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婉婷] 中纪委点名曲婉婷之母 骗3.5亿征地款
公诉机关指控，张明杰与同案被告人、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绍玉及哈尔滨市东江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江公司”）法定代表人魏奇共谋后，在《哈尔滨市原种繁殖场产权转让合同》讨论稿中加入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内容，由张明杰以多种理由蒙蔽原种场及其上级主管单位有关人员，在已被加入包含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内容的《哈尔滨市原种繁殖场产权转让合同》上签字。2009年8月，原种场最终由东江公司以标的底价购得，而东江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为50万元。
公诉机关披露，张明杰在主管原种场职工安置工作过程中，未按规定由转让方负责发放职工安置款，而是同意将6160万元违规转入由东江公司实际控制的以原种场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中，并由受让方东江公司负责发放职工安置款，致使其中1100余万元至今未归还。
改制时，原种场一共有146名退休职工和420名在职职工。按照改制协议，东江公司要与全体自愿上岗职工签订3年劳动合同。然而，东江公司并没有遵守这一协议。已经连续七年举报张明杰的原种场职工李长告诉记者，从2009年改制至今，在职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一直未交。
利用主管征地的便利，骗取近3.5亿征地款，是张明杰被指控最严重的一项罪行。
公诉机关指控，2010年至2011年间，张明杰利用其作为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主管农村征地工作职务之便，与王绍玉及魏奇共谋，在哈尔滨市哈齐铁路客运专线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哈尔滨市土地储备中心、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中心征收土地过程中，虚构原种场土地使用权已转移的事实，骗取征地款共计3.4985亿元。
中纪委机关报发声：境外不是资产转移天堂
舆论关注此事，正是因为人们痛恨腐败分子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攫取大量不义之财，满足亲属子女奢靡生活。
现实中一些案例也正是如此，有的甚至是配偶子女移居海外，财产转移到境外，随时准备“跳船”，这样的领导干部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与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背道而驰，必须受到党纪国法严惩，为其违纪违法行为付出应有代价。
向海外转移财产，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
今年6月，外逃加拿大的“红通人员”、原铁道部运输局营运部调研员（正处级）海涛回国投案。海涛于2013年1月外逃，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外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他在退休前十年就违规获得外国永久居住权，配偶子女均已加入外国国籍，是典型的“裸官”。
“裸官”，是指配偶移居国外，或是没有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干部。近年来查处的党员干部携款外逃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早早做了“裸官”，向海外转移财产，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妄想逃避法律的惩罚，过上开豪车住豪宅的“天堂生活”。
对于最终目的是出逃的腐败分子来说，将大量资产转移到海外是外逃的基本步骤，也是其外逃的基础和目的之一。“百名红通人员”之一肖建明，在担任国有企业云锡集团董事长期间，涉嫌在国内收受大额贿赂，并利用职权安排亲属在云锡集团境外投资企业冒领数额不菲的薪水。外逃之前，肖建明还通过各种手段安排主要关系人移居海外，并在海外购置了房产，自以为已经“铺好后路”。
同为“百名红通人员”之一的莫佩芬，其出逃也早有预谋。2007年至2011年，莫佩芬在担任浙江省杭州西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通过采用虚假发票冲账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司巨额资金，并将丈夫、女儿共同受贿部分所得转移至国外账户。
“裸官”更容易无所畏惧地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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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机关披露，张明杰在主管原种场职工安置工作过程中，未按规定由转让方负责发放职工安置款，而是同意将6160万元违规转入由东江公司实际控制的以原种场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中，并由受让方东江公司负责发放职工安置款，致使其中1100余万元至今未归还。
改制时，原种场一共有146名退休职工和420名在职职工。按照改制协议，东江公司要与全体自愿上岗职工签订3年劳动合同。然而，东江公司并没有遵守这一协议。已经连续七年举报张明杰的原种场职工李长告诉记者，从2009年改制至今，在职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一直未交。
利用主管征地的便利，骗取近3.5亿征地款，是张明杰被指控最严重的一项罪行。
公诉机关指控，2010年至2011年间，张明杰利用其作为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主管农村征地工作职务之便，与王绍玉及魏奇共谋，在哈尔滨市哈齐铁路客运专线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哈尔滨市土地储备中心、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中心征收土地过程中，虚构原种场土地使用权已转移的事实，骗取征地款共计3.4985亿元。
中纪委机关报发声：境外不是资产转移天堂
舆论关注此事，正是因为人们痛恨腐败分子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攫取大量不义之财，满足亲属子女奢靡生活。
现实中一些案例也正是如此，有的甚至是配偶子女移居海外，财产转移到境外，随时准备“跳船”，这样的领导干部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与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背道而驰，必须受到党纪国法严惩，为其违纪违法行为付出应有代价。
向海外转移财产，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
今年6月，外逃加拿大的“红通人员”、原铁道部运输局营运部调研员（正处级）海涛回国投案。海涛于2013年1月外逃，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外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他在退休前十年就违规获得外国永久居住权，配偶子女均已加入外国国籍，是典型的“裸官”。
“裸官”，是指配偶移居国外，或是没有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干部。近年来查处的党员干部携款外逃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早早做了“裸官”，向海外转移财产，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妄想逃避法律的惩罚，过上开豪车住豪宅的“天堂生活”。
对于最终目的是出逃的腐败分子来说，将大量资产转移到海外是外逃的基本步骤，也是其外逃的基础和目的之一。“百名红通人员”之一肖建明，在担任国有企业云锡集团董事长期间，涉嫌在国内收受大额贿赂，并利用职权安排亲属在云锡集团境外投资企业冒领数额不菲的薪水。外逃之前，肖建明还通过各种手段安排主要关系人移居海外，并在海外购置了房产，自以为已经“铺好后路”。
同为“百名红通人员”之一的莫佩芬，其出逃也早有预谋。2007年至2011年，莫佩芬在担任浙江省杭州西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通过采用虚假发票冲账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司巨额资金，并将丈夫、女儿共同受贿部分所得转移至国外账户。
“裸官”更容易无所畏惧地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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