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卷"逐自由 大陸"新港漂"摸索新歸處
《香港國安法》2020年6月30日實施以來，東方明珠在新常態下即將渡過第一個五年。曾經湧動街頭的躁動漸息，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生態、經濟結構、社會氛圍和文化面貌的深層轉變。《聯合早報》推出“看見新香港”特稿系列，走入這座經歷創痛的城市，看香港如何在巨變中尋找前行的方向。
2023年9月，當時34歲的劉萍做出一個讓身邊人意想不到的決定：辭去在中國大陸一家媒體任職了11年的記者工作，只身南下香港謀生。當時的她，育有一對年幼子女。
自嘲是中年裸辭的劉萍，放棄了給予她成就感的職業，轉行進入香港一家留學移民中介公司任職，背後的關鍵推動力是對孩子教育的焦慮。
采訪當天，劉萍帶著來港探訪的11歲兒子一同在辦公室。她告訴《聯合早報》記者，自己去年先獨自搬來香港，如今工作逐漸穩定，計劃不久後把兒子正式接來上學，“插班的材料我已經在幫他交了。”
劉萍能邁出這一步，得益於香港特區政府於2022年底推出的“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簡稱高才通計劃）。
香港2019年爆發反修例運動，隔年《香港國安法》落地，數以十萬計港人隨後選擇移民。為填補人才缺口，港府推出高才通計劃，條件包括必須畢業於全球百強大學，或年薪達250萬港元（約42萬新元）。港府此前也已實行另兩項面向不同群體的人才的“優才計劃”和“專才計劃”。
這一波“搶人政策”力度空前，門檻也比以往低。自2022年底計劃啟動至2025年3月，香港入境處批准了超過30萬份申請，約20萬人已赴港，其中大陸申請者居多。
港府寄望借此計劃引進中高端人才、提振經濟；而對不少高才和優才而言，來港則是一條擺脫大陸激烈競爭、尋找更平衡生活的路徑。
劉萍如此形容香港教育的吸引力：“人們常戲稱，大陸985大學是98.5%的學生考不上；但香港考上港前八（香港八大院校）的錄取率則有38%，機會確實多一些。”
她進一步說，孩子即使挺過了高考“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考驗，也不代表之後的人生路會一馬平川。“來香港，算是想逃離內卷吧。”
劉萍2023年辭去在中國大陸的記者工作，如今在香港一家留學移民中介公司任職。（受訪者提供）
兩年多前同樣通過高才通計劃從上海搬到香港的王瑞祥（50歲）也有類似體會。他受訪時感慨道：“孩子在內地太累了。”
如今擔任保險經紀的他說，來港除了希望為15歲的兒子減壓，也盼望孩子能培養更國際化的視野。至於他自己，也渴望換一種生活方式：“香港的環境相對簡單、純粹。”
“新港漂”攪動香港職場
近年來搬到香港的大陸專業人士也有“新港漂”或“新港人”之稱，他們一般屬於中產階層，不少人投身金融領域，尤其是保險行業。
在劉萍工作的尖沙咀廣東道一帶，沿街的辦公樓前每天都有一排人站著，手舉標上“香港保險”“香港身份”等字樣的廣告牌，向路人推銷保險產品和中介服務。這群人當中，相當部分是通過人才引進計劃來港的大陸專業人士。
大陸高才和優才一窩蜂湧入保險業，看中的是香港保險產品在大陸持續走俏的需求，加上工作時間和地點靈活，甚至能遠程辦公——人住在大陸，簽單時飛來香港即可。
香港尖沙咀一棟辦公樓的屋頂上豎立著保誠保險的大型電子告示牌。保誠是許多大陸港漂任職的保險公司之一。（林展霆攝）
保險經紀王瑞祥說：“有人可能覺得賣保險有點丟人，但在香港賣保險不丟人。香港是以金融聞名的地方，而我們搞銷售，是在營銷自己。”
在香港在地的保險業者眼中，新港漂不免帶來一些競爭壓力。一名在尖沙咀街頭舉著廣告牌、不願具名的年輕香港保險經紀說：“高才和優才一般家裡會有點錢或關系，工作要上手沒那麼難。我沒有這種條件，就來街上試一試，看碰不碰得到有錢人。”
盡管許多新港漂移居香港的目的是放慢工作節奏，但兩地職場文化的差異仍讓部分當地人感覺到，大陸的內卷文化已因新港漂的湧入，而傳導到香港職場。
2023年通過專才計劃來港、在一家建築公司任職設計專員的譚铖（32歲）觀察到，一些大陸同事來港前經歷過經濟下行和就業壓力的困境，如今為了保住飯碗，他們普遍抱持一種“我不想卷，但必要時也能卷”的心態。
在小紅書等社交平台上，就不乏關於新港漂放棄休假、自願996（每周工作六天，早9時至晚9時）等工作模式的討論，引發外界關注香港職場是否日趨“大陸化”。
譚铖表示能理解部分人生活負擔重、來港後格外珍惜工作機會的心態，但也直言：“內卷是一種破壞市場的做法，個人可能有短期利益，但整個行業生態如果被破壞，最終大家都會受損。”
香港社會包容度提高
雖然香港職場不時傳出大陸同事加劇競爭的抱怨，但三名受訪的新港漂都表示，在香港極少感受到歧視。
初到香港時，他們都知道陸港矛盾有段時間深植於香港民間，也看到反大陸情緒在2019反修例運動期間尤其高漲。但在香港定居以後，港人的接受度讓他們松了一口氣。
時過境遷，香港的社會氛圍已有所轉變。劉萍說：“我從來沒碰過對我說過什麼難聽話的人，反而交了不少香港朋友。去買菜時，香港老板每次都會送我點東西，跟我聊幾句。”
他們一般不必擔心因不諳粵語而被歧視。在大陸人較密集的地區，商店和餐館職員往往還會主動以普通話提供服務。
香港資深媒體人陳景祥受訪時說，近年來香港社會包容度明顯提高。一方面，《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社會氛圍趨於平靜，人們的言行變得更溫和，“這是香港人集體學習的過程。”
另一方面，疫情後不少香港人習慣北上消費，切身感受到大陸生活的實惠。“有些人以前算是（反體制的）反對派，後來也經常北上消費。去享受一下, why not（為何不）?”
在陳景祥看來，香港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方向若已成定局，人們就會逐漸適應，這是自然而然會出現的結果。
劉萍則認為，被接納和認可的關鍵在於要給香港創造價值，否則新港漂難免會被視為只來索取而不做貢獻的一群人。
她說：“以高才、優才為例，要麼去真正發揮高學歷特長，到一些專業崗位解決別人解決不好的問題；要不去創業，創造更多工作崗位，這些才是價值。”
近年來，許多通過港府“高才通”和“優才計劃”來港的大陸人士湧入保險行業。圖為2025年6月6日，數名保險經紀和中介在香港尖沙咀街頭手舉保險廣告牌，這些人當中不少是來自大陸的“新港漂”。 （林展霆攝）
來港有犧牲但也有自由
新港漂還須適應生活其他方面的落差。譚铖說，許多人初到香港住進面積小卻租金高的住房，難免感覺到不適應，香港的網購、外賣等服務也不及大陸城市便利。
通過高才通或優才計劃來港的人，兩年後也面臨續簽的壓力，須滿足港府設定的就業或創業等條件，才可繼續留港發展。
盡管有現實挑戰，但這批新港漂普遍珍惜香港給予他們的特殊空間。譚铖坦言，他一開始只覺得香港是個能賺很多錢，但生活也辛苦的地方；兩年後，他更深刻的感受是：香港既穩定又自由。
例如，香港沒有網絡防火牆，他可以自由地接觸更多元的信息。“能聽到各種各樣的聲音……我喜歡思考和參考不同信息來源，這給我的生活帶來了很不錯的體驗。”
劉萍則始終清楚，來香港是為了探索，而不是受苦。她坦言：“我們高才算是最容易的一波，憑個本科畢業證就來了，收入也不用達到很高的要求。”
她篤定地說，既然來了，就一定要努力適應並生存，否則“不就對不起這麼多年的工作經驗和學到的知識，那你還叫什麼高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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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當時34歲的劉萍做出一個讓身邊人意想不到的決定：辭去在中國大陸一家媒體任職了11年的記者工作，只身南下香港謀生。當時的她，育有一對年幼子女。
自嘲是中年裸辭的劉萍，放棄了給予她成就感的職業，轉行進入香港一家留學移民中介公司任職，背後的關鍵推動力是對孩子教育的焦慮。
采訪當天，劉萍帶著來港探訪的11歲兒子一同在辦公室。她告訴《聯合早報》記者，自己去年先獨自搬來香港，如今工作逐漸穩定，計劃不久後把兒子正式接來上學，“插班的材料我已經在幫他交了。”
劉萍能邁出這一步，得益於香港特區政府於2022年底推出的“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簡稱高才通計劃）。
香港2019年爆發反修例運動，隔年《香港國安法》落地，數以十萬計港人隨後選擇移民。為填補人才缺口，港府推出高才通計劃，條件包括必須畢業於全球百強大學，或年薪達250萬港元（約42萬新元）。港府此前也已實行另兩項面向不同群體的人才的“優才計劃”和“專才計劃”。
這一波“搶人政策”力度空前，門檻也比以往低。自2022年底計劃啟動至2025年3月，香港入境處批准了超過30萬份申請，約20萬人已赴港，其中大陸申請者居多。
港府寄望借此計劃引進中高端人才、提振經濟；而對不少高才和優才而言，來港則是一條擺脫大陸激烈競爭、尋找更平衡生活的路徑。
劉萍如此形容香港教育的吸引力：“人們常戲稱，大陸985大學是98.5%的學生考不上；但香港考上港前八（香港八大院校）的錄取率則有38%，機會確實多一些。”
她進一步說，孩子即使挺過了高考“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考驗，也不代表之後的人生路會一馬平川。“來香港，算是想逃離內卷吧。”
劉萍2023年辭去在中國大陸的記者工作，如今在香港一家留學移民中介公司任職。（受訪者提供）
兩年多前同樣通過高才通計劃從上海搬到香港的王瑞祥（50歲）也有類似體會。他受訪時感慨道：“孩子在內地太累了。”
如今擔任保險經紀的他說，來港除了希望為15歲的兒子減壓，也盼望孩子能培養更國際化的視野。至於他自己，也渴望換一種生活方式：“香港的環境相對簡單、純粹。”
“新港漂”攪動香港職場
近年來搬到香港的大陸專業人士也有“新港漂”或“新港人”之稱，他們一般屬於中產階層，不少人投身金融領域，尤其是保險行業。
在劉萍工作的尖沙咀廣東道一帶，沿街的辦公樓前每天都有一排人站著，手舉標上“香港保險”“香港身份”等字樣的廣告牌，向路人推銷保險產品和中介服務。這群人當中，相當部分是通過人才引進計劃來港的大陸專業人士。
大陸高才和優才一窩蜂湧入保險業，看中的是香港保險產品在大陸持續走俏的需求，加上工作時間和地點靈活，甚至能遠程辦公——人住在大陸，簽單時飛來香港即可。
香港尖沙咀一棟辦公樓的屋頂上豎立著保誠保險的大型電子告示牌。保誠是許多大陸港漂任職的保險公司之一。（林展霆攝）
保險經紀王瑞祥說：“有人可能覺得賣保險有點丟人，但在香港賣保險不丟人。香港是以金融聞名的地方，而我們搞銷售，是在營銷自己。”
在香港在地的保險業者眼中，新港漂不免帶來一些競爭壓力。一名在尖沙咀街頭舉著廣告牌、不願具名的年輕香港保險經紀說：“高才和優才一般家裡會有點錢或關系，工作要上手沒那麼難。我沒有這種條件，就來街上試一試，看碰不碰得到有錢人。”
盡管許多新港漂移居香港的目的是放慢工作節奏，但兩地職場文化的差異仍讓部分當地人感覺到，大陸的內卷文化已因新港漂的湧入，而傳導到香港職場。
2023年通過專才計劃來港、在一家建築公司任職設計專員的譚铖（32歲）觀察到，一些大陸同事來港前經歷過經濟下行和就業壓力的困境，如今為了保住飯碗，他們普遍抱持一種“我不想卷，但必要時也能卷”的心態。
在小紅書等社交平台上，就不乏關於新港漂放棄休假、自願996（每周工作六天，早9時至晚9時）等工作模式的討論，引發外界關注香港職場是否日趨“大陸化”。
譚铖表示能理解部分人生活負擔重、來港後格外珍惜工作機會的心態，但也直言：“內卷是一種破壞市場的做法，個人可能有短期利益，但整個行業生態如果被破壞，最終大家都會受損。”
香港社會包容度提高
雖然香港職場不時傳出大陸同事加劇競爭的抱怨，但三名受訪的新港漂都表示，在香港極少感受到歧視。
初到香港時，他們都知道陸港矛盾有段時間深植於香港民間，也看到反大陸情緒在2019反修例運動期間尤其高漲。但在香港定居以後，港人的接受度讓他們松了一口氣。
時過境遷，香港的社會氛圍已有所轉變。劉萍說：“我從來沒碰過對我說過什麼難聽話的人，反而交了不少香港朋友。去買菜時，香港老板每次都會送我點東西，跟我聊幾句。”
他們一般不必擔心因不諳粵語而被歧視。在大陸人較密集的地區，商店和餐館職員往往還會主動以普通話提供服務。
香港資深媒體人陳景祥受訪時說，近年來香港社會包容度明顯提高。一方面，《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社會氛圍趨於平靜，人們的言行變得更溫和，“這是香港人集體學習的過程。”
另一方面，疫情後不少香港人習慣北上消費，切身感受到大陸生活的實惠。“有些人以前算是（反體制的）反對派，後來也經常北上消費。去享受一下, why not（為何不）?”
在陳景祥看來，香港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方向若已成定局，人們就會逐漸適應，這是自然而然會出現的結果。
劉萍則認為，被接納和認可的關鍵在於要給香港創造價值，否則新港漂難免會被視為只來索取而不做貢獻的一群人。
她說：“以高才、優才為例，要麼去真正發揮高學歷特長，到一些專業崗位解決別人解決不好的問題；要不去創業，創造更多工作崗位，這些才是價值。”
近年來，許多通過港府“高才通”和“優才計劃”來港的大陸人士湧入保險行業。圖為2025年6月6日，數名保險經紀和中介在香港尖沙咀街頭手舉保險廣告牌，這些人當中不少是來自大陸的“新港漂”。 （林展霆攝）
來港有犧牲但也有自由
新港漂還須適應生活其他方面的落差。譚铖說，許多人初到香港住進面積小卻租金高的住房，難免感覺到不適應，香港的網購、外賣等服務也不及大陸城市便利。
通過高才通或優才計劃來港的人，兩年後也面臨續簽的壓力，須滿足港府設定的就業或創業等條件，才可繼續留港發展。
盡管有現實挑戰，但這批新港漂普遍珍惜香港給予他們的特殊空間。譚铖坦言，他一開始只覺得香港是個能賺很多錢，但生活也辛苦的地方；兩年後，他更深刻的感受是：香港既穩定又自由。
例如，香港沒有網絡防火牆，他可以自由地接觸更多元的信息。“能聽到各種各樣的聲音……我喜歡思考和參考不同信息來源，這給我的生活帶來了很不錯的體驗。”
劉萍則始終清楚，來香港是為了探索，而不是受苦。她坦言：“我們高才算是最容易的一波，憑個本科畢業證就來了，收入也不用達到很高的要求。”
她篤定地說，既然來了，就一定要努力適應並生存，否則“不就對不起這麼多年的工作經驗和學到的知識，那你還叫什麼高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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