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笠上桌,到底冒犯了谁?为什么男人这么生气?

而那些因为自身人格或道德污点而被撤下代言的例子，其承载的一种重要意义，在于能够给予后来的公众人物以某种威慑。做一个拥有商业价值的公众人物，必须遵守基本的法律和道德底线，在商业伦理的范畴内，法律与道德层面的失范与否，都能被社会常识与公众认知框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范围内。

但杨笠面临的争议，并不建立在任何普遍的共识之上。如果按照“消费者大多是男性，有权表达男性的意见”这一立场来看，铁板一块的声音又覆盖了多少“异端”呢？

男性用户因杨笠代言京东而抵制

抵制者早已脱离文本，将杨笠其人与当年那句传播甚广的话语深度绑定。但对杨笠而言，这也许已经不再能真正伤害到自己。

02

上桌

杨笠在不少采访里都分享过一次经历。一次，她在台上讲完段子后，听到台下有两个穿着体面的男人，拿着酒杯，冲着她说了一声“好骚啊”。声音不大，但全场都能听见。

杨笠被这两个字激怒了，恰好，紧接着她需要讲一段关于猥琐的段子，于是，她指着前排说：“看！就像下面这两个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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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当时的、直接的反抗，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运气。即便当场怼了回去，但杨笠仍然忍不住问自己，“我到底是不是在卖弄？”

更多时候，女性在面对看似习以为常的、自然而然的冒犯和侵入时，她们只能选择在“桌下”忍耐下来，然后转身拿回“厨房”加工，等到有一天再次“上桌”时，再发泄自己的愤怒。

可终究不是每个女性都有上桌的机会，因此，为数不多的表达和创作机会，变得尤其稀贵。

2023年，脱口秀沉寂了一年。今年再次重出江湖时，台面上出现了更多的女性脱口秀演员，以及她们带来的女性议题。

她们站在舞台上，谈论社会对月经与卫生巾的文化回避，谈论从重男轻女家庭里走出来后回望自己不被爱的一生，谈论催婚语境下女性得到的价值定义之离谱。她们享受着独一份的话筒、观众和聚光灯，用喜剧包裹的表达，对一种传统处境作出讽刺。

用福柯的理论来说，话语是一种权力。在喜剧领域，大部分女性自然而然处于“被逗”和倾听者的位置。女性创作者更是少数群体。近十余年来的国产喜剧界，最出名的至多一个贾玲。而在减肥成功后，贾玲也被诟病“不好笑”了。

站上舞台的脱口秀女演员，也并不是真正的话语权掌握者。就如演员Echo说的，很多女演员在线下演出都会对文本进行“自我阉割”：“因为你接触的大部分是男演员，男演员给你的意见很多时候没办法达到创作最核心的地方，这恰恰也是女性群体最能被触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