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加拿大的第一個深秋，我在離家不遠的圖書館裡見到了安妮。深秋的溫哥華，天已經很涼，淅淅瀝瀝的雨下得清新而悠長，洗得空氣純淨，純淨到使人不敢輕易呼吸。生怕呼吸會打破這沁人心肺、動人心魄的安靜和清涼。那天下午雖然還不到五點，但夜色已經很濃，除了偶爾駛過的車和遠處在公交車站的雨棚下等車的一兩個人外，大街上靜悄悄的，天空中海鳥的叫聲也顯得格外的清脆、綿長而悠揚。



安妮，穿著很厚的棉衣，戴著咖啡色的粗毛線織成的帽子，獨自坐在圖書館深處的一張大桌子前讀書。她，六七十歲，紅褐色的臉，皺紋很深，略胖，不高，但幹淨，慈祥。我請她幫忙更正我寫的一篇英語文章，她出奇地認真，不但更正我的語法錯誤就連拼寫，格式，標點都一一糾正，萬分感激之余，我仔細審視，才發現安妮的與眾不同：她頭發灰黃，牙齒全部脫落，顯得更老一些！我離開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下來，路燈全亮了，圖書館裡除了管理員外只剩下安妮和另一個拿著雨傘准備離開的老人。



那時的周末，我喜歡起早，喜歡獨自走在空空蕩蕩的公園裡，草地上，讓草葉上晶瑩的水珠隨意打濕我的衣褲、鞋襪；讓那水氣和清涼一起打濕我的心；看那淡淡的、淺淺的、水樣的薄霧在草尖上，在樹葉上蒸騰。我喜歡獨自享用這清晨的靜，沒人起床，只有遠處大大的落地窗內一個老人在讀他的報紙，只在喝咖啡時才抬頭遠遠地向我微笑問候。



那天，還沒到圖書館，就遠遠地看見安妮坐在門口的矮牆上，她端著冒著熱氣的咖啡招呼我，笑得燦爛而溫和。在不遠處的角落裡，一輛被雨布蒙著的購物用的手推車上堆滿了東西，還掛著三四個大大小小的鼓鼓囊囊的包。“您起得真早？”我問安妮。“我沒有家”她極其平靜地回答，眼神稍微偏向不遠的一株冬青。但又很快地轉回來。然後，她微笑著問我的孩子，太太都好？“她們都好”我回答。卻抑制不住我的驚訝和好奇！我怯怯地問：“您的先生和孩子也好嗎？”“我沒有孩子，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是我先生的，我先生去世了，她們也都在很遠的地方.......”就像在講述一個和我們毫不相幹的故事一樣，安妮平靜地講述著她的生活。





十幾歲時安妮和父母從匈牙利移民到加拿大，隨後父母又生了弟弟和妹妹。她先在魁北克讀了中學和大學，並在渥太華獨自生活了好多年，三十多歲的時候在溫哥華結識了她的丈夫，然後一直在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工作，做行政和秘書之類的工作，直到退休，她在那裡工作了十六七年。對於那段時光，安妮很是知足和驕傲，她說那時沒有電腦，很多文字工作都是用打字機來處理的，學校裡學生很多，有些學生現在已頗有成就。安妮的自豪溢於言表，她深深地沉浸在那遠去的快樂和幸福裡！



周末的圖書館要到中午才開門，一抹絳紅的朝霞從大片的白雲後面探了一下頭，輕輕地把淡淡的紅光傾瀉在濕潤的花草上，露滴上，空曠的廣場和馬路上，安妮那淒迷不清的眼神裡，和我的斜長斜長的影子上。那霞光轉眼即逝，消散在淡藍淡藍的雲裡......最後的幾片紅黃斑駁的楓葉隨著一絲微風輕輕地飄下，落在離我和安妮不遠的地上，隨風滾落在嫩綠的草尖上。





後來，後來她和丈夫都退休了，她們就住在我們在的Kitslano，溫哥華像少女般甜美的區之一；不幸的是一場大火燒毀了她們的家和全部值錢的東西，不久丈夫也去世了。對於那場大火安妮沒有太多抱怨，只是說她們沒有買保險，所以燒了就燒了，沒有得到太多的賠償。



在溫哥華我見到過不止一個的拾荒者，他們或推著和安妮相同的某個商場的購物車在街邊的垃圾桶裡翻撿瓶子，或坐在某個角落裡喝得微醉而默不作聲，也有彈琴要錢的，或者牽著他們的狗在公園長凳上睡覺的。但是我卻無法把安妮和他們歸為一類，不是因為年齡，不是因為性別，更不是因為穿著和行囊------安妮是清白的，高尚的，與眾不同的，與常人無異，卻又分明地有別於常人的，我不清楚，也不明白！



那天，我第一次給了安妮錢，算是對於她幫我的酬謝或者算是施舍。我給她五十加幣，她只要了十元，她說這就夠了。她說她有錢!她還要謝謝我！隨後，我們約定每個周二和周末只要我有問題都可以去那裡找她！我再去的時候，安妮總是很准時地侯我。我也發現她在學習，在做一些筆記和寫作。她告訴我，她在學習西班牙語，學習西班牙文學，是因為她喜歡。除了每次給安妮不多的錢外，每次去的時候我也常買一個午餐，一個咖啡或是從家裡把妻包的熱的餃子帶給她！安妮從不拒絕！每次都表示感謝！



我發現安妮是我最好的老師，她對於英語的發音，單詞，寫作，語法，修辭的理解和運用絲毫不遜於那裡大學的任何一個教授，並且一定要給我講得明明白白，確認我理解了、領會了！他更懂得法律，政治，歷史和文學，每每講到這些她都如數家珍，津津樂道。我越來越看不明白我眼前的這位異國朋友，老師，拾荒者，流浪者，無家可歸者和學識淵博的長者！



天氣越來越冷，安妮穿得越來越厚，並圍了個長長的和帽子一樣顏色的圍巾，只是她的衣服也越來越臓，在近處能聞到一股稍微的酸澀。我一直想要知道安妮是在哪裡度過每一個夜晚的，卻不知道如何開口。



那年，聖誕節前的一場大雪打破了溫哥華多年的積雪記錄，我的女兒卻興奮極了，天沒亮就叫我起床，送她去滑雪，車很難開，我們走得很慢，在離家不遠的街上，我忽然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在一個垃圾桶前翻找著什麼----是安妮!那是我第一次見她在拾荒！我的心突地一涼，沒有停車，生怕驚擾了任何人，怕人知道我和她認識，我甚至覺得因為和她的關系，我也變得同樣地齷齪，猥褻！



安妮沒有推車，她很快地翻找完一個垃圾桶又去找另外一個，我更往我的棉衣裡縮了縮，她的臉上沒有表情，也沒有看到我們。她的褲子和外套都被雨雪打濕了很多，應該更冷！



聖誕和新年期間圖書館是不開門的，新年之後再次見到安妮，她好像病了，咳得非常厲害；衣服更臓，包裡也更鼓！她的車上的東西卻分明地多了，安妮有些憔悴，卻依然認真地給我更正我的英文，那天雨下的挺大，中途她出去兩次去查看她包裹裡的東西。



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我都沒有見到她，盡管我去找過她許多次，每想起安妮我的心都突地一沉，我不知道安妮是否還在這個世界上，是否已經遠走天國，像那浮雲和落葉一樣......



第二年春天的一個中午，天空異常晴朗，路過圖書館時，我遠遠地看見在安妮躺在圖書館外的矮牆旁。我走過去，她突然被驚醒，坐起身來，和我打著招呼！天氣已經很暖和，孩子們都開始穿T恤和短褲了，而安妮依然是冬天的棉衣棉褲，戴著棉帽，她被曬得滿頭大汗，汗珠在北美特有的熾烈的陽光下渾濁而不清-----她需要陽光，需要曬太陽，需要溫度。



她說前一段時間她病了，一直沒來這邊。直到我給了她錢走開，她都沒有離開那鋪在地上的用雨布包起來的棉被，她仍然在讀書，讀她的西班牙語的書，旁邊還開著收音機，在播關於加拿大民主黨、自由黨和綠黨競選的事。她還咳嗽，卻不停地喝她的咖啡，是特大杯的那種，咖啡濺在她的衣服上，引來一兩只蒼蠅趕也趕不走！



我請她去餐館吃飯，她不肯，說是剛吃完早餐，我去不遠的餐館買了外賣給她，安妮照例地感謝！和我再見！卻沒有起身。



接下來安妮又消失了！我再次感歎生命的脆弱，我深信這次安妮真的不會再來了！永遠不會回來了！也許這個世界對她來說早已了無生趣-----加拿大，這離天堂最近的地方，留給她的也許更多的是悲涼和寂寞。只有在天國裡-----在那裡她的先生，他的父母，他的幸福和驕傲才在，她才能像個小姑娘一樣天真、爛漫，無憂無慮地飛跑在這到處濃綠，到處花開的春光裡，我告別了我這特別的朋友，我的導師和我心靈深處的淒慘和陰暗的那個角落，奔忙於我的移民生活裡！



夏季的溫哥華是最美的季節，在綿長而無盡的太平洋海邊，在英吉利海灣，在史丹利公園，到處是曬日光浴的；打沙灘球的；舉家燒烤的；或者跑步；或帶著狗洗海澡的人們。我的英語已經很好，女兒和太太早已習慣了這裡的漂亮，幹淨，寂寞和熱鬧；我們已經像多數的西人一樣，去超市購物，去海邊渡假，去教堂祈禱，社區讀書。



“趙”，兩三個月後我又一次聽到安妮叫我，吃了一驚！安妮在圖書館外和一個五十歲左右牽著一條棕色大狗的女人在聊天，看到我來，那女人順著狗掙扎著要去的方向走了。



安妮瘦了很多，精神卻很好，還穿得很厚，但渾身上下分明是全部洗得幹幹淨淨的。她換了一個淺色的包，包裡卻依舊是她的書和收音機。安妮說她的妹妹來看她了，妹妹請她住了幾天賓館，她們還出去玩了一趟，現在妹妹走了，她回來了！安妮很知足,也很快樂，我給她錢，她沒要，她說現在她有錢，她剛領了那個月的退休金，暫時用不上！她跟我講了很多關於北美作家和上次大選的事，都是我不太明白的，她誇我的英語進步很快!我不清楚！就像我總也看不透的溫哥華的天為什麼那麼藍一樣，真真切切，卻又迷離不清！



因為工作的原因，我回到國內很長一段時間了，也再沒有見到安妮了。安妮------你還在嗎？你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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