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六四三十六周年:当我们纪念六四时,在纪念什么
我们还记得那位在成都街头高举白纸的女孩，她的手在颤抖，但她的眼神没有。记得在广州，有人被制服拖走，围观群众高喊：「释放她！」记得在清华，学生手写海报，写上「民主」、「法治」，写上「不要让恐惧成为常态」。
这些画面没有被新闻报导，甚至在几分钟内就会从社交平台上消失，但它们在我们心里留下了印记，像烧焦纸张的痕迹，摸上去会痛，但不会完全抹去。
有人说这些只是年轻人的情绪，但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一种不被命名的记忆正在苏醒。
这些零星的行动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连结成线，不是因为谁下达了指令，而是因为我们都记得某些事情，尽管我们不能公开说出口。是天安门广场、是记者的沉默、是被消失的诗人和律师、是四通桥上的布条、是一篇被改过的社论。是所有被压缩、被封存、被撤回、被下架、被关停的东西——它们没有死，只是潜伏着，等待某个瞬间再次闪现。
记忆如何抵抗？
抵抗有时不需要对抗。
它是一次不说话的伫立，是一张白纸的递交，是一次没有发出的微博草稿，是你在深夜读过又删掉的文章。它不是宣战，而是拒绝遗忘的姿势。每一次你选择记得，每一次你拒绝将谎言视为现实，都是一种抵抗。
我总会想到那首歌，那些年在香港维园的晚会上，成千上万支烛光下一起唱起来的旋律。
「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
「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
这句歌词多年来在香港流传，也悄悄地在我们这些不曾去过维园、甚至不敢唱出声的人心中种下了某种东西——也许是信念，也许是某种还不成熟但顽固的愿望。
他们可以抹去一个日期，一个地址，一个名字；
但他们无法抹去活在人心里的东西。
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一种抵抗。
结语：我们为什么要对抗遗忘
有时我会问自己，如果记得那么痛，那为什么不干脆忘了呢？
忘记的确比较容易——少一些梦里的烟火与枪声，少一些在公共场所下意识的沉默，少一些想说却不知从哪说起的压抑。忘记可以让我们走得更快、更轻盈，在这个催促人不断「前进」的世界里显得合时宜。
但我始终做不到。我无法看着那段历史从地图与语言里被抹去而不说话。甚至无法在听见有人说「那都过去那么久了」时，不感到一阵冷意。
我们不能不记得，因为那些记忆并不只属于过去。它们活在我们的日常里：一场梦、一段旋律、一句不能发出的话。它们像矿物一样沉淀在血液里，在某些安静的夜里，闪闪发亮。
我们不能不记得，因为历史从来不是「一页翻过」，而是一条延续。
六四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一道长长的阴影，从1989年伸向我们现在的日常：审查、封控、抓捕、流放，还有那些我们尚未能命名的创伤。
我们不能不记得，因为我们不想再一次在十字路口沉默不语；不想再看见新的布条在桥上飘扬后消失得像从未存在；不想未来的孩子也像我们一样，只能在梦里拼凑这片土地的真实样貌。
记忆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尊严。它让我们知道：
有些事发生过，即使没有纪念碑；有些人曾站出来，即使名字从未被念出；有些梦仍在，即使风雨不断。
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记忆还肩负着另一个任务：对抗分裂。我们正处在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与不信任之中。很多人都在逃离：有人逃离祖国，有人逃离现实，有人逃离彼此。我们不再轻易相信别人说的话，甚至不再轻易相信那些与自己立场相近的人。我们怀疑对方的动机、害怕被出卖、害怕被消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把防备架在对话之前，把刺长在语言之中，于是连想靠近都变得困难。
但这种互不信任的状态，不是我们的错。它是极权长年制造的结果——当一个政权把言语变成武器，把真诚变成风险，把团结变成犯罪，人们便学会了自保，也习惯了孤立。
我们活得小心翼翼，不是因为冷漠，而是因为我们太清楚，信任是一件容易被伤害的事。然而，在这样的时代里，纪念六四仍然让我们短暂地、真实地相遇。
它不是一场政治表态的演出，也不是情绪出口的仪式，而是一种集体的凝视——对着过去，也对着彼此。我们记得的不是抽象的「民主运动」，而是一群曾经相信、曾经站出来、曾经喊出「人民」与「自由」的人。他们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未曾谋面的亲人、或是那位从四通桥上高举布条、后来再无消息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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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画面没有被新闻报导，甚至在几分钟内就会从社交平台上消失，但它们在我们心里留下了印记，像烧焦纸张的痕迹，摸上去会痛，但不会完全抹去。
有人说这些只是年轻人的情绪，但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一种不被命名的记忆正在苏醒。
这些零星的行动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连结成线，不是因为谁下达了指令，而是因为我们都记得某些事情，尽管我们不能公开说出口。是天安门广场、是记者的沉默、是被消失的诗人和律师、是四通桥上的布条、是一篇被改过的社论。是所有被压缩、被封存、被撤回、被下架、被关停的东西——它们没有死，只是潜伏着，等待某个瞬间再次闪现。
记忆如何抵抗？
抵抗有时不需要对抗。
它是一次不说话的伫立，是一张白纸的递交，是一次没有发出的微博草稿，是你在深夜读过又删掉的文章。它不是宣战，而是拒绝遗忘的姿势。每一次你选择记得，每一次你拒绝将谎言视为现实，都是一种抵抗。
我总会想到那首歌，那些年在香港维园的晚会上，成千上万支烛光下一起唱起来的旋律。
「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
「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
这句歌词多年来在香港流传，也悄悄地在我们这些不曾去过维园、甚至不敢唱出声的人心中种下了某种东西——也许是信念，也许是某种还不成熟但顽固的愿望。
他们可以抹去一个日期，一个地址，一个名字；
但他们无法抹去活在人心里的东西。
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一种抵抗。
结语：我们为什么要对抗遗忘
有时我会问自己，如果记得那么痛，那为什么不干脆忘了呢？
忘记的确比较容易——少一些梦里的烟火与枪声，少一些在公共场所下意识的沉默，少一些想说却不知从哪说起的压抑。忘记可以让我们走得更快、更轻盈，在这个催促人不断「前进」的世界里显得合时宜。
但我始终做不到。我无法看着那段历史从地图与语言里被抹去而不说话。甚至无法在听见有人说「那都过去那么久了」时，不感到一阵冷意。
我们不能不记得，因为那些记忆并不只属于过去。它们活在我们的日常里：一场梦、一段旋律、一句不能发出的话。它们像矿物一样沉淀在血液里，在某些安静的夜里，闪闪发亮。
我们不能不记得，因为历史从来不是「一页翻过」，而是一条延续。
六四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一道长长的阴影，从1989年伸向我们现在的日常：审查、封控、抓捕、流放，还有那些我们尚未能命名的创伤。
我们不能不记得，因为我们不想再一次在十字路口沉默不语；不想再看见新的布条在桥上飘扬后消失得像从未存在；不想未来的孩子也像我们一样，只能在梦里拼凑这片土地的真实样貌。
记忆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尊严。它让我们知道：
有些事发生过，即使没有纪念碑；有些人曾站出来，即使名字从未被念出；有些梦仍在，即使风雨不断。
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记忆还肩负着另一个任务：对抗分裂。我们正处在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与不信任之中。很多人都在逃离：有人逃离祖国，有人逃离现实，有人逃离彼此。我们不再轻易相信别人说的话，甚至不再轻易相信那些与自己立场相近的人。我们怀疑对方的动机、害怕被出卖、害怕被消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把防备架在对话之前，把刺长在语言之中，于是连想靠近都变得困难。
但这种互不信任的状态，不是我们的错。它是极权长年制造的结果——当一个政权把言语变成武器，把真诚变成风险，把团结变成犯罪，人们便学会了自保，也习惯了孤立。
我们活得小心翼翼，不是因为冷漠，而是因为我们太清楚，信任是一件容易被伤害的事。然而，在这样的时代里，纪念六四仍然让我们短暂地、真实地相遇。
它不是一场政治表态的演出，也不是情绪出口的仪式，而是一种集体的凝视——对着过去，也对着彼此。我们记得的不是抽象的「民主运动」，而是一群曾经相信、曾经站出来、曾经喊出「人民」与「自由」的人。他们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未曾谋面的亲人、或是那位从四通桥上高举布条、后来再无消息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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