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继续酣睡有些人则辗转无眠
“180亿,环比增长61%”,当年一月份税收数字报上来了,项怀诚高兴得“无法形容”。他把好消息告诉部长刘仲黎,说:“我们可以喘一口气了”。
1994年之前,中国的税收实行的是分灶吃饭、财政包干的体制。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税源的增长速度,中央财政收入远小于地方。1978年财政收入在GDP的比重为30.8%,到1993年已经下降到12.2%。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仅为22.0%。
那时候,每年中央财政的收支必须依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才能平衡,是名副其实的“弱中央”。“弱”到什么程度?有两次中央财政实在没钱了,就向地方财政“借钱”,每次大约二三十亿元。说是“借”,实际上拖着拖着就不还了。刘仲藜曾回忆:“那几年实在太困难了。”他把国库的报表拿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朱相只说了一句话:“你这个财政部长真是囊中羞涩呀!”
只是囊中羞涩也就罢了,到了1993年一季度,GDP增长高达15.1%,而税收扣除退税才增长了1.4%。另外,不到40%的中央财政收入却要负担50%的财政支出,缺口越来越大。以前向银行借钱的办法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朱镕基意识到,再这样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会垮台,这不是危言耸听”。
于是,为了重点提高财政收入占GDP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这两个比重,中央和地方分税制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朱镕基带领包括体改办、财政部、税务总局及银行的60多人,从南向北,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开始与地方逐一谈判。经过了艰难的谈判、调整和让步,1994年,分税制正式在全国推广,国税、地税正式分家。
1994年一月份税收61%的环比增长,不仅让财政部的领导们长舒一口气,也彻底让未来的中央财政充盈起来。整个1994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到47%,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猛增到55.7%。到2017年,两个比重已提高到20.9%和47%(以上财政收入的计算仅采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体现税收的作用)。
自此,中央向地方看脸色借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地方政府“跑部进京”要钱成为常态。据不完全统计,到2010年,县级以上的各种驻京办、联络处等地方驻扎京师的要钱机构就超过1万家。
一
2018年3月两会,宣布中央机构改革。其实并没有几个人表示惊诧,机构调整了很多次,没有相应的减员增效,只是职能的重新划分和组合。
一开始,没多少人注意到其中的一句:“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的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毕竟,国地税合并也只是机构调整,不是分税制的结束。但随着政策的推行,人们才发现这个部门的合并,将真正对未来地方、企业和个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国地税合并其实在两年前全面推行营改增时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营改增把原来的地方第一大税源营业税改为了增值税。增值税是共享税,由国税负责征缴。国税的工作量因此激增,地税清闲了不少。从机构能效上来讲,国地税就势必合并。
而国地税合并后,实行以国税总局为主与省政府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这也就是说,税收标准将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统一。这看似理所应当的一步,对地方而言,不仅是税收权力上交,而且进一步意味着以前通过地税优惠的招商方式也将退出历史舞台。
中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配套设施不完善,产业环境跟沿海发达地区差距大。要想争夺优质项目,税收优惠是常用杀手锏。
2012年,三星宣布将在国内投资投资300亿美元建设NAND闪存代工厂,这是49年以来最大的外商投资单体项目。消息一出,一二线城市如北京、重庆、西安纷纷加入项目争夺战。与北京重庆相比,西安的优势并不明显,但最终还是拿下了订单。除了重庆当时的政治因素外,西安的税收优惠对拿下项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西安对三星项目的企业所得税,实行十免十减半政策,同时市级财政对投资额进行30%的补贴。这其中还不包括提供厂房和土地,水、电、绿化、物流的补贴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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