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 反思计划生育:3亿农民工的未来,由谁来养老?

另一方面，作为农民工的后代，年轻人加入社会参加工作后，他们的缴费基数却越来越高。

2024年1月1日起，深圳市社保缴费基数由2360元上涨至3523元，看起来上涨了不少，但由于深圳年轻人口众多，加上经济上有特区立法作为支持，深圳已经是各大城市中社保缴费基数压力最小的。

深圳的社保缴费基数是广东全省平均工资的40%。

而西南地区的成都，社保缴费基数则是全市平均工资的50%，为4246元，比深圳还要高。

至于上海，作为全球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城市之一，社保缴费基数则更高，是全市平均工资的60%，高达7310元，这个数字也是上海最低工资2690元的270%。

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企业招聘了一个拿最低工资的人，按照养老金个人缴纳8%，企业缴纳10%的标准，那么他每个月要把工资收入的两成多交养老保险，如果加上医保、失业保险，那么他的社保缴费就要占去收入的接近三成。

至于企业，人力负担则更沉重，给他缴纳的社保就超过了他的工资，相当于企业招聘了两个人。

在一个老龄化不断加深的社会里，养老的成本正均匀地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管你是企业主还是员工，都是一样。

按照规定，社保缴费基数与上一年社会平均工资挂钩，每年随着工资的上涨水涨船高，但“平均数”经常被小部分高收入群体拉高，“中位数”才是真正的“社会中间水平”，这一统计上的差异在今天收入分化的当下更为突出。

老龄化的压力，正在不断蚕食中小企业的用工成本，以及灵活群体也承担了最重的社保负担。

这对那些农民工的儿女来说，他们可能一个月给父母的养老钱，还没有自己上缴的社保费用高，这中间的差异如何补缺，是个大问题。

名义上我们每个人缴纳的社保是自己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但从操作上，我们每个月缴纳的社保去了基金池，发放给已经退休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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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一代年轻人退休后要想领取足够的养老金，在没有国企股份填补的情况下，只能寄希望未来的下一代缴纳更多社保，亦或是多生一些年轻人，拉低平均缴费基数。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很多企业为了减轻社保负担，会将很多员工踢出正式雇佣体系，用劳务派遣和外包的形式取代正式员工，这也极有可能造成社会平均工资的“虚假上升”。

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到最后越来越多企业甚至只用外包员工，而不用正式员工。

自己的父母还没有钱养老，但今天的社保费用却越来越高，这也导致更多年轻人采取不缴纳社保的办法。

有的年轻人就表示，自己的爸妈在家务农，我交的养老金比他们拿到手的一个月123元还要多，那我为什么不直接把钱给他们呢？

养老退休待遇的失衡，这是老龄化社会里我们可能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还在于，退休后我们到底还能够领到多少钱？

2021年，我国平均养老金替代率约为48.2%，即养老金发放水平只能达到退休前收入的48.2%。

但考虑到事业单位的月均养老金有六千多，这一数字显然被大大拉高了，真实的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可能还会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