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民族與宗教:國歌不會唱就不是中國人了

2024-07-07 | 來源: Lola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寫“邊疆、民族與宗教”系列第一篇的時候，我正在看一本講述獨龍江一個村子六十年變遷的書，後來我發現，那個村子就位於貢山獨龍江鄉。和“怒江”一樣，“獨龍江”既作為一條江的名字，也作為一個行政區劃名稱，二者皆可。

在當地，這種情況非常普遍，人們甚至還會按居住地來為自己的家族命名。村子裡的一座教堂被命名為“斯日佐”，也是因為教堂所在地名叫斯日佐，和教堂附近的家族名也一致。

這本書的目錄裡有一個信息，基督教於 1999 年傳入這個獨龍族居住的村子，和我的認知有一定偏差。因為基督徒將整個怒江稱為“福音谷”，在傳教士傅能仁的時代，基督教就已經在那裡開花結果。但我還沒讀到這部分，就先在一起“邊民外逃”的事件中找到了基督教的蹤影。

這次“外逃”的主要人群是當地的宗教信徒。作者於 2002 年 1 月 9 日對獨龍江的第一代基督教徒約翰進行訪問時，約翰講述了一件關於他自己的、也影響了他一生的事件。這個事件的影響還不僅僅只是約翰本人，也涉及了很多和他一樣有著相同宗教信仰的人。約翰是這樣講述自己的故事的：

1957 年，他被當地基督教會交換到今天位於緬甸境內的木克木岡、庫屑一帶“教書”半年。回來後還是住在他原來居住的麻必利（現巴坡村麻必利村民小組），每天打柴五六背。回來後的第三天，他打柴回來，工作隊的人來到他家，用槍逼著他，把他押到巴坡關了一夜，第二天被帶到貢山縣城。

此後，約翰就在貢山、麗江、昆明三地的監獄中度過了 31 年（其中貢山 6 年，麗江 9 年，昆明 16 年）。據約翰說，1958 年 8 月，貢山監獄關押的人員有六七百人之多。後來貢山監獄人太多關不下，把他們轉到麗江，10 個人的手臂捆著排成一排，經維西達到麗江。

1957 年的“約翰被捕”事件，直接導致了 1958 年獨龍江巴坡、馬庫一帶的基督教信徒大量逃往緬甸。據當地基督徒迪新生估計，1958 年獨龍江逃到緬甸的人大約有兩三百人。這對於當時人口只有 2000 多人的獨龍江來說，絕不是一個小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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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國對包括獨龍族生活的地區在內推行“直接過渡”政策，據有關資料：“直接過渡”這一政策，是在 1952 年（雲南）省民族工作隊到德宏景頗族居住區深入開展工作的基礎上，由省邊委秘書長馬曜到潞西西山進行專題調查後於 1953 年 8 月提出來的。經省委上報中央批准後於1954 年最先在德宏地區試行，之後逐步在全省情況相同的少數民族地區推廣。除了雲南的八個少數民族（景頗、傈僳、獨龍、怒、德昂、佤、布朗、基諾）之外，還涉及海南的黎族和黑龍江、內蒙等省（區）的鄂倫春和鄂溫克族。

據怒江州地方史料記載：1954 年 5 月（雲南）省委提出，在階級分化不明顯的景頗、傈僳、獨龍、怒、德昂、佤、布朗、基諾族聚居區和部分拉祜、哈尼、瑤族居住的 66 萬人口地區，基本不進行內部的土地改革，而是應該以“團結、生產、進步”作為長期的工作方針，在黨的領導下，通過人民政府和先進民族長期有效的幫助，創造條件，逐步消除民族的落後因素，通過農業、手工業合作化道路，保證直接地但卻是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

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大辭典》中仍能找到這項政策的詳細說明，百度百科相關詞條恐怕也是從這裡摘抄的，介紹了“直接過渡”的具體做法，第一條是“宣傳黨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進行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其他也大都是從中國人民政府工作政績的角度進行講述，挑不出什麼過錯，但始終讓人看得雲裡霧裡。

不過結合先前基督徒約翰所遭遇的事，正體現了這一時期居住在此地的民族與當時的新興國家之間的一種緊張關系，人們對於這樣一種社會制度的突變以及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改造，感到無所適從，甚至滋生出了一種恐懼感，以至於這樣一種復雜的社會心態最終會化為具體的行動。

在雲南的其他邊境地區，類似事件也並非罕見。從這些事件中，可以直接感知到當時的政治氛圍，以及對於與主流意識形態不相符合的民間信仰的一種徹底的清洗。

注釋裡還有一份令我感到觸目驚心的統計，我也一並放在這裡。

據有關資料1958 年，位於雲南南部的滄源佤族自治縣外遷人數 14639 人，占全縣人口的 21.4%；1954 年 4月 14 日《思茅地委、思茅軍分區對今春以來外逃外遷問題的指示》中說，“自年初以來，邊疆外逃外遷事件不斷繼續發生。與往年比，其主要特點是，面更廣，規模更大。截至 3 月底，共外逃 644 戶，2433 人。4 月以來，不但沒有停止，並有新的發展”；1958 年 4月 16 日，思茅邊防司令部給軍區的電報有如下敘述：1958 年以來，我區外逃嚴重，已達 3000 多人。其中瀾滄 1600 人，孟連 998 人，猛混 70 人，猛臘 166 人，江城 10 人。形勢仍在發展。外逃的特點是：1.普遍性。但瀾滄、孟連兩區最為嚴重；2.由二線以內繼續向縱深發展。開始是孟連、糯福區，現在深入到瀾滄、孟連內地；3.外逃人員 65% 是我基本群眾，並有骨幹積極分子、黨團員和政府幹部帶領，逃跑的地主富農只占少數；4.整戶、整寨攜槍結隊，公開對抗，不聽勸阻；“大躍進開始以後，外逃人員大量增加。僅西雙版納自治州所屬景洪縣， 1958 年 9 月到 1959 年初，全縣山壩區外流外遷就有 7000 多人，其中，猛龍區就有 6900 多人。1959 年春，貫徹中央的一些松動政策以後，外逃人員大部分回來了。1959 年秋天反右傾，重新實行左的政策以後，邊民又大量外逃。扣除回流人員不計，從 1958 年 9 月到 1960 年 11 月，全縣 8 個壩區總計外逃人員 3411 人。麗江地委和軍分區 1958 年 4 月 16 日 22 時《對碧江武裝部電話請示要派部隊幫助勸阻邊民外逃的批示》中透露了以下情況：1958 年 4 月 15 日晚，碧江縣一區聯合鄉發現外逃 35 人。該縣得悉後，於 16 日晨組織工作隊前往該村勸阻，但因路途太遠沒有追上。在返回中，又遇外逃者 18 人。工作組當即喊話勸阻。對方不聽，一直朝工作隊方向走來。民兵當即朝天打了兩槍。外逃者向民兵射毒箭，傷民兵 1 人。上午9時發生沖突，至下午4時沖突結束。我消耗子彈 200 多發，打傷對方 7 人，我犧牲 1 人，傷 1 人。1958 年 12 月 6 日，中共德宏地委《關於少數民族外逃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從今年 1 月到11 月 20 日止，已外逃 56267 人，占邊沿縣總人口的 14%。其中傣族和平土改區 27626 人，景頗族直接過渡區 24886 人。外逃者中，有國家供給幹部 189 人，工作幹部 62 人，小學教員 46 人，鄉幹部 75 人，州直機幹部 3 人，中央民族語言調查組 3 人。農村黨員外逃 181 人，占黨員總數的 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