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我的生死观,养老人生设计

我的养老学、死亡学研究就从这里开始：确认“我的生死观”，规划“我的养老人生”。

“我的生死观”在伴随老伴从“生”走到“死”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形成；现在，在研读了两位老师的著作以后，就有了更为系统的认知，大概有八个方面。

1.我认定，死亡是无可避免的，人活一辈子，最后的归途就是死。由此而认定，死亡是人的宿命，没有例外：任何人，即使是掌握了绝对权力、巨大财富的人，最后也要死：权力与金钱在它面前不起作用，它是真正奉行“人人平等”的原则。另一面，由生到死，是正常人生，既不是悲剧，也没有喜剧，必须以常态对之，不必恐惧死亡，“美化死亡也是件非常危险的事”。

2.我认定，死亡本质上是“个人性”的，是“我死”而不是“他死”，他人（亲人，朋友，医护人员）可以陪伴，相助，最后还得自己去面对。研究、讨论生死观、规划养老人生，就是要让我们面对死亡时，能够从被动变为主动，由消极变为积极，把生命自始至终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我更认定：死亡是绝对的。不仅是自然生命的结束，生活世界的解体（公民身分结束，社会关系结束，人伦世界瓦解，生活世界隐退），与人世彻底分离，而且也没有所谓“灵魂与肉体分离后的独立存在”——《裴高——柏拉图对话录》对“肉体人生”的反省、批判自有其启示意义，但对他的“灵魂与肉体分离论”，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柏拉图断言，灵魂与肉体分离，就到了“另有天神管辖的世界”，到了那里，就“在幸福中生存，脱离了人间谬误、怕惧、疯狂，以及一切人间罪恶”：这是我所不相信的。这就涉及我的一个更根本、彻底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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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认定：根本不存在“天神管辖的世界”。这也是我作为无神论者与古今中外的宗教信徒的分歧所在：我不承认有“至善至美，全知全能的神”与实体化的“至善至美”的世界的存在。我相信鲁迅的观念：“黄金世界也有黑暗”。人类、世界以至宇宙的现实的，实体的存在，永远是不完美的有缺憾的存在。至善至美的人与世界只能是一种“彼岸理想”，只能存在于人的精神追求之中。

这涉及我们的人生追求和幸福观。我也因此对“生的愉悦与死的坦然将成为生命圆满的标志”的说法持保留态度：作为一种理想的追求无可非议，但将其绝对化，就颇为可疑。在我看来，缺少“丰富的痛苦”的“生的愉悦”未免浅薄，缺少“死亡的困惑与沉思”的“死的坦然”也是高度简单化的。葛文德先生在《最好的告别》里说，“表面看似幸福的生命可能是空虚的，而一个表面看似艰难的生活可能致力于一项伟大的事业”，并提醒人们，对“愉快”与“痛苦”的“偏爱”都是危险的：这些都大有深意。

这也就谈到了我对宗教的看法与态度。雷爱民先生的书里，引述了琼瑶的“遗言”：“我尊重每种宗教，却害怕别人对我传教，因为我早就信了‘无神论教’！”这也是我的态度，愿将其也作为我的“遗言”。我尊重的是宗教文化、宗教精神：宗教徒对真、善、美的人性、人生与社会的虔诚追求，他们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的精神，都让我敬佩不已。在我看来，有了这样的宗教精神、文化，甚至成为信仰，人至少会有一个尊重生命的底线，绝不会做“伤天害理”，残害他人生命的事；今天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为人、做事都过了底线，这是跟宗教文化、宗教精神的缺失直接相关的。但我又很难成为某一具体宗教的信徒，理念上的分歧之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我知道，在虔诚的宗教徒那里，“上帝”是存在他的心中的，他对上帝的信仰与服从，和对自我的信仰、服从是合而为一的。而我这样的也有过“服从”式的“信仰”，成为“驯服工具”的经历的老人来说，以任何名义出现的“上帝”，都是外在于自我生命的，强制性的存在，我就天然地保持警惕；我们这一代最大的人生教训就是：无论如何也要维护自身的独立性，绝不做任何被信仰者的“工具”。与此相关，我在敬佩“真信徒”的同时，对打着各种旗号的“假信徒”也保持本能的警惕。对一些真信徒的真诚传教也有本能的反感，其中难免的强加于人的意味，今天已经觉醒了的我，是高度敏感，难以接受的。

5.正是出于对精神、理想的信念，我又认定：人的自然生命短暂，但人的精神生命不亡。雷爱民先生书里引述《道德经》的话：“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知足者富”，“死而不亡者寿”；强调“自然生命结束了，人终将还会留下一些东西。死亡并没有夺去逝者的一切”，“人们关于逝者的记忆，逝者留下的嘉言善行，功绩名声，著作创见，科学发明等都没有随着人的死亡而离开人世”，“恰恰相反，这些东西随着逝者的人格形象、理想追求、关心祈愿等长留人间，即成为人世的一部分，成为后世和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这些论述都引起我的强烈共鸣。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个体死亡后的文化转化”：转化为家庭文化，家族文化，地方文化，社会文化，国家、民族文化，以至人类文化；留存于人们的记忆，历史记载之中，成为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