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共同富裕旧话重提走得通吗？

曾经被誉为河南第一个产值超“十亿元” 漯河市南街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与华西村一样因搞集体经济出名。在通过村办企业发家致富后，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在村里实行了“全包式”福利，人人享受免费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甚至免费水、电、气、面粉等的供应。村民们在《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进出工厂，一派现代社会的乌托邦景象。然而这种不可持续的“大锅饭”式的分配制度，以及后来投资失误，经营不善，导致这个曾经的十亿村从巅峰跌落。

天津静海县大邱庄书记禹作敏在中国改革初期头10多年间曾大刀阔斧地搞改革，尤其是得到了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的大力支持，缔造了大邱庄这个被称为“天下第一庄”的神话，让村里的老百姓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福利。但是，1993年8月禹作敏因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等5项罪名被判处20年徒刑，于1999年在狱中服用大量安眠药死亡，一个乌托邦式的集体经济神话破灭。

“共同富裕”仅仅是“乌托邦”吗？

中国经济事务专家、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副教授谢田说，习近平提倡的所谓“共同富裕”这个名词，其本身实际上是反人类的、反人性的。他说，共同富裕实际上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口号，就是大家都共同富裕，共同进入共产主义，共同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那种乌托邦的形式。

“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上面，就是习近平他的脑子里好像就是刻满了以前那种计划经济的印象。他对土地私有权是坚决排斥的，他要维护公有，也不能真正让人们富裕，因此只能找一个什么试点，一个标杆来展示一下，让他们共同富裕。这个共同富裕，从本质上讲，根本就是违反人类本性的。”

谢田教授说，尽管习近平赞扬永联村的致富之路，希望永联村为其他人致富趟出一条路来，但是他认为，永联村这种类似人民公社的共同富裕模式是不能复制的。

他说，中共毛时代曾号召“农业学大寨”，把大寨经验向全国农村推广，但中国的农民、农村并没有富裕起来。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一个个看起来都挺好，村办企业，村办农业，村民享受很多好处和福利，但是最后，这种靠政府贷款和特权扶植起来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上是无法跟那些真正的民营、私营企业家竞争。他说，在支持他们的一些中央领导或者某一个势力失势以后，或者后面的贷款跟不上，这些债务问题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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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第一，没有真正的在私营企业市场竞争的能力；再一个，用强力的手段，家长式的统治来维持，也不是企业真正能够长期运作的方式，所以最后都是全部破产。现在习近平又在提倡永联村的经验。中共总是想着靠一个典型，但这个典型本身就是一个政府干预的产物，也经不起市场的考验。等着那个热劲儿一过，自然就会破灭。”

中国改革开放近50年来，经济发展上了个大台阶。1980年代的人口红利让中国从一个工业基础薄弱，农村人口众多的国家，发展成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个农业大国，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农村人口。2020年5月，时任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中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中国的农村人口，除了东部沿海城市周边的乡镇借改革开放先富起来以外，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仍比较贫困，尽管习近平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前对外宣告，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在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被宣布脱贫，目前面临返贫的档口，如何让这些贫困人口富足起来，实现中共所说的“共同富裕”，关系到习近平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不过，谢田教授说，共同富裕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谎言。因为每个人的命运是不同的，你讲共同富裕，大家都一样的富裕，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把它作为一个追求的目标，首先这个目标就错了。

“共同富裕本来就不是出路。集体经济也做不到共同富裕。这些村支书、村长、乡长不会给你一样富裕的，这个是不同的。但是，正常国家的不同是个人努力的不同，或者我们说命运的不同。中共的那个不同，它是权力寻租的不同，胆子大一点的，敢贪腐的，可能就富起来了。”

农村富裕之路在哪里？

谢田教授说，解决中国农村人口贫困问题，靠一村一户小农作坊是不行的，中国一定要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其前提条件是允许农民自有的土地出让或兼并，让农民在拿到土地出让费后，到城镇去生活。这样也加速了中国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