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六四大屠杀"幸存者"的负罪感伴随我一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的，跟王丹一起，我们决定在5月13号开始，这个决定是早三天做出的，我跟王丹另外还有四名同学，我们六个人共同发起的。它的逻辑，就是这么清晰。在那个时候，不可避免的，一定要让学生群众运动升级。
升级的结果，果然，我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成了八九运动的主要舞台。应该说，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对的。我们不能用后来的结果，来认定你之前走的哪一步是不对。因为，本来我们在向政府施加压力，希望他做出良性选项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既然是选项，除了良性选项外，还可能有恶性选项。
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想到最后选项会如此恶性，我想这么说是公平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认为绝食、升高压力，必定成功，这是不对的。我们当初就已经做好给你巨大的压力，希求比较好的结果，愿意接受稍微次要的结果。到最后失败，是共产党最后做出的最恶劣的选项，就是军事镇压。所以是非功过，不必留给后人评说，今天就可以讲得很清楚，功在学生，罪在政府。
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三位最杰出的领导人在人群面前讲话。左起，柴玲和麦克风、吾尔开希、王丹。十年后，三人都流亡美国。（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记者：作为六四事件主要学生领袖，您是否有什么后悔的主张或决定？
吾尔开希：当然每个人在面对自己所做的每个决策的时候都应该不断反省，在反省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才能对未来变成一个很好的提醒和参考。八九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这些经历的当事人，当然会有很多反省。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八九年的学生运动绝对不是完美的，它肯定有可以改进之处，尤其是我们这些主要的领导人。我们不成熟，但是在这么大的学生团体之间所做的决定，都要经过很多人的更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
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纵观历史，看看过去这一两百年的群众运动，我觉得很难找出哪个运动像八九年中国学生运动如此充满理性的光辉。学生所表现出来的自治和纪律性，理性、非暴力的原则性，以及在每一步都给中共当局留下充分的余地，在这点上来思考，我想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应该是个典范。做为这场运动的组织者，对这一点，我可能还可以稍微舒一口气说，我们做得还不错。
记者：六四事件发生后，主要学运领袖遭到中国政府通缉，您在21名通缉犯中排名第二，您是如何从中国流亡到美国的？
吾尔开希：六四屠杀这个结果，出乎应该是所有人的意料。我们会想到镇压，我们也已经准备好所谓的流血，包括柴玲曾经说，我们做好流血的准备。我们所说的流血，在当时是在棍棒下的流血。想说不至于像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那么惨吧，结果惨烈的程度远远超过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当然也是远远超过我们这些二十岁年轻人的想法和预期。
在六四之后，我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陷入极严重的情绪近乎崩溃，极度地绝望，也很沮丧，很沉沦，觉得对自己没死这件事，觉得不能原谅自己，总觉得不能原谅自己，总觉得自己应该是在第一线挡子弹的人。
周围的朋友都感觉到我的情绪和压力后，都在说，你一定要活下去，而且活下去告诉全世界发生了什么，活下去把我们的使命完成。我相信当时北京发生的事情，即使在共产党严密的新闻管制下，历史一定会记得很清楚，世界一定会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所以告诉世界发生什么这件事情，似乎不必我去做。但是继续这些死去的人遗志，然后继续我们所开启的运动，这句话我听得进去。也许是抱持这样的想法，即使在背负这种极大的幸存者的负罪感的时候，今天仍然有坚定的生存意志是来自于此，就是来自于使命感。我相信负罪感会伴随我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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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的结果，果然，我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成了八九运动的主要舞台。应该说，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对的。我们不能用后来的结果，来认定你之前走的哪一步是不对。因为，本来我们在向政府施加压力，希望他做出良性选项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既然是选项，除了良性选项外，还可能有恶性选项。
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想到最后选项会如此恶性，我想这么说是公平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认为绝食、升高压力，必定成功，这是不对的。我们当初就已经做好给你巨大的压力，希求比较好的结果，愿意接受稍微次要的结果。到最后失败，是共产党最后做出的最恶劣的选项，就是军事镇压。所以是非功过，不必留给后人评说，今天就可以讲得很清楚，功在学生，罪在政府。
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三位最杰出的领导人在人群面前讲话。左起，柴玲和麦克风、吾尔开希、王丹。十年后，三人都流亡美国。（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记者：作为六四事件主要学生领袖，您是否有什么后悔的主张或决定？
吾尔开希：当然每个人在面对自己所做的每个决策的时候都应该不断反省，在反省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才能对未来变成一个很好的提醒和参考。八九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这些经历的当事人，当然会有很多反省。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八九年的学生运动绝对不是完美的，它肯定有可以改进之处，尤其是我们这些主要的领导人。我们不成熟，但是在这么大的学生团体之间所做的决定，都要经过很多人的更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
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纵观历史，看看过去这一两百年的群众运动，我觉得很难找出哪个运动像八九年中国学生运动如此充满理性的光辉。学生所表现出来的自治和纪律性，理性、非暴力的原则性，以及在每一步都给中共当局留下充分的余地，在这点上来思考，我想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应该是个典范。做为这场运动的组织者，对这一点，我可能还可以稍微舒一口气说，我们做得还不错。
记者：六四事件发生后，主要学运领袖遭到中国政府通缉，您在21名通缉犯中排名第二，您是如何从中国流亡到美国的？
吾尔开希：六四屠杀这个结果，出乎应该是所有人的意料。我们会想到镇压，我们也已经准备好所谓的流血，包括柴玲曾经说，我们做好流血的准备。我们所说的流血，在当时是在棍棒下的流血。想说不至于像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那么惨吧，结果惨烈的程度远远超过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当然也是远远超过我们这些二十岁年轻人的想法和预期。
在六四之后，我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陷入极严重的情绪近乎崩溃，极度地绝望，也很沮丧，很沉沦，觉得对自己没死这件事，觉得不能原谅自己，总觉得不能原谅自己，总觉得自己应该是在第一线挡子弹的人。
周围的朋友都感觉到我的情绪和压力后，都在说，你一定要活下去，而且活下去告诉全世界发生了什么，活下去把我们的使命完成。我相信当时北京发生的事情，即使在共产党严密的新闻管制下，历史一定会记得很清楚，世界一定会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所以告诉世界发生什么这件事情，似乎不必我去做。但是继续这些死去的人遗志，然后继续我们所开启的运动，这句话我听得进去。也许是抱持这样的想法，即使在背负这种极大的幸存者的负罪感的时候，今天仍然有坚定的生存意志是来自于此，就是来自于使命感。我相信负罪感会伴随我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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