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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千年谎言 

 
文章内容
[ 2019-07-28 21:51:40 | By: grinder ]
 
揭穿千年谎言
© 茅于轼/文


  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这三个概念中,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听得最多的,其次是国家的利益。至于政治家的利益,几乎没有谁提到过。其实这三者之间固然有重合的部分,但也有很大的区别。而且这区别非常重要,它在许多决策过程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家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区别,而掌权者又故意把这三者混为一谈,好像政治家总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利益更不用说,它就是人民的利益。这种故意的混淆模糊了许多问题的是非,误导了许多人的看法。举例讲,大家都关心国家安全,但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到底是谁的安全,往往非常模糊。是老百姓个人的安全?是国家哪部分人的安全?还是政治家或领导人的安全?对老百姓而言,最重要的安全是和平,不要战争;还有人身不受侵犯,遇到纠纷能够有人主持正义;以及财产有保障,行动有自由。但是我们经常谈的国家安全主要不是这些问题,而往往是对国家的颠覆,其实颠覆是对领导人的安全形成威胁,对老百姓不存在所谓的颠覆。老百姓已经在最底层,还能被颠覆到哪儿去?只有执政者才有被颠覆的危险。 
  所以,这里想指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三者的区别,并且讨论这个区别何以重要,它能够帮助我们澄清许多模糊认识,戳穿许多谎言,识破许多欺骗。能够避免错误,从而大大提升人民的利益。
  第一,什么是人民的利益? 
  人民利益的含义很广,人人都想生活得好,健康平安。这些方面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要看个人的条件和运气。就人民这个整体的利益而言,就不是个人条件或个人运气了,而是全体人民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不要兵荒马乱,没有黑社会或者类似黑社会组织的侵犯,其实就是个人的生命财产有保障。只有在这样一个有保障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安居乐业,享受人生。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多半时间是政府横征暴敛,百姓起义,或者向外征战,搞得哀鸿遍野。能有几十年安定就算太平盛世。可以说,人民的首要利益就是个人人身和财产权利得到保障,不被逮捕,不被关押,不被横征暴敛;只要不侵犯别人就不能无缘无故地被判有罪;有冤情能够申诉,不会被拒绝,并得到认真对待。 
  建设祖国是不是人民的利益?建设祖国当然是国家利益。它是不是等同于人民利益呢?一般而言,这二者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并非永远如此。如果发生冲突,应该以上面讲到的个人权利的保护为优先。换句话讲,不可以借口国家建设而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没有理由认为国家利益无条件地高于人民利益。我们常说少数人的利益要服从多数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比如为了建设水库要求当地百姓移民迁走,这就是少数人的利益为多数人的利益作牺牲。迁移搬家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须给必要而且足够的补偿,不能让他们为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听起来好像讲得通,这往往是因为自己属于多数,不需要自己作出牺牲。但如果不保护少数人,说不定多数中的人,在另外一种分类时忽然变成了少数;在某种情况下自己属于多数,换了一种情况就可能变成少数。所以,不能因为是少数,利益就可以随便被侵犯。少数服从多数,只有在不涉及基本权利的范围内可以行得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尽量照顾到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同样得到承认和保护。比如我们没有理由用举手表决的方法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也不能因为民愤极大而将某人处死。这些行为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才可以实施。 
  第二,人权是人民利益的基础。 
  前面说过,人的基本权利(人权)是人人都能够同样享受的权利,不需要任何人为此而作出牺牲。所谓人的基本权利,实际上就是不被他人侵犯。也可以说,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不侵犯别人,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就有了保证。这不需要任何人承担什么义务,付出什么成本。人的基本权利之所以被侵犯,因为有些人可以侵犯他人而不受制约,或者政府本身就侵犯别人。 
  过去我们曾经用建设祖国的口号侵犯了许多人的基本权利。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基本权利逐渐得到保护,侵犯权利的事情减少,经济也搞上去了。如果说我们今天的经济还有什么问题,那就是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还有缺陷,没有把它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还有侵犯百姓权利的事情发生。 
  让百姓安居乐业,享受人生,这是真正的人民利益。也许有人要问,这种观点是不是太个人主义了?每个人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死活,别人有困难,受欺侮,难道大家应该袖手旁观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帮助穷人,做慈善事业,这不大会有争议。但是要不要主持正义,打抱不平,则是一个复杂问题。本来嘛,路见不平,拔拳相助,见义勇为,是值得称赞的优秀品质。但是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为的是解放被萨达姆压迫的伊拉克人民,可是结果怎么样?当然,争议是很多的,各有各的说法,但起码的事实是,伊拉克百姓的生活离安居乐业还很远。这倒并不是反对见义勇为,而是说要非常慎重。孔子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没有说“己所欲,施于人”,可见这二者是有区别的。毋宁说:“己所欲,慎施于人。”总之,强加于人是不可以的,哪怕出于公心。 
  第三,国家利益可能对人民利益造成侵犯。 
  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大规模侵犯百姓利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争。自古以来的战争无不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打仗首先要有士兵,兵从何而来?或者靠拉壮丁,或者靠欺骗。杜甫的《兵车行》写道:“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就是征兵造成的惨剧。由于打仗,一个家庭妻离子散,丈夫离家,妻小难以为生。这样的事几千年以来基本上没断过。 
  当然,战争的理由总是充分得无以复加的,是不容怀疑的。打仗再犯犹豫怎么打得赢?尤其奥妙的是双方的理由都正确得无以复加,都是为正义而战,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乃至于生命。只有这样,仗才打得起来。戳穿了讲,战争就是把最不道德的事物变成最道德。说谎是不道德的,但是孙子兵法中说:“兵者,诡道也。”打仗就是要骗人;杀人是最不道德的,但是打仗就要杀人,而且杀得愈多愈好,这是能够得到奖励的。杀什么人?杀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也有妻子老小,也有人生追求。双方无冤无仇,只因为他是敌人就把他杀了。何以战争使人疯狂?因为作为战争发动者的政治家们有战争的需要。 
  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争。大多数战争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所谓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就是政治家的政绩。为了满足他们的野心和虚荣心,不惜拿人民的生命作为代价。当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另一种则相反,是人民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前者不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因为战争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而后者则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因为只要符合政治家的利益,战争就可能打起来。历史也证明,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国家利益为重的独裁国家发动的。作为一种外交辞令,人们常说,某某国家的兴旺发达将对世界和平有利,而不是造成威胁。这句话只适用于把人民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政体。如果我们同意人民是爱好和平,不愿意打仗的,那么不难得出结论,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政体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而不可能违背人民的利益去为国家利益作战;反过来,人民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的政体就不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为它可能为了国家(实际上是为了该国的政治家)的利益叫人民去“送死”。所以今后世界和平要得到保障,唯一的途径就是把国家利益超越人民利益的那些国家,改造成为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政体。 
  第四,如何看待战争的正义性。 
  我们常说,要区别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要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但是除了抢粮食、抢牲口的小规模战争,在大的正规战争中,双方都认为自己投入的战争是理直气壮的“正义战争”。日本人侵略中国,显然是非正义的,但是日本方面至今还认为是正义的,日本人认为打仗是爱国的,武士道是民族的灵魂,为天皇战死是死得其所。因此至今还把战争罪犯的骨灰放在靖国神社里,接受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朝拜。日本百姓在二战中牺牲重大,但他们并没有把战争的原因归咎于战争罪犯。不光是日本如此,差不多所有的战争双方,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都是这样的,双方对战争的解释往往截然相反。战争的正义性远不是显而易见的,它往往是宣传给人的认识。 
  当然,并不是所有战争都是错的,如果不打仗自己遭受的痛苦或死亡的概率大于打仗的相应概率时,或者说,打仗能够减少痛苦和死亡时,战争对百姓而言才是合理的。托马斯•阿奎那在讨论反抗暴政的合理性时,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反抗暴政是合理的,除非“推翻暴政的行动带有严重的纷扰,以致社会从继之而起的骚乱所受的损害比旧有统治的继续来得大”。美国出兵打伊拉克,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的暴政之下解放出来,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争议,正是应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一段话。 
  从这里可以看到,人民的利益判断标准和国家的利益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点不同,自古以来从来不允许说明。只有国家利益才可以宣传,人民的利益好像不言而喻就是国家的利益。国家号召人民去打仗,要用各种理由。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国家管理好,而去争夺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荒地呢?但是政治家可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们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牺牲百姓的生命在所不惜。因为打仗不是他们自己上前线,哪怕死上几千几万,也未必轮到自己的头上。可见政治家的利益非常不同于人民的利益。而且恰恰就是这一点不同,成为推动战争的原因。如果双方的政治家真的以百姓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战争也许就不会发生。所以有人说,因为出现了原子弹,政治家们也被暴露在战争的第一线,因此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减少了。不过政治家们为自己兴建了可以抵御原子弹的地堡,这样的推断已经不能成立了。联合国应该规定,不允许建造专为领导人避难的防空洞,否则,他们可以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自己躲进防空洞发动核战争。 
  第五,从人民的利益看,“投降”并不可耻。 
  自古以来,绝大部分战争都是这样,先由发动战争的国家领导人编造出一套战争如何符合正义的理由,动员人民,让他们自愿或者勉强认同这一套理由。战争另一方的领导人经过掂量自己的利弊得失,决定是参战或者退却。如果战争打起来了,就容不得退却,必须全力以赴。万一战败,领导人的直接损失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损失大于百姓战败时的损失。所以即使败局已经不可避免时,还要困兽犹斗,不肯投降,逼迫百姓作最后的挣扎。二战时的塞班岛之战,美军攻打塞班岛,日军不敌败退,最后退到海边,逼迫几千名普通老百姓跳崖自杀。阿尔巴尼亚的独裁者霍查教育他的百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但是真正从百姓的利益看,生命是最宝贵的,活着是一切讨论的前提。今天我们要把被颠倒了的说法重新颠倒过来。真正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国家的利益应该服从百姓的利益。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顺序是对的,但是历代君主从来不讲孟子的这段话。 
  在败局已定的条件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跳崖自杀并不能改变局势,何必做这样的无谓牺牲呢?歌颂这种无谓的牺牲,是政治家们的宣传。这样的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苏联把卫国战争中被俘的战士当作叛徒来处理,他们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再打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只能让双方都多死许多人而已。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区别。 
  第六,国家主权与人民利益的关系。 
  应该说,政治家们的宣传是非常有效的,他们的宣传骗取了普通老百姓的性命,百姓还不觉悟。美国打的越南战争,死了5万多人,为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让普通百姓去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牺牲,完全是无理的。可是至今美国也没有彻底否定越南战争,还认为越南战争的逃兵是不可原谅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又死了1600多人(截止到2005年5月),伊拉克人的死亡人数,有人说大约为美军死亡人数的100倍。政治家制造出吓人的伟大理论,其中就没有百姓的死活。 
  我认为,对于一般人(除了看破红尘的人)而言,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有道德的人则更尊重别人的享受。在自己享受的时候也帮助别人获得享受。一个良好的社会,或者说和谐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每个人高高兴兴寻求快乐,同时帮助别人得到快乐。世界上的恐怖主义分子就是在这一点上搞错了。他们认为追求享受是错误的,为国牺牲才是光荣的。所以身上绑了炸弹去炸别人,作出损人不利己的愚蠢的事,而且至死执迷不悟。如果世界上被这些误导的思想所控制,人类将走进死胡同。 
  经常有人提倡抵制日货。要知道,贸易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活动。抵制日货对自己并没有利。抵制日货是用损害自己的方法去损害别人,这和身上绑了炸弹去炸敌人,虽然程度上不同,性质是差不多的。日本人对二战的认识和德国比较十分不够,应该让普通的日本人都知道真相,要联合日本人民起反对战争罪犯和军国主义,认识到日本百姓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不必抵制日货。抵制日货受害的是日本企业,他们对战争是没有责任的。相反他们对全世界的人民作出过巨大贡献,提供高质量高性能的产品给大家。 
  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主权、独立等观念,但只有它们有利于人民的切身利益时才值得追求。而不是盲目地把主权、独立等看成至高无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利益未必总和人民利益相一致,当这二者发生矛盾时,肯定国家利益要服从人民利益。绝不是相反,把国家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爱因斯坦在1931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主权的限制”。他写道:“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2005年,德国政府决定把这个信条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作为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的纪念。1933年1月,纳粹头目希特勒上台,身在美国的爱因斯坦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声称他“只想生活在实行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的国家”,而这些条件,德国都不具备。从国家的立场看,爱因斯坦不爱国,叛逃去了美国。但是从人民的利益看,他完全正确。 
  历代的统治者总是把忠君爱国宣传为人生最高的道德标准,反过来,投降叛逆是罪该万死。也许在古老的时代这样的原则有它的道理。那时候部落之间经常发生争夺资源的斗争,单个的人非常容易受到敌人的侵犯,唯一的对付办法就是依靠集体。没有集体,也就没有个人,个人完全依附于集体。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为集体作出牺牲是很合理的。但是现在世界已经变了,很少发生个人被某个群体所侵犯(黑社会是一个例外)。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源可以在市场上买卖,没有必要为此而打仗。日本过去侵略中国为的是夺取中国的粮食、煤炭、钢铁等资源,因为日本是一个资源穷国。现在日本仍然是资源穷国,但是变成了经济强国,它不必要为资源而打仗,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就行了。 
  日本、美国等都要进口石油,都在争夺石油资源,但是因为有了石油市场,大家在市场上以价格来竞争,用不着打仗。从来没有听说过买卖石油要动刀动枪,也没有听说美、日为了石油而战。为别的而战倒是可能的。所以说,由于世界市场的出现,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近几年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大量购买石油、木材、铁矿石等原材料。我们得到这些原材料不费一兵一卒,这些商品的出口国还增加了收入。那些没有参与石油等资源买卖的国家同样得到利益,因为中国大量出口制成品,制成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百姓享受了从中国进口价廉物美商品的好处。没有中国的大量出口也不可能有中国的大量购买石油等资源,进口是拿出口所创的外汇购买的。平等自由的国际贸易为世界人民带来利益,结果是多赢的。 
  第七,认清政治家的利益。 
  作为统治者的政治家,他们的利益往往和人民的利益相对立。古代的帝王将相,靠剥削得到享受。不但活着时剥削享受,死了以后还要剥削享受。从古埃及的法老到明清的皇帝,都建了大规模的陵墓。20世纪以后情况逐渐有了变化,政治家口称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利益,要求百姓对他们放心。但是事实上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贪污百姓的税款,最后被老百姓赶下台。有一些国家,各级领导人都可以随便花销国家的税款,根本没有明确的开支限制,领导人用公款就是合法的,预算决算都是保密的,老百姓无权检查过问。也有一些国家走上了法治,领导人的开支在严密监督之下,发生了穷的领导人开着自己的破汽车,却有豪华的保镖车队护送的奇怪现象。 
  政治家的利益不同于人民利益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人用人民所交的税款,为自己建立能够表现政绩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这些工程往往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大把的钱花出去,但所建的工程对老百姓没有多少实际效果。这些工程建成之后,效果往往和最初希望的目标背道而驰,非但没有达到宣传政绩的目标,反而成为浪费的代表,想掩盖也掩盖不了。领导人不但没有因而流芳百世,反而是遗臭万年。和政绩工程相类似的是政府盖的豪华办公楼。近年来全国各地不论贫富,纷纷建设高档豪华办公楼。尤其是有肥缺的单位,盖的大楼许多是超豪华的,胜过五星级宾馆。不同的是,里面的人远没有宾馆的人多,利用效率很低。超豪华的标准根本脱离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手中有权,可以把百姓的钱随便花销。 
  政治家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本身的利益取决于整个职业的地位和重要性。如果政治不重要,政治家就要失业了。显示职业的重要性是他们利益最紧要的活动。宣传机器就在他们的手中掌握着,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甚至教科书,不断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制造各种理论,说明政治如何重要,国家如何重要,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为国捐躯。而他们就是代表国家的。国家的重要性转换成政治家的重要性,他们的职业就牢靠了。而百姓则成为他们的一个附属物。我们承认,政治家和其他行业的专家一样,有他的重要性,但是仅仅当他们能够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时才成立。相反,如果他们贪污腐化,或者工作没有效率,处处跟百姓作对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当百姓求他们办事时,把简单的事搞复杂,设置难题,跟人过不去,这样的政治家有还不如没有好。他们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如果说政治家都是自私自利、故意和百姓作对的人,当然也不对。现代大部分政治家都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至少在没有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他们自己也是中毒太深,他们把自己工作的目标放在了国家、主权等上,反而把百姓真正的利益给忘记了。 
  政治家另外一种骗取自己利益的方法就是把小事放大,把无足轻重的事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所在。从而大做文章,从中表现自己,并谋取利益。本来国家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可能只是百姓之间的小摩擦,政治家们把它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争,兴师动众,借题发挥。最后就是拿百姓交的税款为自己谋名谋利。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10年20年的国际关系史,到底政治家们忙出了什么结果?有哪些是真正对百姓的利益起了好作用的?恐怕十之八九都是做的无用功,白忙了一阵,钱却没少花。相反,被政治家们挑拨的仇恨,相互的误解,进而导致的生命财产损失倒是不计其数。 
  过去半个世纪,最大的事就是两大阵营的冷战,花费的钱以万亿计,直接间接死伤的人成千上万。到头来得到的是什么?可以说几乎等于零。苏联解体以后,政治家所用的借口不再存在,对立的形势很快烟消云散。如果没有这些挑拨是非的政治家,根本就不存在对立的两大阵营。老百姓都希望太平安宁,绝不会惹是生非。即使有个别人喜欢闹事,也绝不会闹到国家的规模,花掉那么多钱,牺牲那么多人。之所以地球上有那么多纠纷,主要是政治家们的“功劳”。 
  第八,不同政治体制对政治家的约束不同。 
  在一国之内,政治家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执政。像美国的总统,当政一届之后很少愿意自动放弃下一届竞选的,可见执政的滋味非常美妙。美国的总统受的制约很多,私人生活中的男女关系都被舆论监督着。受了这么多限制,执政还那么值得留恋,一个不受制约的执政位置,其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自己继续执政,百姓的利益如果和自己继续执政相冲突,肯定会牺牲百姓的利益,而不会选择放弃执政。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执政者以及基本政策的批评。一般而言,在一个专政不受制约的政体中,批评执政者是不允许的,批评基本政策也有较大的限制。当政策出现重大偏差时,由于缺乏正当的批评,就会越走越偏,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实,不允许批评,反而容易出现全社会的倒退,导致社会动荡。所以,听不进批评,甚至于听不进不同意见,是政治家把个人利益超越人民利益的表现。 
  政治家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执政。在专政国家,执政者要消除各种可能妨碍继续执政的因素,防止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一般而言,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内部异己分子的宫廷政变,二是普通百姓对统治的反抗。不论来自哪方面的风险,都要尽全力迅速扑灭。政治家们常用的伎俩是偷换概念,混淆国家和人民,把反对他们的事件称之为颠覆国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政治家是不可以反对的,但是法律确实规定不可以颠覆国家。政治家把国家偷换成为自己,于是有许多为人民利益奔走的社会人士,以及批评政治家的人士,就是在颠覆国家等罪名下被惩处。 
  为了消除对自己继续执政的威胁,政治家必须加强自己的执政能力,加强对人事安排的控制,对舆论宣传的控制,防止有独立观点的社会团体的出现。这些做法和人民利益毫无关系,实际上就是为执政者自己的利益着想。不过他们绝不会公开承认这些做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乔装打扮说成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好的政治家执政是对百姓有利的,但如果施政已经发生重大错误,百姓受到了严重损失,而执政者依然赖在位置上,不肯下台,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都是一样的人。对政治家的批评,并不是因为政治家特别坏,而是制度造成的。要防止政治家的种种毛病,不是从教育出发,天天讲为人民服务,搞思想教育,而是取消特权,使他们手中的公权只能用于为人民服务,不可能拿来以权谋私。这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政治家的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而且政治家能够被罢免或替换。他们有一定的任期,没有足够时间勾结起来形成特权阶层。 
  第九,国家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上面讲了许多把国家冒充人民的例子,或者强调国家而忽视人民。但是国家或者另外相应的公共组织在现代社会中还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有许多公共服务是人民所需要而私人不能提供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正义的服务。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个人受到侵犯时,有地方去申诉,而且能够得到符合正义的解决。个人和个人之间难免有种种纠纷,有了纠纷谁来裁判?这需要一个中立的人或组织。当然,当裁判需要有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有一颗不偏不倚的心。这个条件说起来简单,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有时候裁判偏向一方,正义不能伸张?因为有些人有特权,明明是这些人侵犯了别人,但是靠着他们的特权,可以逃避惩罚。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要跟有钱有势的特权分子作斗争。可想而知,这样的斗争是困难的,单个百姓是斗不过这些人的,所以要有正义的服务。用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国家的司法要公正。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家代表着正义,百姓有冤屈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判。反过来讲,如果国家偏向有钱有势的一方,失去了公正,这个国家就濒临危险。百姓不会承认它,它自动地失去了应该有的权威性。国家(实际上是由它指挥的司法部门来代表的)这样做的时候,绝不会明目张胆,而是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掩盖这种非正义的行为。不过无论伪装得怎么巧妙,真相总会被识破的。这时候国家就想方设法禁止有关事件的公开报道和讨论,封锁新闻。更有甚者用诬陷,莫须有的罪名,打击那些主持正义的人士。这时候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政治家如果想继续执政的话,必须时刻注意国家能否代表正义,少了这一条,任何加强执政能力的措施都是无效的。 
  这里讨论的国家代表正义,我们只涉及到司法必须公正,相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立法方面的问题。所谓恶法,就是偏离公正的立法。不公开的法属于恶法,侵犯人权的法属于恶法,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私人所有权又没有适当补偿,也属于恶法。 
  国家之所以需要,还因为有许多公共管理事务,个人很难提供。大家常常讲的用于抵御外侮的国防就是一例。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再需要,也因为国际社会对侵略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用任何借口侵略别国都不被认可。过去的侵略都要清算赔偿,谁还有兴趣做将要被清算的事呢?现代战争多半是意识形态之争。看法的不同将永远存在下去,何必动刀动枪?所谓国防,越来越成为用武力解决意识形态之争的掩饰,或者说,用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真刀真枪来解决看法的不同。纯粹从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很少有人愿意用性命去拼所谓的“真理”,除非上了政治家们宣传的当。如果人类的理智能够消灭军备,把每年上万亿的钱用于社会发展,就不会有穷孩子上不了学,穷人看不起病,更不会因为战争而导致生灵涂炭和流离失所。 
  还有不少公共服务是个人不能提供的,比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检查、产品的技术标准制订、垄断行业的管理和外部性的管理等。其中有些必须是强制性的,有些可以强制也可以非强制,有些则完全是自愿性的。相应的,国家的参与在有的情况下是必要的,有的是可有可无的,有的是可以由民间组织做的。一旦有国家角色的肯定,就有收税的必要,它需要由国家或相应的组织来做。但是这样的所谓国家,和现在大家所理解的国家会有很大的区别,它往往可以由较小规模的社区来代替。 
  第十,正确看待人民、国家和政治家的利益。 
  把国家利益看得比人民利益更重,造成这种颠倒的原因,是几千年来政治家的故意宣传。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回来,并不容易,虽然绝对不会再用几千年的时间,但是恐怕也得几十年,上百年。如果真正把这个新思想贯彻到每个角落里,世界上再也不会有战争了,离大同世界也不远了。大家知道,世界上还有冲突,有战争,我们离大同世界还差得远。我们要从各方面去做工作,争取没有战争的世界早日来临。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把上面所说的三个利益问题说清楚,真正把人民利益放在不可动摇的首要地位。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人民这一边,教育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民众的数量非常多,几千年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歌颂祖国,忠君报国,盼望开明君主,依赖大救星,爱国主义,为国捐躯等的动人故事、小说、电影、电视。这些作品并没有明显的错误,但是把人民利益的位置摆错了。正因为错误并不明显,纠正起来就特别困难。要让一部分先进分子首先懂得那些宣传错在什么地方,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当权者来讲,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天天都是这么说的,也没有人敢于反对,可是事实上讲人民利益是空的,落实的还是国家利益,甚至是政治家自己的利益。比如挑动对某个国家的仇恨或不信任;朝坏的方面去猜测别人的动机,达到毒化气氛的目的;搬出历史老账,纠缠不放;把比较容易解决的经济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总之,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最后是让老百姓去承担责任,或者花老百姓的钱,甚至叫老百姓去卖命送死。可见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同于人民利益。要想教育当权者,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民利益,什么是正当的国家利益,什么是错误的国家利益,并不那么容易。何况即使他们明白了,由于个人利益的冲突,也未必能够按照人民利益行事。更由于当权者大权在握,对一切损害自己利益的说法都会加以“围剿”,用似是而非的理论模糊视听。在这样的国家里,理论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方面老百姓为了自己的权利不断在申诉呼吁;另一方面代表政治家利益的理论又不断被制造出来,甚至用行政的力量,用专政的力量“围剿”民间的呼声。虽然民间力量相对于专政的力量来看,总是弱小的,但是从世界大潮流来看,民间的力量最终必将战胜专政。民主化是势不可当的。 
  截至2007年,欧洲有27个国家加入欧盟,正在走向统一。国界的观念越来越淡薄,而人权的观念越来越强。欧盟中有些国家已经用了统一的货币,穿越国界也不用签证,而且通过了统一的宪法,在这些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已经不可能了。这一先进政治理念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让我们乐观其成。
  本文选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茅于轼/著,群言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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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没钱也要沉住气
Re: 揭穿千年谎言
grinder 写道:


住地下室里指点江山,有些滑稽啊!

2019-07-28 21:55:31 | 引用
无题
跟郭努是讲不通这些道理的,他们只知道中国不能没有土共,所以一定要tian共。。。icon_lol.gif

2019-07-28 22:28:10 | 引用
本呐比经略
grinder
RE:
没钱也要沉住气 写道:
住地下室里指点江山,有些滑稽啊!

茅于轼也住地下室? 中共国真的没法待

2019-07-29 12:26:19 | 引用
RE:
没钱也要沉住气 写道:
住地下室里指点江山,有些滑稽啊!

只有舔共的不住地下室吧?

2019-07-29 12:29:31 | 引用
grinder
本呐比经略
无题
楼上的说啥了?被自动隐藏了。。。icon_rolleyes.gif

2019-07-29 12:30:50 | 引用
无题
看了半天,就是累了。

2019-07-29 12:31:37 | 引用
GPS2000
itxgd
无题
从头到尾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2019-07-29 12:43:38 |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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