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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性教育教材惹爭議,到底應該如何跟學生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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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局一份涉及教育的教材引起巨大關注。

“我想約你去打羽毛球”在香港無意間成為了一種新的“性暗示”,這跟香港教育局一份涉及教育的支援教材有關,裡面提及,若有性沖動的時候可到運動場去打羽毛球。


近日,香港教育局上載了一份中三級的“公民、經濟與社會科”支援教材,當中有關“青少年與親密關系”的部分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裡面提及有關學生需堅決拒絕婚前性行為、建議學生簽訂承諾書定下親密界線等內容都惹來爭議。

不少聲音質疑教育局的教育教材裡面的價值觀過時落後、未能跟上現代社會的發展,遭到教育局發文反駁,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在電視節目上回應指教材並非保守,又稱需要向初中學生提供傳統的價值觀,而中華文化社會是一夫一妻婚姻制度。

有關注人士擔心,該份教材會進一步鞏固與“性”有關的污名與禁忌、或會增長校園內的欺凌行為,甚至會為性小眾學生帶來更多困擾。

學校裡的教育

今年22歲的Circle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表示, 看完教育局的教材後,感覺是要把其希望推行的價值觀加諸在學生身上,而忽視了其他理解性與性別的角度可能性,她認為這份教材也強化了一些固有、刻板的性別角色定型,“已經假定了男性會有性沖動,但本身女性都可能會有性的欲望或者好奇,這是強化了男生或女生應有的樣子”。



承諾書

Circle記得,自己中學時候就讀有宗教背景的女校,當學校邀請外面的機構為學生教授教育的時候,都會偏向尋找意識形態比較保守的機構,除了不支持婚前性行為外,“也會用一種讓你感到內疚的角度去教授,例如講未婚懷孕,就會說如果要墮胎你會非常內疚,不斷強化你是在殘害一個生命的角度”。

另一方面,她在課堂裡面接觸到的教育機會其實並不多,她記得主要是在上生物課的時候,老師會以科學的角度去教授,“會感受到老師教這部分的時候會輕輕帶過,例如教授一個性行為是怎樣發生的時候,只以簡單一句說大家彼此相愛然後就發生,用很科學的語言去講這一個行為,會感覺到他(老師)的尷尬”。

今年剛滿18歲並正在就讀國際學校中學生Callie也有類似的感受。

Callie說,中一至中三的時候,她就讀香港本地男女校,到了中四才轉到國際學校。在初中的時候,她同樣是在生物科的課堂上接觸到相關的知識,但她覺得並不足夠,“可能只是講到人體的時候會講幾句,男同學在聽到這些的時候又會笑,老師都會尷尬”。她認為這樣的氣氛很難有一個機會讓老師詳細地教授到教育

香港家計會自1981年起,每五年都會做一次“青少年與性研究”的調查,以了解中學生的性觀念及性知識水平。據2022年發布的“2021年青少年與性研究”調查,發現中學生的性知識仍然未如理想,特別是中一及中二學生維持較低分水平;另一方面,中學生透過社交媒體接觸色情內容、影像性暴力及裸聊的情況有所增加。當時家計會呼吁學校及家庭應加強推行全面教育、以及媒體與資訊素養教育,建議應從較低年級開始推行。





家計會一項調查發現,中學生的性知識未如理想。

曾經任教高中公社科、目前已經離職的黃小姐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表示,她自己也有負責在課堂上教授教育相關的知識,但相關的時數並不多,雖然要配合教材上面的框架及內容,但本身具有社會學背景的她會建議學生不需要全盤接收,“我會跟學生說,這只是其中一個角度如何去看待性,但我們仍然有其他更開明及進步的角度去看待性和性別”。但她直言,這種教法並非每個老師都能夠做到。

黃小姐認為,過往校園裡面的教育除了是以科學化的形式之外,也會以一種“恐嚇式”的方式去向學生傳達性觀念,“例如會說有機會感染愛滋、懷孕,把後果講得很嚴重,聽到之後自然就會把性聯想成是不好的事情”。

她認為這種教育的觀念,也會導致學生在涉及與性有關的困擾或問題的時候,變得難以啟齒,無論是向同輩言說,還是向老師傾說,都不敢去談論。黃小姐說,曾經聽過一些任教的學生的說法,讓她驚訝學生對於性知識的貧乏,例如誤以為保鮮紙可以取代安全套,“又或是不知道安全套要如何使用”。

官方教育指引的轉變

2022年,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發表《本港中學實施全面教育研究報告》,有八成受訪學校表示,由於課程緊湊,沒有時間教授教育;六成學校則指教師缺乏有關培訓;有近半學校稱,在每個學年中教育總時數少於五小時。

在香港學校推行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回1971年教育署向全港所有學校發出備忘錄,在標准科目中加入教育課題。及後於1986年發出《中學教育指引》,1997年經進一步修訂後公布《學校教育指引》(下稱《指引》),此後便一直再無更新指引。

教育局指,1997年版本的《指引》已不再是學校的指導文件,又指在2001年推行課程改革後,教育應以價值觀教育為主軸,透過跨課程的方式進行。多年來,社會上都有團體、立法會議員提倡教育應獨立成科,但未有得到官方確切回應。

Anti 480反性暴力資源中心資深教育主任尹智豪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表示,雖然過往政府曾經推出《指引》,但由於香港的教育制度一直是實行校本政策,讓辦學團體可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去選取教學方向,故是否在校園教授教育、如何教授則取決於學校自身的選擇。

尹智豪指出,今次引起爭議的內容是屬於指定科目裡面的內容,並非《指引》式文件。教育局局長蔡若蓮稱該份教材只是參考及建議,並非教育政策,但尹智豪擔心,學校仍有壓力需要跟隨局方的建議。

外界批評,是次公經社科的教材,比起1997年的《指引》來得更加保守。例如《指引》中有提及“推行教育時應將性視作構成個性的一部分,是健康美好人生的基礎。性並不是罪孽或邪惡的事,而是非常自然的、令人感到滿足的生活經驗”。而在最新的教材中,則提及“當情侶未能承擔婚前性行為的後果例如未婚懷孕、法律後果、情緒困擾等,應堅決拒絕婚前性行為”。

翻看今次引起巨大爭議的公經社科支援教材,目標是15歲的中三學生,被關注的部分主要是來自“面對性沖動的方法”裡面的情境分析,教材中建議,性沖動可以透過即時避開刺激性欲的環境、透過其他活動消耗體力來緩解性欲來處理。


教育局回覆BBC中文稱,該份教材是由教育局委托香港公開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編寫,制作團隊由有豐富經驗的專家學者、資深社工和教師所組成。教材的發展過程吸納校長的意見和前線教師試教後的回饋。

在香港,亦有教育界人士支持局方的教材。中學校長會主席連鎮邦早前在接受《明報》訪問時表示,認為教材並非守舊過時,稱“我們是否期望中國人社會,有一日變成個別國家般,在中學派避孕套?”



對於坊間的評論及批評,教育局在其網路平台《政策正面看》發文反駁,指有評論認為香港的教育未能追上現代社會的發展的看法並不正確。指香港學校課程有關教育的理念是要培養學生成為有整全價值觀的人,讓學生將來在思想和條件成熟時,對性的課題作知情及負責任的決定。並指鼓吹未有能力承擔後果的學生作出所謂知情決定,是不專業及不負責任。

教育中遭忽視的性小眾

香港中學生性別研究學會早前就教材發表聲明,認為該份教材未能引導學生正面接受性知識,有機會導致學生在進行性行為時采用不安全的方法和工具;該而材亦忽略了跨性別青少年社群、並假設所有青少年都是順性別、異性戀,忽略性傾向的多樣性。認為教育應增加有關安全性行為和月經的資訊、以及關於性小眾的內容。

Callie回想起過往學校沒有提及到任何跟LGBT+相關的議題,她需透過網絡才認知得到,“當時主流文化都是憎恨性小眾,也令到我偏向了這一方面,而學校也沒有很好的指引去教導學生,我是要上網才知道酷兒都是正常的,社會是可以接受的”。

過往就讀女校的Circle,回憶起中一的時候,有老師曾經私下問她身邊有沒有女同志的朋友,“問完之後,她叫我做回一個正常人,不要去所謂離經叛道”。她說,那是正值建立價值觀、塑造性格的青少年階段,聽到老師的說話後,心裡面一方面覺得需要聽從,另一方面也不免感到困擾,“會思考這件事是否被允許”。




有團體認為教材忽略了LGBT+群體。

根據家計會“2021年青少年與性研究”,顯示中學生對多元性別及性傾向的意識及接納程度提高,整體上亦較2016年顯著地增加,延續過去10年以來的上升趨勢。當時的調查亦首次加入有關“性別認同”的問題,有關結果顯示約14%學生對自己的性別認同表示不肯定。性傾向方面,除了異性戀與同性戀外,亦首次加入了加入了“泛性戀”(被異性、同性、跨性等所有性別吸引)、“無性戀”(不被異性、同性或任何人吸引)等選項。

今年18歲的Amanda認為,香港欠缺多角度的性別教育導致LGBT+群體容易遭到污名化,“例如人們現在仍然會以Gay來作為眨義詞形容其他人,缺乏真正的理解”,性傾向為無性戀者的她,也曾在與別人聊天的時候感受過不被理解的時刻,“有時候也不想解釋”。 Callie說,以往在本地學校就讀的時候,有時候聽到男同學談論性方面的事宜,都讓她感到不太舒適,“比如談論異性戀的時候,就會貶低同性戀的人,在那個環境會比較難受”。

黃小姐認為,學生之間利用性取向及性別認同作為取笑的話題時,亦是在鞏固性及LGBT+作為禁忌的文化。過去她曾經在學校遇到過有性小眾學生被欺凌的情況發生,有學生因為接受不到自己的性別身份而受到困擾,“需要親自去跟他們去聊天,但學校是不會給予到支援”。





Anti 480反性暴力資源中心資深教育主任尹智豪

尹智豪說,這只會導致性小眾學生更加不願意去和別人談論自身遇到的問題與困擾,“一定不會去找學校的長輩講,朋輩間又可能營造了一個歧視的狀況,亦會擔心能不能夠讓朋友知道”。他提及過往也有一些報導提及性小眾學生輕生的新聞,“過往其實都有懷疑是性小眾學童得不到相應支援而自殺的新聞,但看不到大家有討論”。

強化“指責受害人”的迷思

公經社科的教材裡面,建議女生要避免性感衣著以刺激男生有性沖動。



公經社科教材

尹智豪擔心,以上的例子除了有明顯的性別取向及性別定型之外,對於他們正在進行有關預防性暴力的工作也有反作用效果,“好像當有一些性暴力事件,或者沒有consent的親密接觸,就是因為女性穿衣服少而引起”。他說,不少遭遇性暴力的受害者都曾經遇到過類似的批評,“會讓她們覺得很自責、很羞愧”,導致受害者更難以去尋求協助。

他擔憂這些例子及價值會進一步鞏固目前社會已彌漫“指責受害人”的聲音,以及鼓勵別人進行“蕩婦羞辱”,而且在校園裡面亦容易孕育出欺凌的環境,“因為在道德上分了性的好壞,維持貞潔就是好,就是一種守貞教育,如果有其他類型的人,會否就出現校園欺凌、集體去進行蕩婦羞辱?遇到性暴力的人會否又被人視為是不檢點?”



尹智豪擔憂這些例子及價值會進一步鞏固目前社會已彌漫"指責受害人"的聲音。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18年發表《國際教育技術指導綱要 (修訂版)》,裡面提及省略關鍵主題會使全面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例如對月經問題的回避可能會使社會對月經持續抱有負面態度;其他例子亦包括性行為、避孕方法、 基於性傾向或社會性別認同的歧視等,《綱要》提及,對於這些話題保持沉默或刻意回避或會加深學習者對於這些內容的污名、羞恥感和無知,導致弱勢及邊緣化群體面臨更多的風險,同時增加他們求助時遇到的困難。

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數據指出,亞太地區只有不到35%的年輕人曾在學校裡面接受過教育。在亞洲地區,台灣教育並沒有專科,而是分到不同的領域科目中,當中“健康與體育領域”占大部分,教育部於2018年更新課程,細分從小學到高中的教育學習內容和進度,規畫好一周需有四小時的教學時數。日本教育被視為落後於國際標准,以“純潔教育”、科學手法闡明性行為的方式去進行教育中國則於2020年修訂《未成年人保護法》,首次提出學校、幼兒園應當對未成年人開展適合其年齡的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騷擾的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

對於香港教育有關的教材被傳播到國際層面,Callie雖然覺得能夠引起關注是好事,但她希望這次的事件不要只停留在取笑的階段就結束,“而是大家去思考教材本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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