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我的生死观,养老人生设计

三

于是，就有了我给自己的养老人生设计的六大任务。

1.首先是自我角色的调整。回想起来，我这一生的自我角色，在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选择与认定，也就有了三次调整。“青年”时代：我大学入学不久，大概就在1956年（17岁）“向科学进军”的时代氛围下，确定了要当一名“学者”的人生目标；以后历经曲折，到1978年（39岁）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到1992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才圆了当学者的梦，此时已经53岁，前后用了36年的时间。教授当了才5 年，到1997年，我就强烈地感受到“宁静的学者”的“内心的疑虑、担忧、恐惧和悲哀”：“我担心与世隔绝的宁静，有必要与无必要的种种学术规范会窒息了我的生命活力与学术创造力和想象力，导致自我生命和学术的平庸与萎缩；我还忧虑于宁静生活的惰性，会磨钝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锋芒，使我最终丧失了视为生命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我更警戒、恐惧于学者的地位与权威会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权力的网络，成为知识的压迫者和政治压迫者的合谋与附庸；我同时又为成了学术名人陷入传播媒体的包围中，在与普通百姓和年青人的交往中增添许多不必要的障碍，而感到悲哀”。于是在内心深处“时时响起一种生命的呼唤”：像鲁迅那样，冲出宁静的院墙，“站在沙滩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我也想骂人》）。于是，我在人到“中年”之时，又作了自我角色的调整：从单纯的学院“学者”，转而追求走鲁迅式的“学者兼精神界战士”之路，“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说，接着鲁迅往下做”。尽管为此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但我从1997年坚持到2002年退休，退休后又坚持了12年，前后长达17年。到了2014年75岁时，我根据十多年的观察与思考，认定中国社会和学术将进入一个更加复杂、曲折、严峻的历史时期，自己的思想、认识，年龄、精力的限制，也很难直接参与大变动时代的社会实践，我必须在“老年”阶段再次调整角色。于是，在2014年末宣布退出思想、学术、教育界和我曾积极参与的青年志愿者运动和新农村建设运动，自动退出历史舞台；2015年搬进泰康（燕园）养老院，就像深知我的朋友所说，我要躲进“桃花源”，最后完成与完善自己。这是“养老人生”的全新选择：自觉继承“司马迁”的“史官”传统，做“历史与现实的观察者，记录者与批判者”，作有距离的，更根本性的思考，并以创建对现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的理论，作为自己的追求。这其实是“以退为进”，把自己的学术、人生，带入一个更广阔、更长远的历史空间。

2.这也是从更根本上回归自我，“成为我自己”。这是雷爱民在书中引述的尼采的命题：“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所想、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雷爱民由此而尖锐指出，“不少人或许只是构建了一个与自己的职业、地位、角色相符合的刻板形象，而没有表现出纯粹自我该有的样子”，“千篇一律的样子竟然是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常态，甚至有时人们连微笑、愤怒都是使用同样的模式，没有生机，没有活力”。我读到这里，有一种触目惊心之感：因为这正是我当上学者后半生最为苦恼之处。我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著名教授”的身份、地位、角色，使我只能像由这样的身份、地位、角色决定的“范式”生活，从事研究与教育，而失去了“自我”所愿意、希望的“样子”，特别是我生命中内在的“野性”。而且学院里的写作，无法避免功利的考虑，如评职称的需要，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之类。这就必须受学院体制的约束，受媒体、报刊的控制。如鲁迅所说，为了发表，写文章时难免瞻前顾后，自己就自觉、不自觉地抽掉许多根“骨头”，再经过编辑、主编、审查官的层层抽取，发表出来的文章就没有几根“骨头”了。可以说，我所公开发表的文章，都是经过删改的，我为此专门作校勘，编选《删余集》，这都是鲁迅说的“文祸史”的材料。我也多次说过，完全从公开发表的文章来看我，那个“钱理群”是被歪曲的，至少是有许多遮蔽的。现在好了，我住进养老院了，完全卸下了“某某大学，某某专业，某某著名教授”的面具，不再有任何功利的考虑，发不发表，出不出书，别人如何评价，说好说坏，都无所谓，只是“为自己写，为未来的读者写”，写得痛快，就行了。这样，我就真正进入了“自由写作”的状态：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比如，我的研究兴趣，文学史之外，更倾心于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民间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但长期以来，我却被“现代文学史研究教授”的身份所束缚，思想史、精神史的研究只能半遮半掩，写出来甚至出版了，在读者中产生了影响，学术界也不予理睬与承认。现在，我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大写特写，越写越起劲。再比如，我经过专业的训练，也自然遵循所谓“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但我这个“人”，骨子里是不守规矩的，总想突破“正规论文”的写法，尝试写“随笔体的论文”、“演讲体的论文”等等，就显得不伦不类，而受到非议；现在就可以不顾及这些了：只要能够表达自己想要言说的思想、观念，管它像不像“论文”！我就这样，关在养老院里那向往了一辈子的“一间屋，一堆书，一杯茶”的“仅属于我”的天地里，自说自话，胡思乱想，胡说八道，畅快极了。笔下流泻着“真情”，展现的是“真实的自我”：一看，这就是“钱理群”的，以鲜明的个人特色吸引着人，也以不加掩饰的缺憾引发争议，既可爱，又可笑。这恰恰是我追求的自我形象：“真诚——但有点傻；没有机心——但不懂世故；天真——但幼稚；有赤子之心——但永远长不大，是个老小孩儿”。我甚至留下“遗言”：希望将来在我的墓碑上就写上：“这是一个可爱的人，可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