高在上,魚肉老百姓,這是我們共產黨與那些反動統治者的根本區別。封建社會的官吏還講究“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們共產黨人不幹點對人民有益的事情,說的過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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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者憶習近平在延安梁家河的7年插隊生活2012年11月15日 11:02
作者:陳芳(發自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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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看書影響農家孩子

北京知識青年到梁家河這個偏僻的山村,對社員來說是頭一次。鞏政榮比習近平小6歲,第一次見到習近平這些北京來的人,想都不敢想,“人家畢竟是知識青年,一個高幹的兒子,說的每一句話都不一樣,還到農村來幹活”?

習近平給鞏政榮剃過頭,教他學“蛤蟆式”泳姿(蛙泳)。鞏政榮弟兄8個,家裡條件不好,習近平還把自己的鞋子送給他,“雖然有些破,但對我來說是好鞋”。

1975年,習近平被推薦上清華大學。臨走,隊裡幾個同齡人去送他,鞏政榮那時上初中,在路邊打掃衛生勤工儉學,習近平看到他就停下來,拍拍他的肩膀,叫著他的小名“容輝,好好學習”。盡管鞏政榮家祖祖輩輩在梁家河種地,他卻成為那個年代為數不多的高中生。

鞏政榮後來在家裡還發現一本習近平贈給他哥哥的書,書上寫著一首小詩:暴風雨中見雄鷹,暮色蒼茫看青松,革命烈火試真金,平凡小事出英雄。

石玉興老人印象裡,習近平話不多,農閒時,就拿著書看。習近平帶了一箱子書,隊裡的年輕人就喜歡聚到他的窯洞,聽他講外面的事情,找他借書。

武輝比習近平小一歲,沒事就跑到他的窯洞去,在那裡接觸到了《水滸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靜靜的頓河》等中外名著,“一開始不敢跟他們借書,就跑到他們窯洞裡看,後來越來越熟,他們就說你拿去,拿到家裡去看”。武輝告訴鳳凰網,幾個知青中,他跟習近平看書學習最多。武輝後來成為一名教師。

先後寫了10份入黨申請書

9月6日,延川縣下起了大雨,武輝在家裡向鳳凰網講述了習近平在梁家河不為人知的坎坷。

1971年,武輝去教書,王憲平調到關莊公社任團委書記,與習近平一起來的大多知青也都參軍了,留下的人越來越少。習近平這樣家庭背景的人只能在梁家河繼續勞動,此時他的父親習仲勳正在北京衛戍軍區被監護。“他那時候也孤獨,六七十年代的農村,你想都想不到,沒有文化生活,一天到晚就是幹活,早出晚歸,晚上回來就是看些書,坐一塊聊天。”武輝說,也就是這個時期,他與習近平的接觸開始多起來,談古今中外,也聊當地風俗。

1973年,許多大學開始招生,武輝和他一起去縣裡考試,習近平的目標是清華大學。但當時是考試加推薦,家庭成分和背景就很關鍵,要根正苗紅。為此,習近平母親齊心還專程趕到延安,找到時任延安地區知青辦主任高明池,希望習仲勳的問題不要影響子女。延安這邊的問題解決了,但當時的清華由文革紅人遲群、謝靜宜掌管,清華這一關被卡了。

那一年,武輝也沒上成大學,回來後一直灰心喪氣,兩三個月才緩過來,“因為受他們(知青)的影響,很想出去的,想學習,到外面去看看。我們生下來就在那個山溝溝裡,小車都沒見過,天空偶然看見飛機,高興得不行”。

武輝覺著,習近平當時也很失落,但他不說,“他很少說自己痛苦的事,他心裡有啥事就不多說話,有了委屈也不說,我們一塊很少有痛苦的時候”。武輝告訴鳳凰網,也是從那時候起,習近平下了決心,要留下好好幹。已年屆八旬的高明池在病床上也向鳳凰網證實了這一點,“這個娃娃,上進心大,決心大,頭一回受那麼大打擊,決定不走了,要憑自己的本事,給地方做出成績”。

因為家庭背景,習近平入團、入黨、當上村支書,每一步走得都不容易。“當時大家都躲著‘反壞右’,村鎮沒人敢決定習近平到底能不能入黨。”王憲平說。

習近平先後寫過8份入團申請書、10份入黨申請書,公社都不敢批,認為他沒有劃清界限。習近平接受《中華兒女》專訪時追憶起這段經歷時說:“我那時候已沒有一些人那種淒苦之感,或者是一種自卑之感,只是一個感覺,就是黨內、團內好人越多,壞人會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讓我入。”

習近平的入黨問題,最後被提到縣委常委會上,由當時的縣委書記申昜拍板批准。曾在延川插隊的北京知青丁愛迪在一篇名為《陝北十年,那抹不去的回憶》一文中提到,他曾聽到申昜與文安驛公社書記白光星的談話:“白書記,人家近平在你們那裡表現得不錯,幾年了怎麼也在那裡攔住不讓入黨?這是我們陝北的孩子,我今天就請你來給我說說理由。”申昜說:“他爸爸的結論在哪兒?沒有。不能因此影響他入黨。”

1974年1月,習近平終於入黨,並很快當選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習近平那時的年紀,生活上要自立,語言上要交流,勞動上要吃苦”,武輝認為毛主席那句“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可以大有作為”這句話,在習近平那裡得到了最好的體現。

最後一個離開梁家河的知青

1975年,清華大學有兩個名額在延安地區,其中延川縣有一個。習近平三個志願全填了清華,延川縣委也推薦他上清華。此時的習近平因為建沼氣已經是延安地區的先進知青,地區順利通過,但清華招生辦的人卻不敢做主,請示校領導。恰巧那時正刮所謂“右傾翻案風”,遲群、謝靜宜都不在清華,清華當時的負責人劉冰做主說可以來。此時,習近平父親被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廠裡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勳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習近平如願走進清華。

1975年,習近平成為最後一個離開梁家河的知青,他在這裡度過7年時光。村裡幾個同齡人一路送他到縣裡,合影留念。這張照片現在在梁家河村委會和部分村民家都能見到。

臨走前,習近平專程去老縣委書記申昜家裡告別,申昜的老伴做了一碗家裡只有在過年時才能吃上的紅燒肉款待他。9月7日,鳳凰網特派員在延安見到了申昜的兒子申延生,他向鳳凰網講述了申昜對習近平的叮囑:“第一,回北京路過洛陽,先去看一下你父親,向他報告這個好消息。第二,告訴你父親,這個縣委書記和你一樣,也是南梁的後代,我相信南梁的人不會反黨,你父親不會反黨。(申昜的父親申世梁和他的另外兩位叔父都是習仲勳、劉志丹等老一輩革命家創建的南梁陝甘邊蘇維埃革命根據地的紅軍,並先後犧牲在了戰場上)。第三,我不送(推薦)你上大學,心裡過不去,對不住南梁人!”申延生說至此處,數次哽咽。

習近平離開延川後,一直與申昜一家保持著聯系,逢年過節不忘寄賀卡、打電話、捎禮物。習近平在寧德、廈門、福州及福建、浙江等地工作期間,多次邀請申昜和子女前去,並在家裡設宴。2001年1月申延生陪同父親一起去福建,習近平重提申昜當年叮囑,還念念不忘申昜老伴給他做的紅燒肉。2011年,申昜去世,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致電慰問並敬獻花圈,“申昜同志永垂不巧,習近平敬挽”。

位高不忘梁家河

鳳凰網特派員在梁家河村委會見到了習近平2007年、2009年和2011年寫給梁家河村委會的信,稱自己雖已離開梁家河30年,但始終不曾忘記在梁家河度過的難忘的7年,始終不曾忘記那片曾經勞動、生活過的土地和朝夕相處的鄉親們。

1993年,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回到梁家河,看望鄉親。據梁玉明兒媳講,村上說給他做些好吃的飯,他不讓,說吃煮苞谷就行了,後來拗不過吃了一頓當地家常飯抿尖兒。武輝記得,那一次回來,習近平還給家庭困難的人家五百元錢。

武輝告訴鳳凰網,村裡的老鄉有困難找他,他都會幫助。習近平擔任福建領導時,梁家河村民呂侯生給習近平寫信,說自己的腿出了問題,習近平讓他到福建,自己花錢給他治病。“只要寫信他就回復,咱也知道他忙,我們之間就是君子之交。”武輝2000年去福建,被習近平請到家裡吃飯,習近平妻子彭麗媛親自下廚,“她也很愛農村人,盡量考慮我們陝北這邊的口味”。

2009年,習近平到西安參加會議,抽空回了一趟延安,他親自寫下9個人的名字讓秘書邀請,有申昜、梁玉明、王憲平、武輝等,而王憲平和武輝,習近平直接寫的是小名“黑子”“鐵鎖”。讓王憲平感動的是,習近平在拉話中還特意詢問他母親的身體,記得他妻子的名字“秀姑”。

7年上山下鄉生活影響至深,習近平在自述文章《我的上山下鄉經歷》中,稱最大的收獲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他還寫道:“基層的艱苦生活,能夠磨煉一個人的意志。而後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只要想起在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還能幹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於挑戰的勇氣,什麼事情都不信邪,都能處驚不變,克難而進。”(周東旭對此文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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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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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一條龍

Re: 習總教大家做人

dotspace 寫道:

我的上山下鄉經歷
習近平自述
【2003年,福建省外大學校友會等機構編撰《福建博士風采》叢書,首卷入編381位博士。本文摘自習近平在書中的“自述”。】
“格言:老實做人,扎實做事;不事張揚,只求實績;勿忘人民,甘作奉獻;鞠躬盡瘁,奮發有為。” 我1969年從北京到陝北的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落戶,7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最大的收

獲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記得父親要求我們從小就要做講團結和善於團結的人。走上社會後,對這一點的體會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團結處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較好;如團結處理不好,凡事就做不好。特別是當年上山下鄉到陝北,遠在千裡之外,舉目無親,靠的就是團結。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幹活,生活習慣了,勞動關也過了,群眾到我這串門的人也多了,我那窯洞逐漸成了那個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絡繹不絕,講古今中外,講他們感受到的新鮮事,漸漸地就連支部書記有什麼事都找我商量。他說,年輕人見多識廣,比他懂得多。回想我剛下鄉的時候,大概有二、三十個知識青年,都是軍隊幹部子弟,半年後大部分都當兵走了。近一年時間裡就我一個堅守在那裡,感到十分孤獨。但當我適應了當地的生活,特別是和群眾融為一體時,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樂。我先後寫過十份入黨申請書,由於家庭的原因,都未獲批淮。後來村裡和公社要留我,又將我的入黨問題交到縣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黨問題時,當時的縣委書記說,這個村姓氏矛盾複雜,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來繼續鞏固;他爸爸的結論在哪兒?沒有,不能因此影響他入黨。所以就批淮我入黨,而後讓我當了大隊支部書記。我那時一邊當著村幹部,一邊總渴望著有機會能上學深造。

那時候報大學,清華有兩個名額在延安地區,一個分給延川縣。我三個志願都填清華大學。縣裡將我報到地區,地區不敢做主,清華大學來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請示清華大學。這又是一個機遇。1975年7、8、9三個月,正是颳所謂的「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遲群、謝靜宜當時顧不上清華大學的具體工作,劉冰同志主持工作。當時我父親剛剛解除監護,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勳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於是我踏進了清華園。上山下鄉中對學習的渴望,使我與清華大學結下了讀書緣。從政近20年後,我在職讀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華大學讀的,學的是馬克思主義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我結合實踐,對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農村擺脫貧困、福建山海聯動發展、現代農業理論與實踐、福建省發達地區率先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與完善、農村市場化建設與中國加入WTO等進行系列研究,著書並發表文章。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對基層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層的選擇。1982年我從中央軍委辦公廳下到河北正定縣。當時有許多人對我的選擇不理解。因為我在至河北之前是給耿飆同志當秘書,他當時是國防部長,又是政治局委員。那時候從北京下去的人,有劉源(編者按:已故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兒子)和我。我們倆不謀而合,都要求走跟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練人。有了上山下鄉的經歷,我對再下基層充滿信心,並義無反顧地下去

了。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增進了對基層群眾的感情。對於我們共產黨人來說,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必須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要時刻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僕,時刻將人民群眾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想問題,幹事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像愛自己的父母那樣愛老百姓,為老百姓謀利益,帶領老百姓奔好日子,絕不能高高在上,魚肉百姓,這是我們共產黨與那些反動統治者的根本區別。封建社會的官吏還研究「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們共產黨人不幹點對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說得過去嗎? 總之,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的影響是相當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實地,自強不息的品格。腳踏在大地上,置身於人民群眾中,會使人感到非常踏實,很有力量;基層的艱苦生活,能夠磨練一個人的意志。而後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只要想起在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還能幹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於挑戰的勇氣,什麼事情都不信邪,都能處變不驚,克難而進。

引自: wenku.baidu.com/view/e...47cf7.html

2013-09-19 08:34:18 | 引用

習總教大家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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