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名校畢業生在香港賣保險 好焦慮啊
2016年早春，香港尖沙咀海港城知名保險公司，一對三、四十歲夫婦推門而入，穿著講究，手裡只拎著一個24寸小行李箱。
進門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是來買保險的，這裡是保險公司嗎？”普通話，北方口音。
前台條件反射：“是的，請這邊走。”
這年，達達剛入行不久，從武漢大學金融系畢業、到香港知名銀行工作兩年後，從沒想過自己會賣保險，年薪超過金融領域頂級高收入的投行從業者。
近幾年間，香港知名保險公司的內地背景銷售人員，迅速增長到整個銷售團隊的三成以上，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像達達這樣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年輕精英。
曾經的港漂生，借由炙手可熱的金融從業身份，迅速站在時代的潮頭，奇妙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見證了內地人來香港買保險的眾生相，其背後折射了內地城市中產階層的不安和選擇，也就是人們說的“中產焦慮”。
這是一份來自達達的口述。
從武大金融畢業生到“港漂經紀”
兩年前剛加入保險行業時，我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收到北大師生邀請，講解家庭和婚姻的保險保障，今年四月，在北京大學，一群本、碩、博士生甚至教授在台下認真地聽我講香港保險業，這讓我有些受寵若驚。
促成他們請我的，是《流感下的北京中年》這篇文章帶來的沖擊。一場流感擊垮一個中產家庭，讓高學歷人群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
這一變化讓我在微博上感慨：“《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影響頗大，讓大家看清了現實，同時意識到風險的存在，有意識地利用財務工具保護自己和家人，這是好事。”
兩年前剛加入保險銷售行業時，我需要做一些業務外的維護，陪年長的客戶游覽太平山或慈山寺，帶趕時髦的客戶去吃尖沙咀剛開業的紐約名媛蛋糕Lady M。
那時你若在香港太平山頂，看到一個留中長發、穿著樸素的娃娃臉小姑娘，盡職盡責幫一對中年人拍照，可能會以為她是導游。但這就是我起步時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這是一個典型的中產階層家庭。照片裡的夫婦40多歲，男人身著Polo衫，是個硬朗的退伍軍官。妻子扎著馬尾，笑起來很溫柔，還留有大病初愈的柔弱。
他們是專程來香港買保險的。小有成就，家庭穩定，有防范風險的意識和視野，是我接觸得最多的內地中產客戶類型。
初來香港，他們都有些陌生和緊張，我福建口音的普通話不緊不慢，讓他們覺得很親切。而現在，大部分客戶都能像對待其他專業人士一樣看待我，甚至為打擾了我的午餐而感到抱歉。當然，我也很願意為他們提供攻略和建議。
2015年，從武漢大學金融專業畢業後，我在香港匯豐銀行工作已滿兩年，但銀行工作的條條框框，讓我找不到激情，考慮轉型的我，不難注意到“保險熱”。
香港媒體上出現了關於內地人“爆買”轉向的報道——尖沙咀天星碼頭，香港最大的購物中心海港城，幾年前，內地游客在LV、Cucci門店前大排長隊開啟“爆買”時代，而這兩年，排隊方向多了一個，通往商場頂上寫字樓中的保險公司。
媒體上關於港漂經紀的報道也充滿神秘色彩——精英人士扎堆進入保險銷售領域，收入超過投行員工和大學教授——要知道，香港的大學教授年收入可達上百萬港幣。
但直接轉行去“賣保險”，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心理考驗。即便在保險業成熟的香港，保險銷售也曾是一個魚龍混雜、帶有偏見的行業。
遠在福建的父母也激烈反對：“辛辛苦苦供你讀名牌大學，銀行不待，跑去香港賣保險？”
那時，一個武大校友在保險公司發展似乎不錯，“朋友圈”裡經常看到她出國旅游的照片。交流發現，她們部門不乏國內外各大名校的本碩博士生，“四大”出身的會計師，甚至500強企業出身的CEO。
“保險銷售”，更專業的叫“理財顧問”，已經不知不覺成為了一個精英的行業。
考取保險牌照，加入香港一家知名保險公司後，從產品結構、分紅收益乃至售後理賠的服務過程中，我逐漸看出了兩地保險的差異和內地人購買保險的巨大市場，認定自己沒有選錯行業。隨著經驗和見識的積累，我也對內地中產階層的普遍心態有了一些了解，雖然身在香港，但是這份工作讓我有機會跟內地保持密切的聯系。
您的點贊是對我們的鼓勵
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進門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是來買保險的，這裡是保險公司嗎？”普通話，北方口音。
前台條件反射：“是的，請這邊走。”
這年，達達剛入行不久，從武漢大學金融系畢業、到香港知名銀行工作兩年後，從沒想過自己會賣保險，年薪超過金融領域頂級高收入的投行從業者。
近幾年間，香港知名保險公司的內地背景銷售人員，迅速增長到整個銷售團隊的三成以上，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像達達這樣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年輕精英。
曾經的港漂生，借由炙手可熱的金融從業身份，迅速站在時代的潮頭，奇妙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見證了內地人來香港買保險的眾生相，其背後折射了內地城市中產階層的不安和選擇，也就是人們說的“中產焦慮”。
這是一份來自達達的口述。
從武大金融畢業生到“港漂經紀”
兩年前剛加入保險行業時，我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收到北大師生邀請，講解家庭和婚姻的保險保障，今年四月，在北京大學，一群本、碩、博士生甚至教授在台下認真地聽我講香港保險業，這讓我有些受寵若驚。
促成他們請我的，是《流感下的北京中年》這篇文章帶來的沖擊。一場流感擊垮一個中產家庭，讓高學歷人群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
這一變化讓我在微博上感慨：“《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影響頗大，讓大家看清了現實，同時意識到風險的存在，有意識地利用財務工具保護自己和家人，這是好事。”
兩年前剛加入保險銷售行業時，我需要做一些業務外的維護，陪年長的客戶游覽太平山或慈山寺，帶趕時髦的客戶去吃尖沙咀剛開業的紐約名媛蛋糕Lady M。
那時你若在香港太平山頂，看到一個留中長發、穿著樸素的娃娃臉小姑娘，盡職盡責幫一對中年人拍照，可能會以為她是導游。但這就是我起步時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這是一個典型的中產階層家庭。照片裡的夫婦40多歲，男人身著Polo衫，是個硬朗的退伍軍官。妻子扎著馬尾，笑起來很溫柔，還留有大病初愈的柔弱。
他們是專程來香港買保險的。小有成就，家庭穩定，有防范風險的意識和視野，是我接觸得最多的內地中產客戶類型。
初來香港，他們都有些陌生和緊張，我福建口音的普通話不緊不慢，讓他們覺得很親切。而現在，大部分客戶都能像對待其他專業人士一樣看待我，甚至為打擾了我的午餐而感到抱歉。當然，我也很願意為他們提供攻略和建議。
2015年，從武漢大學金融專業畢業後，我在香港匯豐銀行工作已滿兩年，但銀行工作的條條框框，讓我找不到激情，考慮轉型的我，不難注意到“保險熱”。
香港媒體上出現了關於內地人“爆買”轉向的報道——尖沙咀天星碼頭，香港最大的購物中心海港城，幾年前，內地游客在LV、Cucci門店前大排長隊開啟“爆買”時代，而這兩年，排隊方向多了一個，通往商場頂上寫字樓中的保險公司。
媒體上關於港漂經紀的報道也充滿神秘色彩——精英人士扎堆進入保險銷售領域，收入超過投行員工和大學教授——要知道，香港的大學教授年收入可達上百萬港幣。
但直接轉行去“賣保險”，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心理考驗。即便在保險業成熟的香港，保險銷售也曾是一個魚龍混雜、帶有偏見的行業。
遠在福建的父母也激烈反對：“辛辛苦苦供你讀名牌大學，銀行不待，跑去香港賣保險？”
那時，一個武大校友在保險公司發展似乎不錯，“朋友圈”裡經常看到她出國旅游的照片。交流發現，她們部門不乏國內外各大名校的本碩博士生，“四大”出身的會計師，甚至500強企業出身的CEO。
“保險銷售”，更專業的叫“理財顧問”，已經不知不覺成為了一個精英的行業。
考取保險牌照，加入香港一家知名保險公司後，從產品結構、分紅收益乃至售後理賠的服務過程中，我逐漸看出了兩地保險的差異和內地人購買保險的巨大市場，認定自己沒有選錯行業。隨著經驗和見識的積累，我也對內地中產階層的普遍心態有了一些了解，雖然身在香港，但是這份工作讓我有機會跟內地保持密切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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