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我的生死观,养老人生设计

（1）“生前”与“死后”目标的确立。

我在搬进泰康养老院时，为自己最后的养老人生规定了两个目标。一是前文已经说到的“继承与发展司马迁‘史官’传统”，这是我的一个新的人生、学术选择；另一方面，我又提出要走中国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三不朽”之路。现在我读了这本《死亡是什么》，就更自觉地意识到，我这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安顿自己的生死”，而且有了新的思考。

如雷爱民老师书中的引述，“三不朽”之说来自《左传》：“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恶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雷老师解释说：“为人类的价值标准与行为方式确立了坐标，指明了方向，并率先垂范，是为立德”；“在某个具体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在政治、军事上建立了不朽，是为立功”；“留下伟大的著述，创造了非凡的成果，在人类文化的创造和传承上留下了足迹，是为立言”。按照这样的标准，我的生命存在过于个性化，异质化，不足以成为做人的“坐标”，不具有“方向”意义，自然就无从谈“立德”；我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教书、写书的“书匠”，也无“立功”可言；我追求的倒是“立言”，但也绝非“伟大著述”，对人类文化发展上也没有“创造性”贡献，至多在文化“传承”上有点意义，因此也就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立言”。但我生命中离不开的，不能舍弃的，又确实是“立言”。记得我研究生毕业留在北大任教时，王瑶先生特地嘱咐我说，你现在处于一个很有利的位置，有很多的发展机会；但你必须弄清楚，你真正“要”的是什么，死抓不放，其余你“不要”的东西，不管有多大诱惑，你必须拒绝、放弃，万万不能“什么都要”。不然，你虽然得到了许多许多的虚名实利，但到临死时一算，你真正要的什么也没有，你这一辈子就白活了。我因此而恍然大悟，认定自己真正“要”的，就是在教书、写书中“立言”；我也因此拒绝了一切诱惑，心无旁骛地教书、写书、编书：到2019年出了91本书；编撰了58本书；1981——2019将近四十年，总字数在四千万言以上，平均每年一百万言（参看《八十自述》）。我确实没有“白活”，我的生命就存活在四千万言里，而且在死后也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样的“立言”中的“自我存在”是自有价值的。现在可以总结说，近四十年教书、写书的“立言”中，尽管没有原创性，但确实传播了“常识”，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也在“立言”中留下了一个“自我”形象。就像我退休时一位北大学生给我的信中所说，我喜欢听你的课，读你的书，是因为你在课堂、著作里显示了一种生命存在方式，告诉我：人还可以这样“活着”：为自己的理想、信念活着，不为主流意识支配，不受时尚潮流裹挟，作为校园、学界里的“乌鸦”，独立、自主地思考，言说。尽管我做不到这一点，今后也不会这样做，但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知道有可能这样活着，和根本不知道人还可以这样活着，是大不一样的。因此，我要永远感谢你，记着你。——这正是我所期待的历史性评价：我“活着”的这一生的意义和价值全在其中了。我不想否认，对自己的“立言”在“死后”的意义、价值也有所期待。我常说，我进养老院后的写作，除了“为自己”，就是“为未来的读者”而写，因为未来的读者会像今天我们关注民国时期的人们的思考一样，关注“在2020、2021年大疫”里，中国普通老百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想什么；我就想留下“另一类”思考，展示“另一种”存在。我不想、也不可能用自己的“立言”影响后人，但希望能够有助于后人对今天的中国与世界的认识能够更加客观与全面，充分展现其复杂性与丰富性。当然，我也想留下作为一个“史家”对当下中国与世界的观察，记录与评价，但也只是为后人提供“参考”而已。我不期待、也不可能成为“历史人物”而永存于后世，我只是“历史的中间物”，在起到了一定历史作用以后，就悄然消失。

（2）面对死亡，对“自我”的重塑

这也是雷老师书中提出的命题：“经过死亡的捶打，人们必定有一个自我认同的提升过程，即要么认同原来的自我概念，要么重新调整自我概念的内容。而新的自我概念将是人们面对死亡时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将是人们最后的自我，真正的自我”。于是，就有了关于“如果我要死了------”的自我“十问”。我在这里也试着一一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