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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震十年 我们的娃娃还在等个答案
川震十年 我们的娃娃还在等个答案川震十年 我们的娃娃还在等个答案
绝大多数被质疑是“豆腐渣”工程的学校都已经找不到责任方，家长想找到有力的证据更是难。但富新二小是“证据确凿”的，当年的施工者多次接受媒体采访，直言工程图纸是一张邻乡学校图纸的复制图，施工时临时加了一层，又把矩形梁变细。
追责却没有因此而更顺利。五月中旬，家长在学校废墟前架设灵堂，在操场的黑板上、灵堂前都写着“人祸”的字样，但他们觉得领导并没有重视“学生的冤情”。
5月25日，家长们决定自己找领导，他们计划徒步到德阳市政府——那是管辖绵竹市的上级政府。家长队伍里拉起一条高约八十公分的长白布条，上面用黑色大字写着：“我们坚信党和政府会还冤死的孩子一个公道！”。路上多数家长都手捧着孩子的遗照，在黑色相框里的都是六到十三岁之间的小学生。时任绵竹市市委书记蒋国华想把家长劝返，四次下跪，但队伍就径直从他身边走过。
陈丽那天也拿着儿子的遗照，那是一张放大了的证件照，小男孩还戴着红领巾。她指着照片，反问跪在地上的蒋国华：“跪了，我儿子能回来吗？”
市委书记下跪成了网络热点，加上校舍施工者接受了采访，富新二小的报道量自然高于其他学校。美国电视台HBO以富新二小为主线拍摄了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后获得了奥斯卡记录短片提名。
陈丽回忆5月25日当天：“我们有一百多个家长，围观的有很多人，还有很多志愿者，一起去的记者，当时的记者特别多。”
一年之后，《唐山大地震》的作者、传媒研究学者钱钢分析了川震校舍倒塌报道被禁始末。他指出中宣部关于校舍报道的第一道禁令早在5月15日下发，但显然这如同一张废纸，连人民网都没依从这道命令。在全国哀悼日至6月初，更出现了接连三波的报道潮。
报道潮里，大量倒塌校舍的问题随之曝光：都江堰的聚源中学在选址和预制板质量都有问题；都江堰的向峨中学在修建时就评为危房，却依旧修完并投入使用；青川县木鱼中学曾在2006年递交危房自查报告，却毫无回音；绵竹的富兴二小施工图纸是复印过来的，还擅自改动结构，工程问题百出；绵竹的东汽中学教学楼早已年久失修，但改造计划却一再拖延直至地震倒塌……
但在震后第一个月之后，稍微“擦边”的内容都遭到严厉批评，校舍坍塌报道几乎销声匿迹，这与愈加严格的禁令直接相关。与此同时，禁令也激发起民间的记录行动。
广州学者、纪录片导演艾晓明动身去灾区时，是同年的6月。在救灾热情最高涨时，她撰文说，不必每个人都要去汶川，做好身边的日常事也是一种“救灾”。但现在，她必须去了，灾区校舍的报道已经消失在报端，传媒销声促使她要亲身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出发之前，艾晓明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拍“校难”。后来成了纪录片《我们的娃娃》。
什邡市的红白镇，艾晓明跟拍了一位母亲办理女儿小兰死亡证明的过程，小兰生于1994年，遇难时14岁。那个司法所只是一个帐篷，电脑里有500多张遇难者的脸部遗照，其中绝大部分是学生、幼童。这位母亲一张接一张地往下翻，要找出女儿的遗照，大多数的照片里，孩子的脸都被砸得血肉模糊，难以辨认。她最终定到了编号412的照片，“这个就有点像我女儿，头发都已经打乱了”，她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伸向电脑显示屏，用左手小指做出帮孩子拨头发的动作。
这个片段在《我们的娃娃》里再现，艾晓明对此印象特别深：“因为太难受了，对于我们为人父母的，我们是不能承受自己的孩子在肉体上受到这么巨大的伤害，这样痛苦地离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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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责却没有因此而更顺利。五月中旬，家长在学校废墟前架设灵堂，在操场的黑板上、灵堂前都写着“人祸”的字样，但他们觉得领导并没有重视“学生的冤情”。
5月25日，家长们决定自己找领导，他们计划徒步到德阳市政府——那是管辖绵竹市的上级政府。家长队伍里拉起一条高约八十公分的长白布条，上面用黑色大字写着：“我们坚信党和政府会还冤死的孩子一个公道！”。路上多数家长都手捧着孩子的遗照，在黑色相框里的都是六到十三岁之间的小学生。时任绵竹市市委书记蒋国华想把家长劝返，四次下跪，但队伍就径直从他身边走过。
陈丽那天也拿着儿子的遗照，那是一张放大了的证件照，小男孩还戴着红领巾。她指着照片，反问跪在地上的蒋国华：“跪了，我儿子能回来吗？”
市委书记下跪成了网络热点，加上校舍施工者接受了采访，富新二小的报道量自然高于其他学校。美国电视台HBO以富新二小为主线拍摄了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后获得了奥斯卡记录短片提名。
陈丽回忆5月25日当天：“我们有一百多个家长，围观的有很多人，还有很多志愿者，一起去的记者，当时的记者特别多。”
一年之后，《唐山大地震》的作者、传媒研究学者钱钢分析了川震校舍倒塌报道被禁始末。他指出中宣部关于校舍报道的第一道禁令早在5月15日下发，但显然这如同一张废纸，连人民网都没依从这道命令。在全国哀悼日至6月初，更出现了接连三波的报道潮。
报道潮里，大量倒塌校舍的问题随之曝光：都江堰的聚源中学在选址和预制板质量都有问题；都江堰的向峨中学在修建时就评为危房，却依旧修完并投入使用；青川县木鱼中学曾在2006年递交危房自查报告，却毫无回音；绵竹的富兴二小施工图纸是复印过来的，还擅自改动结构，工程问题百出；绵竹的东汽中学教学楼早已年久失修，但改造计划却一再拖延直至地震倒塌……
但在震后第一个月之后，稍微“擦边”的内容都遭到严厉批评，校舍坍塌报道几乎销声匿迹，这与愈加严格的禁令直接相关。与此同时，禁令也激发起民间的记录行动。
广州学者、纪录片导演艾晓明动身去灾区时，是同年的6月。在救灾热情最高涨时，她撰文说，不必每个人都要去汶川，做好身边的日常事也是一种“救灾”。但现在，她必须去了，灾区校舍的报道已经消失在报端，传媒销声促使她要亲身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出发之前，艾晓明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拍“校难”。后来成了纪录片《我们的娃娃》。
什邡市的红白镇，艾晓明跟拍了一位母亲办理女儿小兰死亡证明的过程，小兰生于1994年，遇难时14岁。那个司法所只是一个帐篷，电脑里有500多张遇难者的脸部遗照，其中绝大部分是学生、幼童。这位母亲一张接一张地往下翻，要找出女儿的遗照，大多数的照片里，孩子的脸都被砸得血肉模糊，难以辨认。她最终定到了编号412的照片，“这个就有点像我女儿，头发都已经打乱了”，她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伸向电脑显示屏，用左手小指做出帮孩子拨头发的动作。
这个片段在《我们的娃娃》里再现，艾晓明对此印象特别深：“因为太难受了，对于我们为人父母的，我们是不能承受自己的孩子在肉体上受到这么巨大的伤害，这样痛苦地离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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