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我的生死观,养老人生设计

“我最想留下的遗言是什么？”——“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我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内心的宁静，生命的从容，社会的和谐。

“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自己斗。

“我最不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说违心的话，做“两面人”。

“我最不需要的是什么？”——名利和权力。我最不愿意当“名人”，我的内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对一切权力（包括自己可能拥有的权力）都保持高度警惕。

这“九问”的背后，隐含着对“违心存在”的“他造自我”的拒绝与“存于内心”的“纯粹自我”的回归。雷老师的书里，对这样的“我”，有一些概括，也都得到我的认同。

“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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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老师首先引述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并且作了解读，强调人的生命应该“止于”那个“思考的自我”，永远“怀疑”，永远“惊奇”，永远“渴望认识”，永远有“思维、精神活动、情绪、感受等属于人类的基本特性”，因而“超越生死”的“纯粹的自我”。在我的理解里，“我思”显示的是人的本性、本质，人的生命由此出发，又最后回归于此，人也就完成了“由生到死”的人生过程。

我要追问的是“我思”是“我”之“思”，就必然是个性化的，“我”要回归的是“我之思”，而不是他人之思。接着要追问的，便是“我”，钱理群的“思”，有什么特点，怎样回归？我有这样的概括：“处于边缘位置，思考中心问题”。“处于边缘位置”是一个客观事实：从表面上看，我好像名声很大，这是我的社会影响造成，而在国家教育体制内，我是一个边缘人，我没有独立参加过国家研究项目（唯一的一次是一个集体项目），也没有获得任何国家奬。但这更是我的自觉选择：它源于我所信奉的鲁迅所提出的“真的知识阶级”的选择；鲁迅说，真的知识阶级永远“不满足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也就永远处于边缘位置。但我又始终关心、思考时代的“中心问题”，这也是源于鲁迅说的真知识阶级永远站在“平民”这一边，自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现在，面对死亡，我要回归“我之思”，也就意味着，我至死也要坚守我的“真的知识阶级”的自我选择：这里有“真正的自我”。

“我在”。

按雷老师的阐释，所谓“我在”，意味着我“存在着”，就具有“无限可能性”，“除了思考，还有其他可能性”，而且都是“自我可以实现”的。这大概就是我们前文所讨论的“潜力的尽情发挥”吧，这对于我这样的不肯安分守己，至死也要“求变”的自我，是特别有诱惑力的。

“我希望”。

雷老师提醒我们注意：“在死亡面前，许多人觉得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就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的生活使得现代人面对死亡而不攻自破，不战自败”。但雷老师要强调的，是“面对死亡，人还是可以怀抱希望的”，“畅想关于未来的世界，关于人性的完善，关于生命的奇迹-----”，“这些想法不一定符合现实，但却是人们可以正当持有的信念”，它是“潜藏在人类心底的一种超越需求”。实际上就是人们所说的“彼岸关怀”，“彼岸”正存在于人的“希望”之中。人所希望的人“应该”的样子，社会“应该”的样子，是趋向完美的人与社会，就具有“彼岸性”。问题是：这样的“彼岸世界”能否抵达。对宗教徒来说，彼岸是一个实体，或基督教的天堂，或佛教的极乐世界，是可以抵达，变成现实的存在的；但我们这样的无神论者的“彼岸”，是一个超验的、非实体的存在，现实中的人只能努力靠近它，却永远无法完全达到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这一代是有沉重的历史教训的。我们年轻时候，相信和追求“彻底消灭了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现象的理想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乌托邦的彼岸世界。但我们却坚信，这个乌托邦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可以由彼岸理想变成此岸现实。为了“在地上建天堂”，我们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于是，就有了1958年的“大跃进”。但“大跃进”带来的是1960年代的“大灾荒”。无情的现实证明：彼岸理想现实化，“地上建天堂”，就必然带来灾难，“天堂就是地狱”。事实就如鲁迅所说，“黄金世界也会有黑暗”，现实存在的人类社会永远会有压迫与奴役，甚至可以说，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进步带来新的发展可能性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压迫与奴役。当下中国与世界就面临这样的问题：互联网、大数据等新科技，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同时也是新压迫、新奴役的开始。但我们又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消灭人压迫、奴役人现象”的乌托邦理想即彼岸关怀的意义和价值。在我看来，坚持彼岸关怀至少有三大意义。一是确认：压迫与奴役在现实世界虽不可能彻底消灭，但却可限制，可约束；彼岸理想世界虽不能至，却可趋近。这样，人类就可以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建设，限制压迫与奴役，建立一个相对平等、民主、自由的现实理想社会。对我们个人而言，有了这样的彼岸关怀，就可以采取一种积极、认真的人生态度，为反抗与限制压迫、奴役而努力奋斗；否则，就会陷入虚无主义与市侩主义，并极容易被打着各种旗号的虚假的“理想主义”所迷惑，走向歧途。另一个重要方面，彼岸乌托邦理想。可以以彼岸的光明（应该成为的样子）来照亮此岸的黑暗（现实存在的样子），从而产生彻底的批判性。这也是我的基本人生经验：坚持消灭一切压迫、奴役的绝对平等、自由、民主的乌托邦理想；但又清醒于其本质上的彼岸性，拒绝将彼岸世界现实化；更以这样的超验的彼岸理想对现实中一切压迫、奴役人的现象（包括自己有意无意的对他人的压迫），采取彻底的批判态度。前文谈到的我的“真的知识阶级”的基本立场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最后要说的，是这样的彼岸关怀对养老人生的意义。这就是雷老师所说，面对死亡，人必须有所希望，被光明所笼罩的彼岸就是希望。因此，尽管我和老伴都是无神论者，却都选择了集中了彼岸关怀的宗教音乐来伴随自己的最后人生。在老伴生命临终之时，我这样对她说：你已经走到了“此岸”的尽头；我的任务就是和宗教音乐一起陪伴你，从“此岸”逐渐趋近于“彼岸”的光明世界。有了“彼岸”光明的照耀，你就能获得走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时，内心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