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專訪長平:假如我可以回到"八九六四"
有時我也懷疑自己的人生的意義，我需要一個理由讓我告訴自己，這樣做是正確的。若幹年前，當我在《南方周末》工作的時候，我們真心的相信我們的寫的每一個字，我們采訪的每一個腳步都是一種力量。哪怕它非常非常微弱，還一點一點的推動中國的進步。但是今天的中國甚至整個世界都開啟了歷史的倒車，所以在大多數時候，這個理由就是要習慣在絕望中抗爭。我們抗爭不是因為一定會取得勝利，而是因為即便不能獲勝，抗爭仍然是有意義的。這就是六四給我的人生信條。
DW：過去30多年來，蠻多報道都有做過六四專題。老師作為一個記者、編輯、新聞主管、作為一個媒體人，有什麼印象最深刻，或是最有個人感觸的一個六四專題或者是報道嗎?
長平：2012年六四期間我們做了一個專題，當時由於香港政府拒絕給我工作簽證，我只能在德國做這份香港《陽光時務》雜志的主編。這是一種暴政之下的非正常現實，在政治高壓之下，六四二代的生存狀態更是存在各種扭曲，因此我們這個專題的題目就叫〈六四二代變形記〉。
在這組專題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對母女，母親是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播音員石冬青女士，她後來移居美國。她的女兒劉天舒當時是高二學生，她們給我們寫來了 《母女討論六四》一個對話。我記得我在讀他們的對話的時候忍不住痛哭流涕，不是因為對話的內容有多麼驚心動魄，而是因為它是非常平常的對話。在中國平常的、公開的、坦然的、深入地討論六四沒有可能，六四變成了暗語，變成了禁忌，所以我當時非常的感觸。
在這個專題的主編寄語，我還寫了一個我在美國加州開會的一個經歷。在那個會上我遇到了一位當時14歲的六四二代，那個女孩叫陳橋，她是一位長笛演奏者，也是六四參與者、人權活動家、長期反復坐牢的劉賢斌先生的女兒。
到了美國之後陳橋才明白，她之所以姓陳，而不是跟他父親姓劉，是媽媽想要盡量掩飾她和劉賢斌的關系，以減少社會對她的傷害。但是警察還是經常騷擾她們，她們仍然生活非常困難，所以她後來受到幫助到了美國。到了美國她心靈的傷害仍然非常巨大。
DW：這也是老師您自己很有共感的部分？會不會讓您也想到自己自身的情況？
長平：是的，很抱歉，因為看得出我很動情緒。我到現在為止很多個人的經歷都難以啟齒，都無法談出來，但是我知道我還不是承受最嚴重的傷害的人，在某種程度上我甚至是幸運的幸存者，還有很多人非常、非常痛苦，但是我們聽到的看到的可能只是萬分之一、百萬分之一。絕大多數六四經歷者，那是整整一代，但是他們是失語者、沉默者。後來，陳橋被迫不僅離開父親，也離開母親。
在中國從事人權活動，就意味著家人面臨危險，有些時候你必須二選其一。
DW：我們知道不管是在1989年那時候，香港比如說黃雀行動，或者是每年在維園過去其實都會有燭光晚會做紀念。它是一個保存六四作為集體記憶一個很重要的基地，可是當然現在情況有很大很劇烈的變化。對於老師來說，香港之於六四、之於你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
長平：2009年我在香港維園參加六四紀念晚會，那是我第一次在維園參加六四紀念晚會。當時的主題叫薪火相傳，我看著20位20歲的年輕人代表香港的六四二代，進行薪火相傳的接棒儀式。
當天晚上的維園經歷讓我感到極度的震驚，我作為六四參與者，對這些活動場面我都反復想像過，一點也不陌生，但是我到了現場，仍然感到非常震驚。首先我有一種巨大的荒謬感，它起碼是在公開紀念和討論一件過去發生的事情，但是那種正常在中國大陸消失了，那段歷史在中國大陸消失了，而且我們慢慢在適應這種消失。如果站在中國大陸人的角度看當時的那個場面，你會覺得有種很強的超現實感。
當天我決定罷工一天，在那個時候我做很多媒體工作，寫很多稿子。那天我什麼文章都沒寫，但是接下來幾天我也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不是我要繼續罷工，而是我根本就失語了，我什麼都寫不出來。那天晚上我看著 十多萬人同時舉起手來 高喊“追究屠城責任”、“建設民主中國”等口號，我也舉起手來，一開始卻發不出聲音。為什麼？
整整二十年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我沒有上街喊過口號高聲要求政治權利，不僅僅讓我覺得陌生，而且讓我感覺到恐懼，即使是在香港。更重要的是，我發現自己的身體和精神幾乎失去了這種功能，所以我後來意識到我們需要找回這種聲音、找回這種功能。 這種發聲的功能我們必須要經常練習， 這就是維園燭光晚會給我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非常悲哀的是現在香港人也失去了練習發聲的機會。
DW：您會跟自己的家人、下一代去聊六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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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過去30多年來，蠻多報道都有做過六四專題。老師作為一個記者、編輯、新聞主管、作為一個媒體人，有什麼印象最深刻，或是最有個人感觸的一個六四專題或者是報道嗎?
長平：2012年六四期間我們做了一個專題，當時由於香港政府拒絕給我工作簽證，我只能在德國做這份香港《陽光時務》雜志的主編。這是一種暴政之下的非正常現實，在政治高壓之下，六四二代的生存狀態更是存在各種扭曲，因此我們這個專題的題目就叫〈六四二代變形記〉。
在這組專題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對母女，母親是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播音員石冬青女士，她後來移居美國。她的女兒劉天舒當時是高二學生，她們給我們寫來了 《母女討論六四》一個對話。我記得我在讀他們的對話的時候忍不住痛哭流涕，不是因為對話的內容有多麼驚心動魄，而是因為它是非常平常的對話。在中國平常的、公開的、坦然的、深入地討論六四沒有可能，六四變成了暗語，變成了禁忌，所以我當時非常的感觸。
在這個專題的主編寄語，我還寫了一個我在美國加州開會的一個經歷。在那個會上我遇到了一位當時14歲的六四二代，那個女孩叫陳橋，她是一位長笛演奏者，也是六四參與者、人權活動家、長期反復坐牢的劉賢斌先生的女兒。
到了美國之後陳橋才明白，她之所以姓陳，而不是跟他父親姓劉，是媽媽想要盡量掩飾她和劉賢斌的關系，以減少社會對她的傷害。但是警察還是經常騷擾她們，她們仍然生活非常困難，所以她後來受到幫助到了美國。到了美國她心靈的傷害仍然非常巨大。
DW：這也是老師您自己很有共感的部分？會不會讓您也想到自己自身的情況？
長平：是的，很抱歉，因為看得出我很動情緒。我到現在為止很多個人的經歷都難以啟齒，都無法談出來，但是我知道我還不是承受最嚴重的傷害的人，在某種程度上我甚至是幸運的幸存者，還有很多人非常、非常痛苦，但是我們聽到的看到的可能只是萬分之一、百萬分之一。絕大多數六四經歷者，那是整整一代，但是他們是失語者、沉默者。後來，陳橋被迫不僅離開父親，也離開母親。
在中國從事人權活動，就意味著家人面臨危險，有些時候你必須二選其一。
DW：我們知道不管是在1989年那時候，香港比如說黃雀行動，或者是每年在維園過去其實都會有燭光晚會做紀念。它是一個保存六四作為集體記憶一個很重要的基地，可是當然現在情況有很大很劇烈的變化。對於老師來說，香港之於六四、之於你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
長平：2009年我在香港維園參加六四紀念晚會，那是我第一次在維園參加六四紀念晚會。當時的主題叫薪火相傳，我看著20位20歲的年輕人代表香港的六四二代，進行薪火相傳的接棒儀式。
當天晚上的維園經歷讓我感到極度的震驚，我作為六四參與者，對這些活動場面我都反復想像過，一點也不陌生，但是我到了現場，仍然感到非常震驚。首先我有一種巨大的荒謬感，它起碼是在公開紀念和討論一件過去發生的事情，但是那種正常在中國大陸消失了，那段歷史在中國大陸消失了，而且我們慢慢在適應這種消失。如果站在中國大陸人的角度看當時的那個場面，你會覺得有種很強的超現實感。
當天我決定罷工一天，在那個時候我做很多媒體工作，寫很多稿子。那天我什麼文章都沒寫，但是接下來幾天我也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不是我要繼續罷工，而是我根本就失語了，我什麼都寫不出來。那天晚上我看著 十多萬人同時舉起手來 高喊“追究屠城責任”、“建設民主中國”等口號，我也舉起手來，一開始卻發不出聲音。為什麼？
整整二十年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我沒有上街喊過口號高聲要求政治權利，不僅僅讓我覺得陌生，而且讓我感覺到恐懼，即使是在香港。更重要的是，我發現自己的身體和精神幾乎失去了這種功能，所以我後來意識到我們需要找回這種聲音、找回這種功能。 這種發聲的功能我們必須要經常練習， 這就是維園燭光晚會給我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非常悲哀的是現在香港人也失去了練習發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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