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 代孕:一个计划生育国度的复杂困境

GSHC普通代孕的价格中位数是十四万美元，约有一半将成为代孕妈妈的补偿费，放在由律所掌握的托管账户里，在整个代孕的过程中按合同分阶段支付。另一个避免纠纷的手段，是为代母及新生儿购买全方位的保险，包括医疗、切除器官、人寿等。

而这些举措，在一个无法公开讨论、也不能从法律角度规范的环境里，无法强制实施。

自由亚洲电台试图联络多家自称地处中国的代孕机构，了解其运作过程，以及如何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有效保护代孕妈妈及新生儿的权益，均没有获得回应。

复杂的舆论场

在李思磐看来，对代孕这样复杂问题的公共讨论显然不够：到底应该全面禁止，部分合法化，还是全部合法化，其实有非常多的层次的。

而网络发声是有门槛的。新浪微博在2020年公布的数据，微博平台用户中，90后和00后占比接近80%，女性用户显着多于男性用户，主要生活在北上广深及东部沿海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在城市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她们显然不会成为代孕妈妈，也没有生儿育女的固有观念。相反，她们中的绝大多数秉持着是不婚不育的观点。

“我当然认为代孕是对贫穷女性的一种剥削，会使女性子宫成为商品和工具，”李思磐说，“但一刀切地全面禁止，一旦你授权更多的国家暴力，国家很可能会加倍地行使这个权利，我觉得那是更可怕的。本来资本和权力都应该批判，但是现在年轻的一代只知道资本是应该批判的。”

这个场景曾在邻国柬埔寨上演。2018年，柬埔寨宣布将代孕视为买卖人口，买卖同罪。委托方——许多是中国同性恋——被判刑入狱，数十名代孕妈妈也因贩卖自己所生的婴儿被捕。获得缓刑的条件是妈妈们必须抚养孩子。这些本来渴望通过代孕摆脱经济困境的女性，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有些因此离了婚。

李思磐曾在中国南方一家着名的报业集团工作十余年，2017年后，中国女权运动受到压制，言论空间紧缩，她选择去学校教书，低调地生活，疫情后，又到了美国。在她看来，中国对公共言论的管控，对民间力量的压制，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为了避免危险，有目的地扶持消费、娱乐、搞笑等内容，使得在公共空间理性讨论问题的可能性消失了，“大家看到的都是表态，都是情绪”，后果则是舆论的极化和泡沫化，一部分懂得表达，甚至从内容中获得名望和经济利益的人声音被放大，而以往可能被媒体关注的弱势人群的声音，却因为新闻业的式微和社交媒体的筛选机制而更加听不到了。

掐指一算，唯一与代孕相关的法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已经23年未变了。

张菁认为，中国在生育政策和制度上的僵化，根源在于“没有把人的个性和多样性放在第一位”。“他们希望的是，让你生你就生，不让你生你就别生，不要提什么额外的要求，这其实才是对女性最大的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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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磐则担心：“这样热闹的讨论，如果最终指向不是推动政策和制度的改变，只是变成一部分女性对另一部分女性的指责和伤害，那真是太遗憾了。

25岁的GIGI有时确实感到混乱。

她支持“代孕入刑”，但回想过去的经历，她没有感觉自己受到了剥削。“他们照顾我们还照顾得挺好的，而且我很清楚我是奔着钱去的，我不投入感情，就没什么感觉。”

她支持保护女性的生育权，但当女性选择代孕时，她又有些“恨铁不成钢”：为什么一定要生？也可以选择不生！

如果以现在的年纪再回到当时，GIGI说肯定不会做同样的选择，但她又强调，这个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就是一个那么幼稚的小姑娘，思考问题不成熟，身边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没有。”

她提到，同时“捐卵”的另一个女孩也是父母离异，和奶奶相依为命，她说那种感觉很“孤单”：周围的朋友，大多有温暖的家庭，家庭有稳定的收入，父母有能力为孩子的梦想买单，而她不想用自己的困境换取同情，“感觉这个选择也是一种独立”。

那么，现在的GIGI，会觉得过去的GIGI正是自己所批判的那种人吗？她说，她要想想。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今年8月，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二审宣判。经过了三年两轮审判，原告徐枣枣败诉，她要求北大妇产医院提供冻卵服务的请求，没有获得法庭的支持。这也招来不少冷嘲热讽：你为什么要冻卵，是不是想着要去代孕？

近十五天过去，有关部门的处理结果仍未公布，公众的关心正慢慢降温。

“可以想像，此次事件后，法律上依然禁止，但地下产业链仍然在肆意运行，这似乎在宣告另一种形式的‘合法’……我们又能怎么办？”中国综艺奇葩说辩手詹青云在微博上写道，“有时我看得见希望，有时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