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我的生死观,养老人生设计

而且应该从每一个老人“自己做起”。我个人就有过三个方面的反省、反思和自我调整。在2020年7月第一篇“养老人生的思考”里，就提到“梁漱溟先生说过，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处理好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我（或者还有我们这一代）恰恰就在处理这三大关系上出了问题。在很长时间内，我们都热衷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没完没了地‘与自己斗’。这七斗八斗，就把人与自然、他人和内心的关系，弄得十分紧张，别扭，实际上就是扭曲了自己的人性和人生。我们的养老人生就有了一个目标：要恢复人的本性，真心，真性情，取得内外三大关系的三大和谐，借此调整、完善我们的人性、人生。于是就有了养老人生的“三宽”原则：我们的生活、内心应该“宽松”；对周围和世界的一切，都要“宽容”；对他人更要“宽厚”待之。有了这“三宽”，就可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矛盾与冲突。

在2021年6月，在一篇讨论“养老院里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文章里，我又进一步提出，要对阶级斗争时代形成的，并已经渗透到我们灵魂深处的“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方式进行认真清理，彻底反思。所谓“二元对立”就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不是‘政治正确，就是‘政治反动’”，而且把自己的思想、认识，绝对化、真理化与道德化，成为判断标准，完全不看事实，观点、立场先导，凡异己者都是斗争、打击对象；而且是你死我活，非置之死地而后快，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我注意到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疫情后发生的各种争议中又得到极端化的发展，人们不但没有了“共识”，而且已经无法共处。我因此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处理不同意见争论的两大原则：一是“求同存异”，二是“各方以自我反省为主，而不是一味指责他人”，并倡导“弹性思维，弹性智慧”，让人处于一种“非极端，有张力，有余地，有可能的生命状态”。这背后的人性论，是坚信人的本性总是“善恶并举”的，人与人相处时，既要对自己和他人的善与恶都心中有数，又以善相处。养老院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就是要营造一个“扬善抑恶”的环境和氛围。要做到这一点，关键还是提高老人的修养与素养。我在文章里特地引述了一位“粤园居民”提出的“优雅养老”的概念，及其所倡导的老人新素养：“不忘人恩，不记人过，不想人非，不计人怨，不取笑于人，不强加于人”；“处事有分寸，知进退，有气度，有热情，遇到破事不计较，遇见烂人不纠缠”；“看得透人生，想得开事情，从简生活，宁静致远”。

正是在疫情期间，我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反省和调整。我在《疫情中思考养老人生》里这样写道，疫情带来的“时代动荡”和养老需要“个人稳定”之间构成了一种矛盾与张力；而“正是这一次自然瘟疫肆虐，促使我们（包括我自己）懂得并且开始思考平日见惯不惯的日常生活对人自身的意义，不可或缺的永恒价值，由此获得‘一切都要过去，生活仍将继续’的信念”，并提出了一个“重塑追求生命意义的休闲观”的人生新课题。于是，就注意到，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那里，人的休闲就是终身的，是“真、善、美的组成部分，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前提之一”。在我的感觉里，这就“把我们养老院的休闲生活一下子‘照亮’了”，我们要提倡“健康的休闲生活”，追求养老休闲生活的“多样性，个性化”，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兴之所至”，或唱歌，跳舞，或看书，看电影，或作手工劳动，田间耕作，或闭门写作，自由自在地过“属于自己的生活”，这也是对人的潜能的发挥，人生与人性的调整。我正是由此而反省自己人生的一大缺憾：我的生存状态过于“精神化，单一化”，完全忽略了日常生活的打理与享受，不懂得休闲，也就失去了生命和学术创造应有的从容，实际上把自己的人生逼到了狭窄之道。这就需要从“纯学术”中跳出来，面对更广阔、丰富的社会人生，回到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中，追寻其中的休闲人生的趣味与价值，实现“思想、学术”与“日常生活”的相互补充，有机结合，这就把自我生命提升到更为丰厚、充实的新境界。我也正是在老伴远行，失去了依赖，独自生活的这两年，对自己的人生作了一个调整，开始学会享受生活，把每一天的日子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有滋有味，自我生命也进入一个沉净、从容的状态。尽管在“如何生活”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但我已经体味到其中的乐趣与美感。

5.养老人生中“纯粹自我”的发现与回归，生命意义的重塑。

这是雷新民书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与命题。他指出，“当死亡到来时，我认为什么东西依然是重要的，不能舍弃的？当一个人这样被死亡逼问时做出的回答就是一个人自我概念的核心内容，或者说是真正的自我”，这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心安和停留的地方”，“最后的归宿”。雷新民称其为“纯粹的自我”。我读了以后，大受启发：它把我的一些零碎化的思考拎起来，成为一个更自觉的“最后人生”以及“死后”的追求与安置。主要有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