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六四三十六周年:当我们纪念六四时,在纪念什么
被消灭的记忆
记忆原本应该是自由的。但在极权体制下，它变成了一种需要被「规划」的东西。
在我们的语境中，记忆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流动，而是经过设计与审查。哪些可以记得、哪些必须遗忘、哪些可以悼念、哪些只能庆祝，都被安排好了。记忆不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一种政治结果。
这种「记忆管理」，并不总是粗暴的——它往往很细腻，很安静。
举例来说：你可以记得抗战，但不能记得1976年清明节的悼念。你可以记得汶川地震中的志愿精神，但不能记得艾未未拍的纪录片。你甚至可以记得广场，但不能记得它曾经被占领、曾经流血。记忆被一层一层包裹起来，像是被政府标签与归档的文件夹。
而香港，曾经是一个例外。那里曾是唯一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城市。每年六月，维园草地上会点起数万支烛光。广播里播放着《自由花》，人群低声合唱，那些歌词不像口号，更像祈祷。有人举着写着「结束一党专政」的横幅，有人牵着小孩，有人只是静静站着。从未去过广场的人，也可以在那一夜，以一种集体的方式，记得。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六四可以公开悼念」，就是透过香港。
那是十几年前。我就坐在维园的草地上，那里人山人海，一个年轻女孩在台上念着遇难者的名单，声音发颤但清晰。台下有人哭，有人鼓掌，有人闭着眼。镜头带过烛光时，我突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失落——那不是对历史的失落，而是对一种可能性的失落。
那个可能性是：我们原本是可以一起记得的。
但这样的夜晚已经没有了。自2020年后，维园再也没有点烛光。支联会被取缔，悼念馆被查封，主办人被逮捕。政府不再用「疫情防控」做借口，而是直接援引《国安法》。悼念变成了一种犯罪，记得变成了一种风险。甚至有一年，维园被安排用来办亲子嘉年华——气球、棉花糖、遮蔽现场的巨型布幕。像是要用娱乐抹去记忆，用孩子的笑声取代母亲的名字。
那片草地还在，但它已经不是那片草地了。
我知道，这不只是香港的故事。那是一种更普遍的策略——将公共记忆私有化，将历史转化为节目表，将记忆的场域变成可售的地产，或者「国安风险」。
最终，极权对记忆的管理，不只是删除一个年份、一个词条、一张照片——
它删除的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共享情感与记忆的空间。
它让你觉得，自己记得，是一种孤独；而忘记，才是群体的安全选择。
我总会想到那一夜的维园。风穿过树叶，烛光不动，数万人一起唱歌，那种寂静中的温柔力量。不是怒吼，而是坚定。那是我们仅存的集体记忆场所之一。
现在它不在了。但我还记得它存在过。
我总是想谈论记忆作为抵抗的可能
在极权社会里，遗忘是政策，而记得则成为一种风险。
你不能随意提起一个时间点——「1989年6月4日」；不能明言一个地点——「北京四通桥」；也不能完整说出一个人的名字——那位高举布条、被迅速带走的男子。他们不是不存在，而是被有意从记忆的语言系统中删除。
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桥。一个午后，那位男子——他的名字在网路上短暂出现，又很快消失——站上桥顶，挂出布条，上面写着：
「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封控要生存、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他还在桥上点燃烟雾，播放录音。城市一时寂静，人们停下脚步，抬头看。一切发生在光天化日下，也在几小时内被彻底清除：桥名被网管封锁、网路搜索失效、官方无声。地图上的「四通桥」成为一个不再存在的地理点。
但那天，人们记住了。我们记得的是画面中那条燃烧着的桥，是那串布条上的字，是他的声音，在北京街头——一个极少能容纳个体呼喊的地方——清晰地说出了整整一代人的愤怒与渴望。
那场行动，几天后在全国各地引发共鸣。在不被预告的季节里。城市中突然有人手持白纸站在人行道旁；大学校园里出现默站的学生群体；地铁车厢里有人朗读宪法。这一切没有指挥、没有中心，没有旗帜，只有沉默而坚定的手势——有人举起白纸，有人放下诗句，有人只是站着。
这场运动没有领袖，因为领袖总是被最先抓走。它只有行动与记忆，在人与人之间流动。
白纸，是一种什么都不说却什么都已经说了的象征。它代表了我们失去语言的权利，也同时是对压制语言的回应。
不错的新闻，我要点赞
已经有 3 人参与评论了, 我也来说几句吧
记忆原本应该是自由的。但在极权体制下，它变成了一种需要被「规划」的东西。
在我们的语境中，记忆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流动，而是经过设计与审查。哪些可以记得、哪些必须遗忘、哪些可以悼念、哪些只能庆祝，都被安排好了。记忆不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一种政治结果。
这种「记忆管理」，并不总是粗暴的——它往往很细腻，很安静。
举例来说：你可以记得抗战，但不能记得1976年清明节的悼念。你可以记得汶川地震中的志愿精神，但不能记得艾未未拍的纪录片。你甚至可以记得广场，但不能记得它曾经被占领、曾经流血。记忆被一层一层包裹起来，像是被政府标签与归档的文件夹。
而香港，曾经是一个例外。那里曾是唯一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城市。每年六月，维园草地上会点起数万支烛光。广播里播放着《自由花》，人群低声合唱，那些歌词不像口号，更像祈祷。有人举着写着「结束一党专政」的横幅，有人牵着小孩，有人只是静静站着。从未去过广场的人，也可以在那一夜，以一种集体的方式，记得。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六四可以公开悼念」，就是透过香港。
那是十几年前。我就坐在维园的草地上，那里人山人海，一个年轻女孩在台上念着遇难者的名单，声音发颤但清晰。台下有人哭，有人鼓掌，有人闭着眼。镜头带过烛光时，我突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失落——那不是对历史的失落，而是对一种可能性的失落。
那个可能性是：我们原本是可以一起记得的。
但这样的夜晚已经没有了。自2020年后，维园再也没有点烛光。支联会被取缔，悼念馆被查封，主办人被逮捕。政府不再用「疫情防控」做借口，而是直接援引《国安法》。悼念变成了一种犯罪，记得变成了一种风险。甚至有一年，维园被安排用来办亲子嘉年华——气球、棉花糖、遮蔽现场的巨型布幕。像是要用娱乐抹去记忆，用孩子的笑声取代母亲的名字。
那片草地还在，但它已经不是那片草地了。
我知道，这不只是香港的故事。那是一种更普遍的策略——将公共记忆私有化，将历史转化为节目表，将记忆的场域变成可售的地产，或者「国安风险」。
最终，极权对记忆的管理，不只是删除一个年份、一个词条、一张照片——
它删除的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共享情感与记忆的空间。
它让你觉得，自己记得，是一种孤独；而忘记，才是群体的安全选择。
我总会想到那一夜的维园。风穿过树叶，烛光不动，数万人一起唱歌，那种寂静中的温柔力量。不是怒吼，而是坚定。那是我们仅存的集体记忆场所之一。
现在它不在了。但我还记得它存在过。
我总是想谈论记忆作为抵抗的可能
在极权社会里，遗忘是政策，而记得则成为一种风险。
你不能随意提起一个时间点——「1989年6月4日」；不能明言一个地点——「北京四通桥」；也不能完整说出一个人的名字——那位高举布条、被迅速带走的男子。他们不是不存在，而是被有意从记忆的语言系统中删除。
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桥。一个午后，那位男子——他的名字在网路上短暂出现，又很快消失——站上桥顶，挂出布条，上面写着：
「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封控要生存、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他还在桥上点燃烟雾，播放录音。城市一时寂静，人们停下脚步，抬头看。一切发生在光天化日下，也在几小时内被彻底清除：桥名被网管封锁、网路搜索失效、官方无声。地图上的「四通桥」成为一个不再存在的地理点。
但那天，人们记住了。我们记得的是画面中那条燃烧着的桥，是那串布条上的字，是他的声音，在北京街头——一个极少能容纳个体呼喊的地方——清晰地说出了整整一代人的愤怒与渴望。
那场行动，几天后在全国各地引发共鸣。在不被预告的季节里。城市中突然有人手持白纸站在人行道旁；大学校园里出现默站的学生群体；地铁车厢里有人朗读宪法。这一切没有指挥、没有中心，没有旗帜，只有沉默而坚定的手势——有人举起白纸，有人放下诗句，有人只是站着。
这场运动没有领袖，因为领袖总是被最先抓走。它只有行动与记忆，在人与人之间流动。
白纸，是一种什么都不说却什么都已经说了的象征。它代表了我们失去语言的权利，也同时是对压制语言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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