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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君：日本人为何敢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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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4 00:25:21 |
| 文章内容 |
煮酒君：日本人为何敢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2015-12-14 01:22:26) 很多人读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对于《道士塔》记忆犹新，也因此对于王道士十分不满，觉得他简直是民族败类，但是文笔创作与历史真相并不一样，事实真的如此吗？王道士卖出敦煌古卷的背后又有怎么样的辛酸故事呢？[/size] 王道士其人  王道士的唯一一张照片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 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 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 王道士雇敦煌贫士杨某 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认为王圆箓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并就此感到伤痛。然而此文在引证资料上有很大硬伤，在描述王圆箓的时候与历史事实差距过大。此文称藏经洞是王圆箓一人发现的，这与历史不符，最早发现的是王圆箓的助手杨某。光绪二十六年（一说二十五年）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 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与破壁探察，果见复室，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高窟藏经洞。乃取部分写 卷、佛画等分赠肃州兵备 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 是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 蜂拥而至的考古队  （汉学家斯坦因像）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简称斯坦因，文献中亦见“司代诺”、“司坦囊”等。原籍匈牙利，是一名犹太人，1904年入英国籍。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他是今天英国与印度所藏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他的许多著作至今仍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的案边必备之书。曾经分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进行了著名的四次中亚考察，考察重点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所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物及其他中亚文物是今天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斯坦因先后在奥地利的维也那大学、德国的来比锡大学和土宾根大学专攻东方学。他的导师中最著名的有两位，一是土宾根大学印欧语言和宗教史教授、梵语写本研究的最大权威鲁道尔夫·冯·罗特（Rudolphvon Roth），另一位是维也那大学印度哲学和文物学教授乔治·比累尔（CeorgBuhler）。斯坦因跟随他们学会了梵语和波斯语。同时，斯坦因也接触了更多的介绍东方的书籍。通过几年的学习，他在《马可·波罗行纪》和《大唐西域记》的感染下，到东方去，通过自己的探险和考古，去寻找、印证书中记载的那些历史地理，让历史湮没的辉煌，重现于自己手中，已经成了他实实在在的人生目标 1899年10月，斯坦因来到加尔各答西部的比哈尔，进行了一次探险旅游。这次探险旅游，是他新疆探险的预演。他先去了摩揭陀圣地，然后追寻玄奘大师的足迹，沿着帕拉斯纳特山麓前进，考察了一处处佛教圣迹。他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找到了几处早已被人忘记的古道，最后从伽伊返回加尔各答。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到印度取经返回，就是经敦煌回的长安。“安史之乱” 后，敦煌落入吐蕃手中；整个宋一朝，敦煌都在西夏的统治下；到了元朝，敦煌重新归入中央政府管辖，马可波罗就是途经敦煌到中原各地漫游的。吐蕃、西夏和元朝的统治者都崇信佛教，莫高窟在这几百年间虽不再鼎盛，但还是得到了发展。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派宋国公冯胜平定河西，修筑了嘉峪关。从嘉峪关的地理位置我们可以发现，敦煌已经被明王朝废弃在国门之外了。明朝退出以后，这一地区渐渐被吐鲁番占领，吐鲁番人信奉伊斯兰教，莫高窟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随着伊斯兰教的大举入侵，曾经号称千佛之国的安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却是伊斯兰化的新疆，莫高窟的荒芜不可避免。 王道士到达后，他知道这片土地上的东西，王道士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多洞口已经坍塌，底层洞窟则已为黄沙所埋，映入眼帘的只有颓败与荒凉。莫高窟，这个昔日的宠儿，此时已经被遗弃了王道士就这样作了莫高窟的主持，没有巧取，没有豪夺，一切就是这样偶然，又这样自然。王道士发现它的时候，它已不是圣地，只是一个弃儿。 毫无疑问，王道士对莫高窟的新生做出了贡献。让我们来想一想，一个一贫如洗的穷道士，在没有任何政府支助的情况下，每天跋涉在大漠风沙中，挨家挨户化缘，然后把化来的钱一分一厘都用在莫高窟的整理修复上，光清理流沙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是一份怎样的虔诚？包括发现藏经洞后，王道士完全都在努力帮助修缮莫高窟，他为此四处奔波凑钱，斯坦因答应支付巨额的修缮费后，王道士才允许他考察藏经洞，并且在给他的佛经上，全部都进行了监察和筛检，将自己不懂得的梵文、吐火罗文等文字的古卷卖给了斯坦因，当斯坦因希望将汉文也一并买走时，王道士全力阻止了这件事。 斯坦因为了欺骗王道士，就不动声色地说：自己十分崇拜玄奘，玄奘法师在天之灵暗示着要我把这些经书带回到佛国印度去。王道士被骗相信了……”《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王道士冒着生命危险驮了两筐送给肃州道台廷栋，廷栋却认为，那上面的书法还不如他自己写的。好不容易等来了进士出身的新任敦煌县令汪宗瀚，这人还算识货，马上报告了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叶昌炽知道这批宝物的价值，奔走呼吁，希望能把藏品运到兰州保管，藩台大人一算帐，光运费就得六千两银子，何况路途遥远，盗匪出没，万一有个闪失，岂不赔了银子又失经，再被人弹劾一下，弄不好乌纱帽也没了。无奈之下，叶昌炽只好上书朝廷，可当时的清廷正忙于割地赔银子，哪里顾得上这等无关国计民生的小事，一道旨意，请敦煌县令自行处理。县令一拔拉小算盘，朝廷让我自行处理，那运费岂不是要从本县出，到哪儿去筹这笔钱？还不是向百姓摊派，要逼出点民变什么的，朝廷怪罪下来，我吃不了还得兜着走，干脆，命令王道士，就地封存。 和瞻前顾后的官员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一批人，就是被我们斥之为“文物骗子”、“强盗”的斯坦因、希伯和等一批外国考古学者。诚然，他们做了对不起中华民族的事，我们不能把他们当成正大光明的学者看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得佩服人家那种精神，那种视文物超过生命的精神。和他们比起来，我们的学者应该感到汗颜。一提起王道士，我们就说他爱钱，他要钱不是为了自己，这个暂且不去说他，难道他不也是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了吗？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一句对不起老祖宗的话，在当时，这些外国人才是咱们藏经洞文物真正的知音。而且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域考古图记》等），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王道士目送斯坦因的车队在夕阳下远去，沙漠上留下的深深车痕，如同碾在王道士的心上，也碾在中国人的心上。王道士知道自己成了罪人，心中无限惆怅。他害怕民众指责，官府追究，派人四处打探消息，结果是什么反映也没有。因为大清没有文物法，也没有文物条例，当时的朝野都认为这就是一桩买卖。 余秋雨口口声声高呼希望拦住西行的火车，可是殊不知，这辆火车是往东行的，斯坦因当然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他不需要偷偷摸摸，东躲西藏，而是大摇大摆地经过海关将文物运出，运出前还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了公开展览。大批达官贵人、军政要员闻风而至，参观者摩肩接踵……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美丽的敦煌》中专文介绍了王圆篆的生平与事迹，认为他“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 敦煌学——中国独特的学术 走进莫高窟藏经阁，迎面一块石头上刻着陈寅恪痛心疾首的呐喊：“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真是应该伤心。人家外国学者大老远地都闻“洞”而来了，我们家门口的学者们，不知你们当时都在干些什么？可笑的是，直到希伯和再次返回中国，把一批敦煌文物的影印本送给罗振玉等人，我们的学者才知道敦煌发现了这么一个藏经洞，里面有这么多珍贵的文物，这才上书清朝学部，请求采取措施，抢救劫余的文献。清政府这才电令驻兰州的陕甘总督，清查莫高窟经卷文书，全部运到北京。在清理、押运的过程中，敦煌文物再一次遭到洗劫，沿途的官员几乎都要雁过拔毛，更有甚者，到了北京，负责押运的新疆巡抚何彦升竟然纵容其子擅自将经卷文书运到家中，将许多的精品据为己有，为了充数，又将一些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就这样，近五万卷文物，一部分被外国人偷运出境，一部分沿途散失，最后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只有寥寥八千余卷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斯坦因、希伯和偷走的那部分敦煌文物，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英国和法国的博物馆里。这也使得很多国家都建立了敦煌学研究机构，有可传承的研究人员。特别是日本，日本将敦煌学从文学研究，扩大到了对整个社会历史的研究，在法制史、宗教史、经济史、民族史等均有不俗的研究成果。 日本人甚至骄傲的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说过：“我们日本人所以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安这些词激动不已，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仍强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而当年王道士用生命保留下来的汉文古卷，在那疯狂的十年里大部分被毁了。（文/煮酒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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