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我的生死观,养老人生设计

钱理群和夫人崔可忻‍

到了2019年8月4 日上午，可忻说了最后一句话：“这个世界太乱了，我管不了了，我要走了”，坦然接受了死亡，从“太乱”的现实世界走向“不乱”的彼岸世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可忻抓住由生到死的最后时机，亲自安排了自己“死后”的生命去处。她关照：不开追悼会，用她自己选定的宗教音乐陪伴着走向墓地安葬；她布置：在自己的卧室设置“照片墙”，把一生各时期的照片留给想念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更留下在生命最后时刻亲自录音的唱片，让自己的歌声依然回荡在人世间；她更策划：在生前就编出《崔可忻纪念文集》，把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作出总结，和亲人和友人一起共同塑造自己“最后的形象”。她所作的这一切，让我和周围所有的人都感动不已；这一次读了两位先生的研究论述，我更加明白：这是在自己肉体死亡，社会属性消亡（“社会关系解体，人的身份、地位失去，法律关系终结，伦理关系结束”，“人成为非人”）之后，将自己的生命转化为一种“精神”、“文化”，由“现实”的可触可及的存在变为一个不可触及却可感受的“超验”的存在，而常留在人间一部分人的记忆里。事实不正是这样：今天可忻已经人去宅空，但她留下的精神遗迹却营造了一种“家庭文化”的氛围，我可以天天和她隔空对话；她留下的著述和歌声（《“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已经为燕园讨论“养老文化”时所必读必听；我们还准备在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设立“钱理群、崔可忻奖学金”，授予学习文学与医学的优秀中学毕业生，将可忻的医学理想与实践转化为“医学教育文化”资源：这样，可忻就实现了“个体生命死亡后的精神、文化转化”，“向死而生”。重要的是，这都是可忻自己做主，生前安排的。我多次说过，我自己，可忻，以及我们这一代人，前半生的最大不幸，就是时代、历史、政治、社会造成的“不能独立自主”的人生缺憾；现在，可忻在“由生到死”的人生最后时刻，却真正独立自主地决定、安置自己的生与死：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生根本转折，具有一种“历史性”，真应该格外珍惜。

在可忻离去以后，这个世界确实更乱了，不到半年，新冠肺炎病毒灾难就降临中国与世界，而且至今不见任何好转的迹象。于是，就像雷爱民先生在他的《死亡是什么》里所说，“每个人都成了病毒的易感人群，人们已经没有机会装作看不到死亡”，“死亡就像一道巨大的闪电，划过每个人的心房，逼迫人们凝视那早已陪在身旁的死亡”，“像一把尖刀，直接划破人们脆弱的防御心理，把人们拖到死亡现身的情境之中”。这是一次历史的巨变：如果说，2018、2019年间，我和可忻面对的生与死，限于个体生命的范围，属于常规性的人生课题；而现在到了2020、2021年，死亡威胁成了人类灾难，生与死成了历史性的课题。更重要的是，中国与世界由此进入了一个“历史的大变局”：政治、经济、社会的大变局，人与自然关系的大变局，以及人类自身的大变局。病毒与气候两大威胁，很可能成为后疫情时代笼罩全球的巨大阴影，死亡的危机感就永远驱散不去。而生育率下降与预期寿命延长两大人种自身的变局，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长寿时代”的主要特征，老年人的生与死成了全人类的大课题。我注意到，葛文德先生的《最好的告别》书的封底题词里，有评论者问道：“在21世纪变老意味着什么”；而我们现在要问的，却是“在疫情和后疫情时代，人老了意味着什么？”可忻于历史巨变之前及时地走了，她是幸运的；而我还活着，我们养老院里的老人还活着，我自己，以及我们这些老人都得面对远比可忻面临的更为严峻的“生与死”，“养老人生”的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作关系更为重大的选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的“养老学”研究，也就有了更为宽阔的视野，更为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深度与厚度。我们自身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也会进一步暴露，只能尽力而为。

二

在进入“我的生死观”及“养老人生的自我设计”的讨论之前，还要强调雷爱民先生在他的著述一开始就提出的思考与讨论死亡问题的三大原则，这也是雷老师对我最大启示。首先要确认：“死亡的答案是多元的，开放的，包容的，没有人可以宣称他关于死亡的答案是唯一的，而别人关于死亡的答案就是不对的”。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死亡”对人类，特别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还是一个“谜”。“死亡学”里的人类学、生命学、生理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哲学——内涵，还远没有为我们所认识，而“死亡”的“个人性”的丰富与复杂，更是至今仍被人们所忽视，类似的空白还有很多。对“死亡”的思考与探索从古到今就从未停止，也无公论，定论，只能是各说各的：这就决定了对死亡的认识，必然是多元的。因此，我们也必须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绝不能把自己在特定社会、历史与个人条件下形成的“死亡观”唯一化。“唯一”本来就是科学研究与认识之大忌；在死亡问题上唯一化，就更加荒唐与危险，它会阻挡人类探索“死亡之谜”之路。由此引发的是另一个重要原则：“每个人都可以是死亡的探索者，猜谜人，受益人，代言人”。这是凡人皆有的权利，也是死亡学研究的迷人之处。对我来说，人老了，面对越来越靠近的“死亡”，充满好奇地逼视、审视它，研究、议论它，猜谜，受益，还代它说话，这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享受。这里的关键，是“我”在与“死亡”交往，对话。这又产生了第三条原则：“我们可以向已经受到过死亡教诲的人学习。不过，最终我们要依靠自己，坚定自己的死亡认知，即建立关于生前、死亡过程和死后的认知图式、信念信仰和意义体系”，“没有人可以主宰我们的死亡信念”。“我们相信死亡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相信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来时路在哪里，我们的过往如何，这些都是猜测死亡之谜时死亡教给我们的人生智慧”。这不仅是个人化的死亡学，而且是与个人生命相融合的死亡研究：老年人研究生与死，实际是重新回顾、认识自己的一生，更是重塑自己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