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我的生死观,养老人生设计

6.于是，就有了“人类的不朽追求”，据说“不朽是人的伟大的精神需要之一”。也许是这样吧，但我却对“不朽不死”的追求持高度的怀疑与警惕。我也因此而认定：至少要拒绝五大“不朽”：拒绝“永恒实体式”的宗教不朽模式；拒绝“尽善尽美，不朽不变”的乌托邦理想模式——这两大拒绝，前文已有讨论，不再多说。还要拒绝“对权力的疯狂攫取”背后的“不朽”述求，拒绝“不知疲倦的追逐财富”背后的“不朽”述求。——这两大不朽述求具有更大的诱惑性。如研究者所说，“权力和财富可以让人获得一种掌控他人的感觉，或者说把自己置入一种可以主宰一切的位置，就像神灵一样具有强大的法力”；对于这些权力和财富的“崇拜者”来说，“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并“没有本质区别”，只要“不朽”就行，这样不择手段地追求不朽，后果不堪设想。更需要拒绝的，是中国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伦理、政治一体化的不朽追求模式”，它在中国社会结构与国民性的内在追求里，都根深蒂固，也就更需要警惕。意识到这些危险，我也进一步认定：即使要追求“死后重生”，也绝不可追求“不朽”。我们真正追求的，应该是“平凡人生”，是“普通人的生命价值”，即使是“死后”人生意义的文化转换，也应该是有限度，平平常常自然发生和进行的。

7.我也因此而认定，这样的死后生命的文化转换，是出自逝者自身的精神力量，而非人为制造。琼瑶的“遗言”特地嘱咐子女：不要在乎“死后荣哀”的社会评价：这是“生者的虚荣，对于死后的我，一点意义也没有，我不要‘死后荣哀’”。这也引起我的强烈共鸣。从表面上看，“死后荣哀是一种社会的认可”，它实际上是把人（特别是所谓“名人”）的死亡“转化为社会事件，并与历史时空对接，留下印记”，这几乎无可避免，也自有其意义；但却内含着危险：不仅不可避免地发生“名实完全无关的错置”，而且也会出现“大起大落”，突然名声大噪，烜赫一时，又迅速被遗忘的戏剧性变化。这正是我所警惕与拒绝的。我认定的“死后文化转化”是一个潜移默化、自然选择的过程：该记住的就留下了，该忘的就自然淘汰了；被这些后人记住，又被另一些后人所遗忘，一切都听其自然：这是一个“自然的转化”而绝非人为的转化。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社会的人为的干预、制造，就会有“死后被利用”的危险。这个问题是鲁迅首先提出的，他在1925年（也就是将近100年前）写了一篇《死后》（收《野草》），提出了一个极富想象力的问题：我死了，会发生什么；而我只是“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我又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我”被深埋在地底下，却听得见“切切嚓嚓的人声，看热闹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大概就是来参加“追悼会”的。有人惊奇：“死了？”有人不以为然：“哼！”有的惋惜：“唉！”——“我”“愤怒得几乎昏厥过去”：“我”死了与你们有什么关系，让你们这样议论来议论去？——突然，“一个青蝇停在我的颧骨上”，“开口便舔我的鼻尖”，“我懊恼地想：足下，我不是什么伟人，你无须到我身上来寻做论的材料”；它又“用冷舌头来舔我的嘴唇”，“表示亲爱”：“实在使我厌烦得不堪——不堪之至”。——突然“听到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睁眼看时，却是勃古斋旧书铺跑外的小伙计”，开口就说:“这是明板《公羊传》，嘉靖黑口本，给您送来了，您留下他罢”：生意居然做到坟墓里来了！“我”要哭出来了：“这大概是我死后第一次哭”。鲁迅沉重地写道：“我先前以为人在地上虽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却总有任意死去的权利的，现在才知道并不然，也很难适合人的公意”。这是深知中国国情之言：中国的“公意”，就是要根本剥夺人的“任意生存与死去的权利”，为实行对人的控制和利用，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我也因此懂得了鲁迅的“遗言”：“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生活”（《死》），这也就他在《死后》里所说的，要“影一般死掉。连仇敌也不使知道，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我又想起了琼瑶的“遗言”，竟然与鲁迅如此相似，大概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都会这样想，也就成了我的“遗言”：“不发讣闻，不公祭，不开追悼会”，“以后清明也不必祭拜，因为我早已不存在”，“生时愿如火花，燃烧到生命最后一刻。死时愿如雪花，飘然落地，化为尘土”。

8.最后，我认定：死亡是一个“由生到死”的“过程”。这也就提供了一个重新安排和调整“人”的“生”与“死”的机会。这其实就是“养老人生”的任务，意义和价值所在。养老，绝不是被动地“由生到死”的“等死”过程，而是将一生中未能充分发挥的自身的潜力，人的主观能动性、生命能量彻底释放出来，面对死亡，重新塑造自己，实现生命的“超越”。同时，也对自己的“死后”生命的转化，尽可能地作出主动安排。这就需要对“生——死——死后”的养老人生有一个全面的规划、设计，真正把个体生命的生生死死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