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女傳教士1940年帶領百名孤兒出太行記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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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3-05 10:00:20
從英格麗·褒曼到格裡蒂絲·艾偉德



  我喜歡山西,對山西這塊土地上發生過的歷史事件充滿好奇和敬畏,尤其是那些鮮為人知而又震撼人心的事件,它讓我興奮不已,仿佛發現了一個湮沒已久的古城。格裡蒂絲·艾偉德(GladysAy lward)就是這樣一個符號。

  說來我是從英格麗·褒曼發現她的,由一個西方人又回歸到山西這塊故土上。

  英格麗·褒曼對於中年以上的中國人,幾乎是家喻戶曉了。我在少年時代那個封閉的環境了裡就看過她的電影。這裡不妨再介紹一下這位著名影星的生平和特征。褒曼1915年生於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孤兒出身,自小由親戚養大,中學畢業後加入職業劇團,走上演藝之路。不久成為瑞典的大明星,後又享譽國際。她曾獲得兩屆奧斯卡最佳女演員獎,以主演《卡薩布蘭卡》、《東方快車謀殺案》而嵌刻在大量中國影迷心中。

  褒曼身高1.75米。星座:處女座。處女座代表完美之意。生死都在同月同日同一天,8月29日! 國際社會公認她“以美麗、聖潔、自然而著稱於世,是四十年代以來最受影迷歡迎的女演員之一”。1982年,因患乳腺癌術後淋巴並發症,逝世於英國倫敦寓所,存世67歲。身前她曾有過三次婚姻,四個子女。

  她的存在,無法用語言形容。讓你不得不相信處女座的完美是存在的,是上天注定。完美真的存在過,上帝收藏了這朵玫瑰。

  在2006年某一天,她出演的一部電影引起我的注意。這是1958年的老電影,《六福客棧》。在影片中,褒曼扮演女主角艾偉德傳教士。之後,這部電影轟動國際社會,曾獲當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提名獎。讓我驚訝的是,電影中發生的故事更加完美!而且發生地就在中國內地一個叫“陽城”的地方。

  “陽城”?我的心中眼一動,我的故鄉也有個陽城啊,莫非……接下來,我就明白了——正是這個被中條山包圍的那個陽城。我興奮不已。

  冷靜一下,我就思想,一個外國女子與這樣一個閉塞的內陸小域能有什麼因緣呢?從美國到中國,從英格麗·褒曼轉換到這個艾偉德,再聚焦山西之陽城,真是超越時空的轉換啊。這種文化反差讓我充滿了強烈的探索欲。從文化的視覺看,我隱約覺得裡面一定埋藏著令人心動的東西。

“小麻雀”由倫敦來到中國

  1930年12月底,一個28歲的英國女子做出了改變其一生的決定:到中國做人道工作。她叫格蕾蒂斯·艾偉德。在中國人眼裡,至今仍是一個很陌生的名字。

  有關其簡歷是這樣:

  格蕾蒂斯·艾偉德,女,1902年2月24日出生在英國倫敦郊區,父親是一名郵差。因為家境清寒,沒有機會上高中,而是作為侍女,去照顧年邁作家揚何斯本爵士夫婦。侍女,在倫敦又被稱為“客廳女仆”,在中國叫保姆。



  從這個女子的情況看,她不能代表英國人,英國人在我們印象裡,身材牛高馬大,文明程度很高,而她個子只有4英尺10英寸(1.45米),體重僅僅七八十斤,顯然發育不良,瘦得像一根牙簽,也沒什麼技術含量,受教育的程度也很有限。她留給熟識她的人的印象是——“不起眼、缺少教育、普普通通”(《艾偉德與內地會》)

  然而,歷史證明她的內在品質卻異常超人。

  她在27歲信仰天主後,首先申請參加內地會,對方因她缺乏正式教育履歷而拒之。——內地會為英國醫生戴德生(1832—1905年)於1865年創辦,專門負責對華傳教,是當時最大的同類的組織。後來,她參加了神學培訓班,因為年齡偏大、成績也不理想,還是被淘汰。

  於是,她繼續做女傭。一邊生存,一邊攢錢。1930年初,她又靠近衛理公會。在一次聚會中,她聽說在中國有位老宣教士珍妮·勞生(Jeannie Lawson),已經73歲,想退休,但沒有人肯去接替她。艾偉德聽了立即寫信給她,希望接替她。幾個月後,珍妮回信歡迎她前來,並告訴她,只要到達中國天津,會有人去接她到陽城她呆的地方。

  依據我們今天的思維,很難理解,這些英國人為什麼要不遠萬裡來中國?

  這就需要闡述一下當時的社會背景——近代以來,西方人把中國作為宣教的目的地,而20世紀初以後的中國、山西缺宣教士,亟需補充。這種情況與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有關。

  1900年,義和團運動開始後,國人與在華的西方人矛盾激化,義和團提出“滅洋”口號,西方人受到威脅。山東巡撫毓賢(字佐臣,屬漢軍正黃旗人)仇洋人最烈,等他調任山西巡撫,立刻推行極端的“仇洋政策”,與義和團搞到一起,很快就發生“庚子教難”,全世界的目光就聚集在山西。

  情況是這樣:同年6月27日,毓賢鼓動團民先將太原洋人辦的教會、醫院燒掉,毓賢在衙門登高觀看後,興奮地說:“天意也。”營官准備施救,毓賢不許。而後,毓賢看守城門,禁止教士出入,把避難於撫署的教士及家屬兒童控制起來。次日,毓賢在巡撫衙門西轅門前,命人對這些尋求托庇的西方人大開殺戒,在場的西方人無一幸存。計有男女老幼30余人,仆役20余人,包括包括11名幼童。而後,毓賢命人“梟首示城門,剖心棄屍,積如丘山。又驅法天主堂教女二百餘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從。令斬為首二人,以盎承血,令諸女遍飲……(見近人筆記《拳變余聞》)”

  另一資料顯示,毓賢將這46人盡數殺害,毓賢親手殺死。山西全省共殺傳教士191人、中國教民及其家屬子女1萬多人,焚毀教堂、醫院225所,燒拆房屋兩萬余間,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個省。山西巡撫毓賢殺害內地會58名傳教士和21名兒童,有的家庭甚至全家被滅門,連襁褓中的嬰兒也難逃大劫。據說,毓賢曾親手“手刃數人” ,其中有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區正主教艾士傑。有的母子被推入火中燒死。這次屠殺加上本土教民據說死人數千,為禍最烈的地方,計有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溝、榆次、汾州、平定等地。山西成為“基督徒流血最多的地方”。

  有關義和團運動,國內、國際存在不同的看法,而且幾乎是對立的,有待歷史檢驗。但不論如何講,殘殺西方婦幼是殘忍的暴力行為,套用今天的觀點,那是政府恐怖。主謀和組織者應該受到嚴懲。事實上,“屠夫”毓賢後來也受到清廷懲罰(迫於國際壓力)——先是發配新疆,等走到甘肅時,又被改行正法收去性命,毓賢無疑成為了替罪羊。據說他臨死時,自嘲:我殺洋人,洋人殺慈禧,慈禧殺我。

  這次“庚子教難”,損失最大的是中國內地會。這個組織是19世紀末中國規模最大的傳教團體,於1865年由英國傳教士戴德生創辦。在1850—1950年一個世紀中,共派出超過6000名傳教士到中國服務。1964年以後稱海外基督使團。在這種情況下,內地會的戴德生,仍然堅持信仰初衷,不放棄、不離開、不申訴。還登報聲明:內地會放棄對中國的索賠。這一聲明震撼了英美兩國的基督徒,受他的影響,更多的傳教士繼續深入中國。到了1914年,以傳教士人數來算,它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差會。1927年到1932年間,他的繼任者何斯德在英美發起“200人專案”活動,從1200名申請人中挑選了203名傳教士分三批抵達中國,1934年內地會勢力達到高峰,共有1934名傳教士。在1929年1月,艾偉德到中國的前一年,中國內地會的宣教站達到840個。這時正是它的鼎盛期。山西的宣教站在中國可能是最多的,早期分布在以下13個地方,洪洞是1886年山西省總部,到1933年上半年,已有38個縣的教區。

  1930年10月,正是帶著宣教的目的,艾偉德這個28歲的英國女子來到中國。

  經過簡單籌備,她從打工獲得的積蓄中購買了一張從倫敦到荷蘭的船票。啟程那天是10月18日,她帶著兩個箱子(一個箱子裡放著一本聖經和衣物,另一個是食物和煮飯的酒精爐),還有作女傭賺得的全部積蓄——2英鎊9便士。送行的是父母和姐姐葳蘭(Violet),她們送她從港口乘船到荷蘭海牙。而後她告別親人,單獨乘上了開往俄國的列車。

  歐洲人到中國,當時最好的路線是選擇坐船到天津,但是費用要比陸路貴兩倍。為了省錢,艾偉德選擇了鐵路。她的旅行路線是:沿鐵路東行,穿越東歐,經過西伯利亞後,進入中國,再轉中東鐵路南下,由大連乘船到天津。

  結果呢,這一旅程很不順利。本來她是計劃直達中國東北的,但事與願違,火車被迫轉道莫斯科後,才在遼闊的西伯利亞荒原上旅行。一天夜裡,火車突然停了下來,原來這列三等車只載勞改犯到當地,要繼續東走,必須自帶行李,翻山越嶺地步行到下一站,一個叫赤塔(Chita)的地方。

  這是西伯利亞曠野中一個荒涼的鎮。艾偉德攤過冰雪覆蓋的荒漠,抵達赤塔時,發現車站到處是荷槍戒備的軍人,還能聽到稀疏的槍聲。地方官員在檢查了她的護照後,不准她上車,她不會俄語,只能打手勢,對方用生硬的語言答復說:到中國東北的旅客不能前行,哪兒來哪兒去。——後來她才知曉蘇聯與日軍對峙,中國滿洲鐵路又在日本控制下,所以蘇聯的列車無法直達。她被迫留在當地的旅館裡。

  在旅館裡,一個懂英語的婦女,在仔細看過她的護照後,為她解了迷。她指著護照的工作欄說:問題出在這裡。原來“宣教士(missionary)”被誤寫成“機械師(machinist)”。由於當時蘇聯非常需要機械師,所以當地官員就粗暴地把她強行扣留了。

  艾偉德恍然大悟。那個婦人警告她要趕快逃走,否則會被強留在西伯利亞。艾偉德雙手一攤,面露難色,她說她連一句俄語也不會講,怎樣能離開這寒冷的大西伯利亞呢?那個婦人說會有人幫助她,說:“今晚有人會去敲你的門,你就跟著他走,坐火車到海參威,回頭有人會安排。”面對這個神秘婦人,艾偉德她無法判斷真偽,只能是半信半疑。之前,她遇過一事,一名地方官員在為她辦交涉時,突然欲奸污她。因此,蘇聯留給她的印象很惡劣。

  當晚,果真有個男人來接她,她就跟著他,上了火車。經過長時間行駛,火車抵達蘇聯的最東端——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威),一個美麗的小城。下車後已是黑夜,旅資已經所剩無幾。她結識了車站附近一名婦女,央求她找人乘夜帶她去碼頭。對方幫助了她。她終於登上一艘停泊在港灣裡的日本商船,船長被其精神所感動,答應免費載她去日本神戶。幾天後,她又乘船輾轉到達中國天津。

  等艾偉德棄船踏上中國大陸後,已身無分文。一個人力車夫為了拉生意,堅持要她上車,她准備將自己那條又臓又舊的領巾拿來抵賬。當洋車停泊在一個大門前時,她看到一個英文牌子,上有“天津宣教中心”的字樣時,她異常驚喜 ,不禁長舒了一口氣。

  從倫敦到中國,超過1萬公裡,一趟多麼艱辛的行程呵。她終於完成了。

連結中國與國際的“八福客棧”

  艾偉德在天津休整小住了幾個月。其間,靠著宣教中心,她找到了內地會差會辦事處。她熟悉了有關陽城的情況,知曉從天津到那裡,少說也有1700裡啊,還有翻越高峻的太行山脈。1931年春,一個路姓的基督徒商人要去山西晉城,答應帶艾偉德前去。於是,她們先乘火車穿越華北平原後,又換乘長途汽車抵達豫西北重鎮焦作,而後開始北上太行山。汽車在崎嶇狹窄的山間小路顛簸數小時之後,終於穿越太行天險,行進於山窪之中。艾偉德到達晉城後,暫住於內地會宣教站,對於她這等於找到了組織。

  在宣教站,一位年老和善的女宣教士接待了她,她就是司米德夫人。司米德夫人的丈夫曾經是國際上大名鼎鼎的宣教士司米德,年輕時號稱“劍橋七子”之一,後長期在晉東南澤、潞兩地傳教,且很會經商。這劍橋七子中,有三人在山西。可惜因為先她去世,其夫人也就成了寡婦。她曾多次向英國總教會申請,要求派人來陽城接替珍妮,現在終於遂了願。

  對於遠道而來的艾偉德,她非常歡迎,向她介紹山西及本地情況,指出注意事項,她告誡她,西式的裝束在此已不適宜,遂幫她預備了高領的中國旗袍和行裝。一個月來,艾偉德第一次體嘗到了溫暖。休息幾日之後,艾偉德在同道的引領下,乘坐騾車、抬轎,在山路上行走兩天後,終於到達了命運安排的聖地— 陽城。——70年後,澤州到陽城僅僅需半小時。

  陽城是座山中小城。教會的條件比艾偉德預想的還要差。教堂租住著一處民房,位於縣城東門外的大道上,運貨的騾隊從這裡來來往往。珍妮居住在教堂南面的一個大院裡,大院座東朝西,占地百余平方米,裡面還雇有一個當地廚子老楊。讓她吃驚的是,房子不算小,裡面堆著成堆的臓物,工人們正在清掃修建,僅有一個房間比較整潔。

  73歲的珍妮在中國居住了已經50年,從風華正茂已到風燭殘年。但她的口音仍帶有濃重的蘇格蘭味,有時候攙雜的中國土語,讓人覺出她在中國久居的印記。由於長期獨處,她的性情有些怪癖。但見到她時,目光裡射出興奮的光芒,她拉著新人介紹說,這是新租下的房子,當地人說這裡“鬧過鬼”,沒人敢住,所以租金特別低廉,每年僅1英鎊。她們相視一笑。對於這兩個西方信徒,鬧鬼有些滑稽,她們不信那個。

  面對這樣一個落腳地,艾偉德有些恍若隔世之感,但經歷漫長的旅行後,也頓覺輕松下來。對於做過女傭的她,整理清潔是看家本領。她立刻投入了建設家園的勞動之中,幾天後,全部房間已經整理得一塵不染了。

  在陽城,她或者與珍妮辦了兩件事。一是協作珍妮,借閒置的院落開一間客棧,接待往來騾夫住宿,叫“八福客棧”。二是在1936年,艾偉德加入中國籍。這在西方傳教士裡是第一人。

  我們重點回到八福客棧來。

  面對空曠的院落,珍妮早有想法,她向她透露了一個想法,那就是借這個閒置的院落開一間客棧,接待騾夫住宿,廚子老楊正好可以給他們供應飲食。這樣做,既可以向當地人傳福音,還能籌措傳教經費。艾偉德連連稱好,說正好可以把福音傳播到四方,而後珍妮透露,准備將客棧取名八福客棧。“八福”? 艾偉德明白其用意,八福與聖經裡耶穌的《登山寶訓》有關,原文有“八福”訓導。這就是後來轟動西方的八福客棧(The Inn of Eight Happinesses)。

  客棧辦起來了,讓她們發愁的是無人住宿,生意慘淡。——她們分析中西方還存在巨大的文化隔膜,當地人對她們這些外來者不理解甚至仇視,這種隔閡不是一天兩天可以解決的。當面就喊她們“洋鬼子”,怎麼肯來與她們交往呢。怎麼辦呢?珍妮想出一個辦法:讓年輕的艾偉德站在門口,看到經過的騾隊,就想方設法把他們拉進來。

  艾偉德勉為其難去做了,但能否勝任她也沒有信心。起初她是好話說盡,加上語言不通,累得口幹舌燥,但收效甚微。騾夫們嘲笑著路邊的她,吐著穢語,摔著鞭子揚長而去。這頗讓她感到難堪。漸漸的,偶爾也有騾夫下車來看,當看到客店整潔、飲食可口,而且收費便宜時,就動心了。

  當偶有人住宿後,她們竭誠招待,年老的珍妮也是出出進進,忙上忙下;艾偉德則是裡外關照,試著與他們學習本地方言。她們想出的一個辦法是——晚上給旅客講聖經故事聽。騾夫們也不關心細節,只是將其當成開心有趣的神話故事。就這樣,隨著天長日久,客棧人氣愈來愈旺,生意愈來愈好。過了一段,客棧常常爆滿了,連騾棚裡也是騾子滿員。

  對於這兩個外籍女士開設客棧,在當地頗有些爭議。山西有句俗語:“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內涵是說有幾種行業讓人看不起,譬如車船店腳牙,其中“店”就是開客棧的;“腳”是行腳的,就是運輸業者。連中國老百姓都看不起,而這兩位高貴的英國女士,怎麼能開起這種“下賤”的招待騾夫的客店呢?——79年以後,對於此舉,我也覺得不可思議。乍看“八福客棧”此名,還以為是哪位地下黨弄的接頭點,或者綠林好漢做的人肉鋪子呢。

  然而,此事出現就出現了,後來反而習以為常。這就是新生事物的發展規律,其中的奧妙不得而知。過了一段,住宿的這些山野騾夫起了變化,他們不再吸食煙酒、高聲喧嘩,不再說臓話,哼唱黃色小調,而是學唱西方聖歌。文明的氛圍彌漫於這座山地小城之中。

  就這樣,後來國際上頗為有名的“八福客棧”在陽城出現了。艾偉德用此來收留孤兒,救護傷員。1958年,那部好萊塢影片就以此為片名。稍有區別的是,《八福客棧》改為《六福客棧》(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國際上頗為有名。

艾偉德來到陽城一年多後,即1932年11月某日,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就是珍妮·勞生的死亡。具體細節不詳,我看到的記載有兩個版本,一是“使氣外出,意外受傷死亡”;二是傳教時,從樓梯上失足,三天後不治而亡。總之,珍妮·勞生都是死於意外。這樣,29歲的艾偉德成為八福客棧的新掌門。老楊仍在她身邊服務。她的管理水平也在練習中得到提高,中國話也基本能夠運用了。這時,澤州的司米德夫人看到艾偉德的孤獨,差派一名中國助手自帶工資前來幫忙。

  由於艾偉德的勤勉和得人心,她影響力在增大。有一天,連縣長都光臨八福客棧了——這位縣長叫什麼呢?不得而知,只知他打算在當地推行“天足運動”(解放婦女的纏腳),他准備委托她做一件事——代表政府挨戶宣傳檢查,以正風氣。艾偉德經過考慮,答應替政府做事。而後,她以官使身份,周游各村鎮間,幫助婦女放腳,借機傳播西方文化。縣長還發給她薪水,提供出行用的騾子,並派兩名衛兵保護。
  這樣一宣傳,陽城一帶都知曉來了個矮個子的英國女人。後來,就連附近的典獄官都來找她。原來是監獄突發暴動,形勢極為緊張,雙方僵持不下。獄方想出一招,請她以精神領袖的身份,來平息對峙。艾偉德就以“人道身份”請出暴動領袖,要求他交出武器,並保證不再加罪。這樣,監獄騷亂就平息了。

  艾偉德還樂衷於收養孤兒,從事慈善事業。最早一次,她在陽城街上走路時,看見路邊有個婦人,要出賣一個病弱的小女孩,標價兩個銀元。經過一番討價還價,艾偉德把身上僅有的九角錢掏給了婦人,而後領著那瘦弱的女孩回到了八福客棧。此後小女孩被稱作“九毛”,學名叫“美恩”——九毛錢就能買一個女孩,今天你不可想象,這裡面隱藏著多麼巨大的人性災難呵!

  美恩就逐漸成為艾偉德的助手。在美恩建議下,艾偉德又收留了一個8歲男孩,特起名“少少”。接著,她收養了第三個孤兒,為之取名“寶寶”。收養的第四個女孩是8歲的“蘭香”。而後,她收留的兒童、難民愈來愈多。後來,她計劃建立一個饑民收容站。

  1938年春,中日戰爭爆發幾個月後,戰爭也從華北平原蔓延到了僻遠的山區陽城。不幸的是,一天下午,兩架日機轟炸了縣城,投彈24枚,其中一顆炸彈竟然炸中了城邊的八福客棧。正在房間中祈禱和平的艾偉德被壓在瓦礫堆下,一下失去了知覺;幸運的是,等她被救出時,僅僅受了點輕傷,其他人則安然無恙。——這日本飛機如果有制導炸彈,大概不會輕易轟炸大英帝國的宣教站吧?

  隨後有信息傳來,日軍馬上就要占領陽城了。 面對日軍的步步緊逼,為了避開戰火,艾偉德帶著幾位孤兒和幾名基督徒,轉移到了到山區的北柴莊。她利用一孔窯洞,及僅有的幾樣急救藥品,建立了一個臨時“醫院”,連續不斷地救治軍民中的傷患者。等到日軍離去,她和難民們才又回到小城。

  艾偉德的這種西方救助精神深深感染了當地的官民。在場的中國人對她及屬下有了更深的理解,連縣長也用宴席款待這位35歲的英國女士。他請她坐在首位,並當著同席的人,宣布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儒家的教導存在我頭腦裡;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偉德的心裡。我要作一個基督徒。”艾偉德馬上恭喜他。

  1939年2月,艾偉德聽說日軍主力已經暫時撤離澤州,回到大城市過冬去了。她專程跋涉到澤州去看望內地會的同工們。此時,司米德夫人已經離世,戴維斯(David & Jean Davis)夫婦負責宣教站工作。身處戰亂時期,他們得以相見,相互間歡喜異常。但一件突發事件卻使她蒙上了陰影。

  一天夜裡,幾名醉酒的留守日本兵,闖進宣教站,在那裡狂喊亂叫撒酒瘋。艾偉德去交涉時,不想頭部被一日兵用槍托重重擊中,當場就昏倒在地。半天後才醒來。——這是日軍對她的第二次傷害。

  不久,戴維斯送兩位年長的宣教士走了,他們要從煙台坐船回英國,這樣艾偉德就暫時代為看守宣教站。幾天後,衛立煌將軍的國軍進城希望借住,艾偉德以“中立”為由拒絕。當時,教會的政策是嚴守中立。前來拜訪的是一名情報軍官,叫林南(譯名)。這位上校談吐文雅有禮,給艾偉德留下了良好印象——大概這就是後來影視所演繹的一段戀晴吧?他們在一起談論善惡,林南指出日軍是惡的象征,而中國的抵抗是“義戰”,勸她助善拒惡。艾偉德也受到觸動,饒有興趣地同他談論,兩人還多次在澤州城的街道上高談闊論。

  還有一個人讓她改變了中立立場,這就是歐洲人雷將軍(General Ley)。她在深入山地時遇到了這位富有傳奇色彩的游擊領袖,讓她驚訝的是,雷將軍原是天主教神甫,而現在卻持槍成為抗日英雄。——種種跡象表明,這位雷將軍就是比利時人雷鳴遠Vincent Lebbe (1877~1940),天主教傳教士,1901年來華,曾創辦《益世報》,1928年,雷鳴遠加入中國籍,1933年熱河發生長城抗戰,他帶領教徒前去搶救傷兵,抗戰爆發後,雷鳴遠極力主張抗日,率領教友六百余人,組織戰地服務團、救護隊,在太行山和中條山一帶搶救傷兵,救濟難民,教育失學兒童。雷將軍的經歷讓她受到了觸動——他能這樣,我為何不能呢?

  暫住澤州期間,艾偉德接受了美國《時代》(Time)雜志記者的訪問。《時代》創辦人魯斯(Henry Luce),是美國長老會宣教士路思義的兒子,有宗教背景,他支持同情中國政府的抗日行動。放下戒律的艾偉德用英語回答說:宣教團體是中立的,但她憎恨日軍暴行。除了公開表明自己的觀點外,她還把所知的日軍情報秘密傳遞給國軍,她說她是中國人,雖然鼻子高,但心是中國人的,不能無視日軍暴行。——這些經歷,在過去的地方史料裡你很難看到。這個大膽的舉動改變了她的命運,也成就了她的輝煌。

  本來,在澤州看守階段,她的一個任務是救助戰爭難民和孤兒。她們收容有200余名孤兒,1000余名難民。之前的1940年初,出於安全考慮,她派她的臨時助理晉本光(),率領100余名孤兒轉移到了西安,那裡有她們的救助站。剩下的近100名孤兒,艾偉德建議將他們遷往陽城山區。回來的戴維斯表示同意。此時,艾維德本打算暫留澤州,繼續照顧宣教站的難民。

  但一個不好的消息讓她改變了主意。正在進行春季“掃蕩”的日軍再次迫近澤州,路程僅有一天。情報員手裡拿的一張告示讓她震驚,上面用漢文、英語寫著:懸賞捉拿“小婦人艾偉德”,賞金100美元。——這日本人情報夠靈敏的,但他們有些太小氣,區區100美元,就要捉拿這位國際知名的英國女子?!

  艾偉德知道她及宣教站已處在日軍的重點打擊范圍之內,不禁有些緊張。在權衡一番利弊後,艾偉德當天就帶100名孤兒逃往了陽城。在路上,遭到日軍飛機的低空掃射,她覺得肩頭上被猛擊一拳,摔下馬來,後來發現是受了槍傷。她作了簡易包扎後,逃回陽城。她與屬下簡單分析了敵情,感到形勢萬分嚴峻。面對日軍的逼迫這樣殘酷的現實,艾偉德深感她本人無法在晉東南立足,只能遠走陝西關中,那裡有她們的基地;回頭,她又舍不得這些未成年的孩子,危急時刻,她不得不做出決策:帶領這些孤兒出陽城,出晉東南,於是就有了那場舉世矚目的大遷移。

  時隔70年後,我們回過頭來分析,艾偉德為何要帶100名孤兒出太行呢?

  因為她要躲避凶惡的日軍追殺,西安是大後方,有她們的基地。那麼,為何日軍要追殺她們?因為她要抗日,為何她要抗日?因為她是中國人,出於正義的目的。而這一切開始於她在澤州的經歷。也就是說,澤州改變了她的一切。

帶領100名孤兒開始千裡大遷徙

  那場舉世矚目的大遷移,是艾偉德留給山西,留給世界最令人震驚的一頁。她用她的人性的光輝照亮了山中小城。從這點考慮,我們不能用任何的觀點否定它,否則你就是與反人類者同道。

  關於遷移路線,有多種說法,我的分析,南下王屋山,西進西安比較可信。

  看一下地圖,陽城處在晉豫交界處,周圍遍布大山,他們到陝西扶風,只能翻越中條、王屋大山,跨越黃河後,西行過崤山入潼關,才能安全起來。從這裡到西安大約需走480公裡山路,這樣一支年幼隊伍,她們能夠走這麼遠的路嗎?而靠身材矮小的弱女子艾偉德、1.45米和幾個隨從護理,能完成嗎?

  ——寫到此,我不禁想起了《聖經》描述的以色列人出埃及。這是聖經裡最為壯觀宏偉的場景,摩西(Moses)領導60萬壯丁加上家屬後代,約在二三百萬人,他們為了擺脫埃及法老王的奴役,冒險離開埃及前往曠野,開始自由的新生活。

  後面是法老王的大批追兵,在紅海邊,他們陷入了絕境。現在,艾偉德為了擺脫日軍的迫害,也在3000余年後,從陽城帶領百十個幼童徒步輾轉於山中,前往西安扶風去。雖然從規模上,無法相比,但所處的困境和體現的獻身精神都極為相似。這也是艾偉德最為感人的一幕,她的壯舉在1950年代震撼了西方世界。

  讓我們回到故事中來——

  考慮到日軍針對她的“斬首”行動,艾偉德決定立刻動身。關於其出發的細節我無從知曉,只知道她帶著約100個孤兒,他們主要是晉東南人的後代。其中最大的一個是被解放的婢女素蘭,較大的有她收養的美恩、蘭香、少少、寶寶和另兩名男孩子;而最小的一位只有四歲,需要有人抱著才能前行。

  從這裡到西安大約需走480公裡山路,這樣一支年幼的隊伍,她們能夠走這麼遠的路嗎?而靠身材矮小的弱女子艾偉德和幾個隨從護理,她們能完成這樣艱巨的使命嗎?知情人都在擔憂。

  然而,命運的安排是只能進,不能退。

  行前她去向縣長告別。已是基督徒的那位縣長聽說此舉,擔心說:“啊呀!那要攀山越嶺,還要渡過黃河,很麻……”

  “但我不能不走!”

  縣長見無法阻止,就關切說:路上要有足夠的口糧呵。我派幾個人,扛上幾袋小米,送你們一程;但只能到黃河為止,剩下的路就靠你獨自支撐了。

  艾偉德表示感謝。臨別時,縣長說:“以後,我只有為你禱告了。”

  艾偉德說:“我也為你禱告。”

  很快,這支特殊的隊伍行進於中條山中了。隊伍是這樣布置的——前後由成年人壓陣,小孩子們互相攙扶著,最小的孩子,由幾個成人用籮筐擔著,而38歲的艾偉德前後視察著,還不停地抱著疲累的孩子趕路。縣長委派的幾個人,扛著幾袋小米,目標是將她們送到黃河邊。

  為了避開日軍,她們不敢走大路,只能在當地人帶領下在崇山峻嶺間踽踽而行。疲倦了就集體休息,餓了就從騾子上取下些小米熬粥,晚上就地宿營。經常有小孩子哭著要撒尿,行路就得時斷時續;經常有孩子的鞋磨破了,腳也磨腫了,行走艱難,哭著喊著,又現出無助。看上去,他們的衣服破爛,就像一群小叫化子。

  只有一次,他們遇到了一支幾十人的國軍游擊隊,他們留給孩子們一些食物,這讓他們歡喜了好久。一路上,她們沒有遇到追兵,但感覺日軍無處不在,因而不敢有一絲懈怠。常常連疲累也忘記了。

  他們在艱難地登上一座高山後,前面的孩子開始歡呼雀躍起來,連連呼喊:“黃河!黃河!”對於這些山中的孩子,她們都沒有看到過這樣大的河流啊。艾偉德趕過來一看,果然是黃河。從陽城到黃河岸邊,騾子走需要5天的路,而領著這些幼兒竟然走了12天,總算是蒙神的佑護。

  她們在休息一番後,又興奮地往山下走,又是好長時間,她們才抵近那條著名的大河。此時,送行的幾個人告別之後,就留下一匹拉糧食的騾子返回去了。

  在河邊,艾偉德集合起隊伍來,鼓動說,過了黃河,就能坐火車到達西安,很快就會安全了。想到就要坐火車了,孩子們異常興奮,發出了歡呼聲。他們長期生活在山裡面,甭說無人坐過火車,就是見都沒見過。

  然而,寬闊的黃河橫在眼前,卻沒有一只渡船。如何能夠渡過呢?艾偉德不禁焦慮萬分,只能不住地祈禱。

  足足等待了三天,孩子們望眼欲穿,糧食也接近告馨。就在第四天,從河南岸劃來一只木船,而後下來幾名國軍士兵——他們觀察這些小難民,已經有好幾天了。在沒有發現危險後,才過來幫忙。等到接洽後,只見一名少尉,從包裡取出一面大鏡子,借著陽光向對岸閃照了幾下;對面也用相同方式回應。很快,就有一艘較大的木殼渡船駛來。此刻,孩子們開始叫嚷、歡呼起來,而艾偉德此刻連歡呼的勁也沒了。

  借助這艘大木殼船,這百十人分三次渡過了幾百米寬的黃河,等到艾偉德最後一批上岸,她才如釋重負,她知曉這裡是國軍一戰區的防區,現在已經脫離險境了。

  經當地軍人的幫忙,孩子們在豫西搭上了運貨的火車,可以由隴海線(大概走的是靠“庚子賠款”新修的靈潼線)直抵大後方西安。因為是第一次坐火車,所以孩子們都十分興奮,竟然忘記了疲勞和恐懼。火車走走停停,速度很慢,時常,他們也根據火車的節奏下車去難民救濟站吃飯。在挨近中條山脈的一個小村邊,他們遇到了麻煩——因為橋梁被炸毀,火車不能再前進了。西去西安的路,只能是繼續徒步。

  讓艾偉德愁煩的是,眼前的路需要像古代士兵那樣攀越崤山小徑,才可以到達潼關。而這條傳說中的山徑,隊伍中無人清楚,打聽一番當地人,結果連當地鄉民都沒走過。她從地圖上發現,這崤山高山絕谷,自古以險峻聞名,歷來是陝西關中至河南中原的天然屏障,也是黃河與其支流洛河的分水嶺。這麼大個山體,誰又能說清楚呢?!

  無奈之下,她只能憑靠信心,選擇往前走。可是,走了沒有多久,孩子們望著無窮無盡的山巒已經失去信心了。半個月的行軍,他們的體力已經達到極限,許多孩子累得哭著坐在地上不走了。——艾偉德預感他們遇到了出太行最大的困難。

  望著癱軟的孩子們,艾偉德心力交瘁,也想躺在路邊不想管了。同行的僅有幾個成年人,他們一手也救不了幾人。她不禁哭了起來,孩子們也跟著哭。於是,哭聲震天,哭過後,還得掙扎著往前走。她堅持的底線是:“一個也不能掉隊!”在最困難的時刻,她唯一的希望是借助於信仰的力量。

  在困境之中,眼前的山勢漸漸開朗起來,終於,發現前邊有大片密集的房屋建築,有人驚呼:潼關!艾偉德對照地圖,確認肯定後,說:我們有救了!

  潼關是陝西東大門,就在黃河拐彎處,距離西安至少有135公裡。抵達這裡,這標志著他們已經徒步穿越崤山之險。在那裡,他們再次扒上了運煤的火車。中間又轉乘幾輛客車,抵達了西安。

  在宋美齡創辦的一所孤兒院,艾偉德把孩子們集合起來點名,最後結果發現100個孩子一個都不少時,突然就昏過去了。

  等她醒來,發現躺在西安浸會的醫院裡,醫生告訴她:你腦部受傷,患有肺炎,還得了傷寒,肩上還有一顆子彈。又發著高燒,加上營養不良,你的病情很重。

  她喃喃地呼喚:“我的孩子們在哪裡?……我有一百個孩子。”直到聽到安慰,她才放下心來。

  有人會問:怎麼會有這麼多傷病呢?這個我來解釋:腦部受傷是日軍用槍托打的;營養不良是餓出來的;傷寒、肺炎是路上引起的……哇,人們很難想象,這麼多傷病,這麼弱的身體,這麼遠的路程, 在缺乏足夠食物和錢情況下,艾偉德以傷病之體帶著100個3—16歲的孩子,從山西陽城逃出敵占區來到陝西,輾轉跋涉大概480公裡。她竟然能支撐下來。真是一件奇跡呵!

死也要留在中國

  艾偉德在醫院裡治療了一年才出院,而那 100個孩子已去了陝西扶風,那裡是最終的目的地。而後,艾偉德在蘭州和成都,幫助救助貧困人和麻瘋病人,一直到1948年冬,艾偉德的身體又快累垮了。司陶衛醫生勸她回英國休養。1949年春,47歲的艾偉德終於回到了闊別18年了的英國。令人驚訝的是,父母和兄姐都還健在,在家中,她享受到了重逢的天倫之樂。但想到內戰中的中國,她時常為這個她的新國家而憂傷,此時,她從靈魂深處早已離不開這個多難的東方古家。

  這時,倫敦記者瑞德悟(Hugh Redwood)聞訊後為艾偉德寫了一篇專訪,從此艾偉德被國際社會發現;英國廣播電台(BBC)的記者柏格斯(Alan Burgess)讀後又來訪問她,寫了一本《小婦人》(The Small Woman)。此書出版後,很暢銷,電台還將之改編成廣播劇。1957年,美國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同她簽約,把她在陽城的經歷拍成了電影《六福客棧》,大明星英格麗·褒曼在片中那光彩照人的演繹,使這個小婦人在歐美國家的民眾中成了家喻戶曉的英雄。

  艾偉德在英國修養一段後,一直想重回中國——中國成了她的祖國,英國反而讓她找不見感覺了。但出於復雜的政治原因,新中國不允許外籍傳教士進入中國,1957年,55歲的艾偉德在中國的南部沿海兜了一個圈子後,入境無望,只好進入香港,在她看來,進入英控的香港也就是踏上了中國土地。當她再度想法回到大陸未成後,就找到了她收養過的一個孤兒,在香港救助大陸難民。因為中國護照在香港的居留簽證期限已到,她決定去海峽對岸的台灣,在她坐船離開香港時,遙望著大陸,禁不住淚流滿面,感情難以抑制。

  1957年艾偉德赴台後,成立了“艾偉德孤兒院”,1959年,美國展望會邀請她到美國作旅行布道。美國聽眾這才驚奇地發現,她不是電影中那個長身玉立的美麗女星,而是一位矮小蒼老的小婦人。接著她又受邀到澳大利亞、新西蘭巡回布道,然後回到英國。英國廣播電台(BBC)的電視節目再次報道她,坎特伯裡大主教接見她。伊莉莎白女王也邀她去白金汗宮訪問,並籌集資金幫助台灣孤兒。

  1970年元旦,艾偉患了感冒,卻仍然出席婦女禱告會,回到孤兒院後就一病不去。醫生診斷是流感轉為肺炎。兩天後,艾偉德去世。她的死,在國際社會引起極大反響,但卻不為大陸所知。但這不影響她成為20世紀人類值得深刻銘記的歷史人物。

  如今,她的墓在台北縣淡水鎮“Christ's College”的校園內。碑文有蔣介石手書“弘道遺愛”。根據她的遺願,她的頭朝大陸,表達了這個英國人對那片土地的眷戀。


八福客棧曾經唯一的遺跡:一口枯井,如今,這裡已被住宅小區取代

  尋蹤六福客棧

  20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人艾偉德與中國、與山西的這段特殊經歷和緣分,讓我目瞪口呆,之後又感慨深深。首先是當這位富有犧牲精神和大愛的小婦人“感動世界”的時候,我們卻一無所知,中國大陸不知道,山西不知道,陽城不知道!而在歐美,據說她的名字近乎於雷鋒,影響了西方整整幾代人。不僅如此,陽城這個山中小域也被西方人所熟知,如同中國人知曉朝鮮的上甘嶺,知曉法國諾曼底一樣。我不禁要想,我們的文化和導向究竟缺失了什麼?是什麼導致我們如此閉塞,如此麻木?

  除了遺憾,我們只有感慨。我們的文化有問題,我們的觀點是“父母在,不遠游”,過多地關注自己及本族的事情,而對外面的世界,則顯得有些被動、小氣!一度時期,我們的價值判斷有問題,我們的思維太狹隘,除了關注內部的事情,我們對海外太隔膜了。即使對內部,我們的關注點也有問題,像國軍在晉東南的抗日,像“控煙狂人”卓祥表1985年走上長治街頭……等等,我們一直是茫然不覺,或者熟視無睹!關於這位加入中國籍的英國人,在1950年代已經是世界聞名,而中國卻懵然未知。

  那麼,中國人當時在幹什麼?作為一個民族的“先知先覺”的文化人又在幹什麼?歷史記載,大陸所有人都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熱火朝天地大煉鋼鐵、反右。當時與世封閉的社會極少有人知道奧斯卡金像獎為何物,也不會去抄心此等鹹淡事。再說,中國大陸當時的意識形態,不可能與西方社會融到一起。半個世紀啊,這樁足可以與“辛德勒的名單”媲美的故事竟然被雪藏了這麼久!因此,面對過去,我們需要內省。

  然而,大陸還是解凍了。先生是有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這位英國女子的圖書《八福客棧》,接著,近幾年,鄭州大學的一幫中外客人上到太行山,輾轉陽城,在當地教會的幫助下,“懷著朝聖的心情”,尋訪格裡蒂絲·艾偉德的遺跡。太行日報以《尋找六福客棧》為文,對此事進行報道,有文章披露,客人“不僅找到了艾偉德的殘存到只剩下一眼枯井的八福客棧,還見到兩個孤兒的後代”。打破這種雪藏的仍然是外國人。

  2007年秋,我也根據網上資料對八福客棧進行尋蹤。很遺憾,這個建築已毀,其位置應在陽城縣東關明月小區內,原址已經被一幢新家屬樓覆蓋。遺址向北隔一胡同,是一個保存完好的四合院,門側磚牆上仍然留有“基督教堂”的字跡。這就是70余年前珍妮·勞生和艾偉德傳教之所。一個令無數西方人景仰、追尋之地。而我的感覺,震撼之後卻異常復雜,真的想不到晉東南這塊崎嶇山地中,竟然棲息過這樣一顆卓異的靈魂,我不知是該覺得這位傳道者偉大,還是感到晉東南的神奇呢?!

  也許都有。

  另外,牽動世人濃厚興趣的還有那些孤兒的下落。現在,已經很難調查清楚。僅知散落在陽城的兩個孤兒裡,其中一個就是演禮鄉台底村的成敏賢(1935——1997)。他原名叫成張虎,9歲時,母親死去,父親他走。在信徒幫助下,他被送到八福客棧,後來遷徙西安後上了幾年學,脫離教會當了國民黨兵,後被俘虜投入解放軍行列,隨軍占領大西南。復員後,成敏賢根據他兒時的記憶,重新回到了故鄉以種地立身。並在這裡結婚生子,直至去世。現遺有老伴及三子一女,皆為平常百姓,與普通人沒有兩樣。其妻是聾啞人,比成敏賢小七歲,在老屋裡孤獨度日,唯有一串串辣椒相伴。兒女們忙於生計,對於父親的傳奇,知之甚少,更談不上對那位英國小婦人的了解。

  此外,晉城遺有艾偉德用過的書房,她的個別學生還存世,已屆耄耋之年。想起她,我總是感慨不已。在我看來,晉東南雖然名人無數,但這個異族人卻尤其讓人驚歎。在其身上,我們看到了本土人所匱乏的超然大愛,看到了人道主義的光輝;而這些都與其信仰有關。因為有信仰,她才能遠涉重洋,才能夠救護孤兒,才能反抗日軍,才能眷戀中土……這是許多凡夫們所很難做到的。

  我由此想到許多外國人曾經幫助過中國,二戰時期,他們從異國他鄉來到晉東南,其中有美國人韓丁,有朝鮮人陳光華和石鼎,有日本人崔清志,有印度人柯迪華等等……已知和未知的還有很多,他們身上體現出人性的光輝。我們不能因為對方的外族血統而將其遺忘。山西人應該學會感激,這如同猶太人對中國在二戰時期的上海保護他們心存感恩一樣。好在艾偉德的事跡重又被我們所記起,無論如何,這都是值得愉悅的!

  記住格裡蒂絲·艾偉德這個名字,還有一層意思,她是民國時代內陸山西與國際社會交流的一個極好范本。由她,封閉的陽城、晉東南、山西可以跟歐美聯系起來,可以跟英格麗·褒曼、英國女皇、蔣介石聯系起來,可以跟二戰、游擊戰、內戰、聯系起來,可以跟台灣、香港、西安、成都、晉城聯系起來……這麼多的文化歷史元素集中於一個人身上,實在是不多見的,我們理應為山西接納過這個異國女子而欣慰,也為這個英國人幫助山西而感動。除此之外,我們還能想到什麼呢?

上帝來過陽城——艾偉德與陽城六福客棧的傳奇故事

  關於格拉蒂絲·艾偉德的傳奇故事,說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一位撕毀英國護照,志願當中國人的女傳教士艾偉德,經過重重困難,來到山西晉城的陽城縣,開了家“八福客棧”(電影改名為六福客棧),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收養了一百多名孤兒,後來為了躲避戰爭,又翻山越嶺帶領這一百多名孤兒從陽城逃難至陜西西安,途中飽受饑餓、疾病和各種危難,卻堅持不願放棄任何一個孩子的動人事跡。

  格拉蒂絲·艾偉德的傳奇故事後來被英國記者寫了書,書名為《小婦人》,還改變成了廣播劇,在上世紀50年代末又被改編成好萊塢電影《六福客棧》,使艾偉德在中國陽城的故事廣為傳播,《太行晚報》的《尋找六福客棧》的文章,就是記敘21世紀的今天,一大群在鄭州大學的外教,來尋找格拉蒂絲生活過的陽城,以及她開辦的“八福客棧”。

  小資青年的驚訝,在讀完大量關於艾偉德的故事後,這驚訝就變得枝枝條條,像一棵從春天進入夏天的樹,依著故事情節的養料,迅速繁盛起來。先是對這個故事背景的狠狠驚訝,我沒想到這個可以和《辛德勒的名單》相似的感人故事竟然發生在我們的陽城縣,這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傳奇又感人的故事,我們卻渾然不覺,我們這一“渾然”,就“不覺”了七十五年(格拉蒂絲從1930年來到中國),到了1958年電影《六福客棧》熱遍西方的時候,我們又茫然無知了將近半個世紀,如若不是這幫老外來陽城尋找“六福客棧”,我們也許還會讓這個傳奇繼續雪藏下去。

  第二個狠狠驚訝於格拉蒂絲在陽城的經歷,格拉蒂絲從晉城下車後,輾轉兩天才來到陽城,人地生疏,加上自己又是個單薄的外國女子,她被當地人稱作“洋鬼子”,她投靠的羅森傳教士到中國已經五十年了,“原本濃重的蘇格蘭口音,加上不自覺攙雜的中國話”,使格拉蒂絲幾乎無法聽懂她在說什麼,也難怪,變異的英語加上怪異的陽城話,她能聽明白才怪,然而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格拉蒂絲立足了,她把羅森遺留的房子改造成了客棧,而且把投宿的粗野的過路騾夫(相當於今天省際公路上的貨車司機)竟馴化的彬彬有禮,“他們不再聚賭喧鬧,不用臓話嚇斥騾子前進,也不唱那些淫穢的地方小調,而是哼著詩歌。”

  這樣稀奇的事情連當時陽城的縣長也注意到了,親自來拜訪了格拉蒂絲,還請她幫助政府推行“天足運動”,即說服當地的女子放棄纏足,可想而知這是一件多麼滑稽又為難的事情,但格拉蒂絲卻堅持著去做了,只是她得答應縣長,“只能講聖經故事,不能傳教”,縣長是儒家文化裡走出的傳統官員,一時無法接受基督文化,是不會讓這個奇怪的“洋鬼子”講經布道的,然而沒過多久,格拉蒂絲把縣長的信仰也改變了,事情的起因在於,有一天,陽城的監獄發生暴動,一個犯人發瘋似的砍死了幾個同犯,誰也不能降伏,縣長請來格拉蒂絲,沒想到她用幾句話就說服犯人放下了凶器,乖乖接受了管教,這讓縣長更加尊崇,經過一次長談,陽城的縣長也入了基督。

  最為小資青年值得驚歎的是格拉蒂絲在陽城收養孤兒的善舉,起先是有一天,格拉蒂絲在路邊看到一個婦人在路邊出售自己的孩子,於心不忍的她掏出僅有的九毛錢買下了這個孩子,到後來,日軍的飛機轟炸了陽城,也炸塌了她的八福客棧,格拉蒂絲在瓦礫中爬了起來,重整家園,把客棧改成救護站,收留了因轟炸留下的40多名孤兒。1939年2月,日軍闖入了傳教士大衛在晉城辦的孤兒院,企圖強奸那些小女孩,偏偏是那樣湊巧,格拉蒂絲那天正好在晉城,就用自己的身體阻止這些殘暴的日軍,又偏偏是那樣傳奇,日軍一個下級軍官數次用槍托砸這個弱小的婦人,卻數次沒有砸倒,換槍扣了兩次扳機,卻都卡殼了,格拉蒂絲教導那些驚慌的女孩子禱告,而日軍還以為是她們的魔咒,在憤怒和訝異中收隊離去。

  回到陽城,格拉蒂絲決定離開這裡,轉移到較為安全的後方城市西安,當她要把帶一百個孤兒去西安的想法告訴縣長時,縣長無比驚訝,覺得這簡直在做一件傻事,但格拉蒂絲堅持,這一百個都是神賜給她的孩子,一個也不能丟下。縣長苦勸無效,只好多為她預備一些糧食,並派了兩個已信了基督的士兵跟她一起上路。

  就這樣,在1939年,格拉蒂絲帶領一百名孤兒上路了,從山西陽城到陝西西安,歷經了半個多月的磨難,終於到了西安,她把這些孩子全部交給了宋美齡辦的孤兒院。

  故事到此,本也結束了,但我相信各位看到此,會和小資青年一樣,要熱切追問格拉蒂絲後來的消息,籍此,我也就簡單敘述一下“小婦人”的命運:1941年,大病一場的格拉蒂絲出院,隨後在1944年和1945年,去了蘭州和成都救助麻風病人,1949年春,格拉蒂絲回到英國,BBC很快把她的故事寫成書,書一出版就非常暢銷,BBC還改編成廣播劇,讓格拉蒂絲成了家喻戶曉的英雄。然而格拉蒂絲一直想回中國,但當時的新中國不承認她的身份,也拒絕傳教,期間她的故事被改編成電影,這就是後來著名的《六福客棧》,伊莉莎白女王,還邀格拉蒂絲去白金汗宮面談,格拉蒂絲後來輾轉到了香港,又通過關系來到台灣,她在台灣開辦的的孤兒院卻被合伙人所騙,但格拉蒂絲並沒有絕望。1970年元旦,格拉蒂絲患上惡上了感冒,卻仍然出席婦女禱告會,回孤兒院後就倒在床上。醫生診斷是流行性感冒轉為肺炎。兩天後,格拉蒂絲死在她所愛的中國另一塊土地上,按照她的遺願,她的頭的方向朝著中國大陸,朝著我們的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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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1. tang3 說道: 無題

    2013-03-05 10:03:52

    《尋找六福客棧》報道了從鄭州大學來的這幫老外尋訪陽城的事情,他們是忠實“格拉蒂絲”迷,當他們踏上這個傳奇故事發生的土地時,激動異常,在當地教會的幫助下,不僅找到了格拉蒂絲的殘存到只剩下一眼枯井的八福客棧,還見到兩個孤兒的後代,文章中說,他們幾乎是懷著朝聖的心情來到這裡的,然而在這之前,這無比寶貴的八福客棧,“陽城不知道,山西不知道,中國也不知道,那個無比寶貴的八福客棧不知什麼時候被毀掉了,如果它還存在,或者被我們宣傳出去,外國人也許會忽略掉鄭州、太原、而直奔陽城。”





  2. 懷念故鄉 說道: 無題

    2013-03-05 14:16:02

    毓賢這個·人的事, 是知道的,。。。。

    八福客棧及格拉蒂絲的事跡,第一次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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