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 美國大選"三輸":媒體輸了、民調輸了、學者輸了

2024-11-11 | 來源: 觀察者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在這場歷史性的美國大選中，特朗普(专题)最終以壓倒性的優勢，宣告作為大選風向標的美國主流媒體、民調數據和學者們紛紛失靈。

盡管這三個風向標各有失靈的原因，但都揭示出了美國政治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革。

宣告“中立”的媒體

在這場大選中，美國主流媒體欠所有人一個說法，並且它們自身也在喪失發聲的能力。

對於美國右翼群體而言，主流媒體一直是他們的敵人，尤其是在奧巴馬政府之後，主流媒體已經基本等於民主黨的喉舌。所以右翼長期以來一直鄙視主流媒體，稱其為“假新聞”和“人民公敵”。

然而在本次大選中，《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磯(专题)時報》為首的主流媒體，停止了多年以來對民主黨的支持，並阻止繼續發表任何對哈裡斯的支持言論。表面上看這種做法是在堅持兩家媒體聲稱的“中立”，但實際上這種毫無預警且強制轉向的行為，更像是對特朗普的投降以及對其受眾核心——中左翼民眾的背叛。

對於本次美國主流媒體在大選預測結果上的失誤，媒體評論人們給出了相當多的辯護。例如美國主流媒體過於依賴民意調查作為其預測工具、美國右翼選民對美國主流媒體的長期不信任導致調查困難、美國主流媒體喜歡在歷史真空中誇大新聞以達到吸睛的目的，還有人工智能生成的虛假信息對於新聞真相的威脅等等。

而美國左翼的批評者認為，媒體的“騎牆”主要錯在其對兩面主義的迷戀，也就是表面的客觀，即使一個新聞的其中一面明顯是虛假有害的，也值得同等重視。他們認為在一方積極破壞民主規范的情況下，強加虛假平衡無助於真相，反而會掩蓋真相。

問題不僅僅是所謂美國媒體應該堅守何種新聞道德規范那麼簡單。事實上仍然願意堅守這些規范的大有人在，因抵抗《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劉易斯放棄對哈裡斯支持而辭職的眾多資深編輯，正是這些價值的維護者。但是兩家報紙背後的金主貝索斯和森雄的懦弱，則揭示出了一個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媒體的獨立性缺失與資本的逐利性。

盡管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在這場大選中，主流媒體和其背後的金主表現得更加愛惜自己的羽毛，如果過去的利益與民主黨深深綁定，那麼面對特朗普報復性威脅，主流媒體開始宣告中立，就意味著民主黨的控制力在持續下降，至少面臨特朗普威脅中的滔天憤怒，媒體們已經無法獨善其身。於是只能由高層出手，強制劃清界限以免引火燒身。

難以預測的民意

在大選結果出爐之前，幾乎所有民調都宣稱這場選舉勝負難分，甚至相當一部分預測結果都指向了哈裡斯的微弱勝利。然而早在2020年的選舉中，就有批評者指出民調機構忽視了相當一部分共和黨的支持者，特朗普的支持率被嚴重低估。

民意調查結果的失誤存在多個技術性因素影響，也與本次大選跌宕起伏的投票環境有著直接關聯1。首先是投票率問題，“特朗普旋風”喚起了美國中底層民眾的投票欲望，並且這一群體並不是長期規律參與政治投票的人。民意調查人員很難估計哪些人口群體會參與，這些不定期選民也不適用於傳統投票模型的推演。其中有共和黨傾向的農村選民和長期對媒體持有懷疑態度的右翼民眾，不願意回應民意調查的抽樣，這使得樣本的代表性不足。

這一群體對於調查方法也有不同偏好，與傳統的電話采訪和線下采訪相比，民調中在線調查方法的頻繁使用，會忽視喜歡面對面交流或固定電話通信的選民意願，而這正是保守派選民傾向的受訪方法2。

此外，民調還面臨著選民情緒的快速轉變導致的滯後問題。重大政策辯論、候選人意外舉動或新出現的問題可能會迅速左右公眾輿論，影響早期調查的預測能力。本次大選中特朗普遭遇槍擊、拜登(专题)宣布退選以及哈裡斯和特朗普的辯論等大事件，都會導致選民在短期內情緒的快速變化，而這些變化無法在先前的民調中展示以及被預測。

民意調查面臨著投票率預測不足、抽樣代表性不足、不信任帶來的數據收集困難以及預測滯後等問題。面對著極化的美國社會、更情緒化的民意和更復雜的形勢變化，如果不改進調查方法和調整預測模型，將來的持續誤判仍將是大概率事件。

復雜變化下的誤判

對預測指標的路徑依賴是學者們錯誤預判的主要原因，但也有學者指出不論預測結果如何，美國的民主都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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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被大資本和單一價值綁架的媒體和預測力嚴重下降的民調數據，這兩大指標的失靈對學者的判斷產生了誤導作用。但從更宏觀的層面來看，選舉情勢的戲劇性演變、選民們關注的重點議題分散化和被民意中被忽視的怨恨，從不同層面打破了學者們對於選舉結果預測的常規判斷思路。

從客觀情勢的變化上看，拜登宣布退選並提名哈裡斯接任選舉，對於學者們的預測模型而言是一個獨特的新變量。哈裡斯在競選中期的介入，顛覆了模型對於選民忠誠度和議題重要性的假設，這種突然轉變使得關鍵選民的情緒變得模糊不定3。

從選民關注的優先事項上看，相較於過去由少數幾個議題主導辯論，今年的選舉有相當一系列的議題都被選民賦予了高度重視，並且特朗普和哈裡斯在不同的議題上占有優勢。對多個議題的強調分散了預測的清晰度。

從被忽視的怨恨情緒來看，怨恨的情緒揭示了美國社會的深刻變革，但現有的預測方法和調查模型卻無法充分的捕捉。除了舊有的基於種族怨恨和地區的邊緣化產生的身份怨恨，美國民眾在選舉中表現出的更為廣泛的“厭舊”情緒更值得關注。

立場中左翼的布魯金斯學會的資深研究員威廉·加爾斯頓（William Galston）表示：“我認為，特朗普得到了這種大眾情緒的助力，人們認為美國的內外形勢都在走向失控，這讓他們更願意考慮品嘗一絲權威的滋味。”

也許人們不支持共和黨，但人們已經厭倦了民主黨的無能執政，為了“求新”而選擇通過投票來控訴，甚至超越黨派直指精英階層，“華盛頓的精英控制著一切，人民的意願被忽視了，這不僅是民主黨或共和黨的問題，而是華盛頓精英們的問題4。

新特朗普時代

此次大選前，福山在《大西洋月刊》的采訪中，就表達了對美國民主制的擔憂：“這屆美國大選真正令人憤怒的地方在於，如此多的美國人認為這是一場關於政策問題的常規選舉，而沒有注意到這是一場關於更深層制度危機的選舉，因為美國的民主制度正岌岌可危。這種對制度的侵蝕才是最具破壞性的事情。”

甚至連投票給哈裡斯的選民在接受采訪時也說：“盡管特朗普會破壞我們現有的制度，但我覺得民主黨執政期間整個民主制度在代表人民的方面相當失敗”5。

特朗普的連任揭示了美國社會的幾個深層次轉變，而每個轉變都對政治動態、社會凝聚力和制度完整性具有重大影響：

首先是傳統媒體已經不再是影響選民看法的主要因素，因為特朗普的選民們大多都不相信主流的傳統媒體。盡管在過去幾年中，美國媒體與第三方機構對新聞事實的核查次數與力度前所未有的高，但比起虛假信息的威脅，社交媒體的部落化以及信任的缺失才是傳統媒體面臨的根本挑戰，甚至他們還面臨著自身內部的分歧和資本裹挾。

其次，泛政治化導致的怨恨情緒正在加速社會撕裂。“在今天的美國，有很多的人並沒有被同處一個社會的另一群人看見，甚至從未有機會被看見；同時另一群人也無意、甚至厭惡看見他們。他們彼此之間雖然同處一個空間，同處一個國家，卻彼此不願看見，相互憎惡”。正如福山在他的承認政治中表示的那樣，怨恨情緒與具體領域結合所產生的政治化行為，正裹挾著美國走向失控。

激起這些怨恨的原因有很多，在教育領域表現為邁克爾·桑德爾所言的優績主義陷阱，美國教育的制度設計只是精英世代權力再生產的掩飾工具，卻造成了個人主義和對自我能力肯定的幻覺，這使得建制派精英們進一步與底層社會脫節。在經濟領域則表現為全球化與產業鏈外移，導致經濟結構變遷下鐵銹帶和底層工人和農民的憤怒，這進一步促成了美國國內的區域分化和反城市情緒等等。

此外，民粹時代來臨與民主規范破碎將深刻影響未來美國政治。特朗普的連任凸顯了美國人對民粹主義言論的偏好增加以及對既有政治規范的抵制，未來的關鍵斗爭將是特朗普所說的與他認為腐敗的體制的戰爭，如果順利的話特朗普及其政治統治將長達12年，美國將成為特朗普的美國6。

特朗普已明確表示計劃通過重塑司法機構、以及加強民族主義政策，來推進其個人和政治議程。在司法和法律框架的轉變上，特朗普的重塑計劃可能導致司法系統向更受意識形態驅動的演變。這種轉變有可能使保守的法律解釋在幾代人中根深蒂固，進一步分化司法系統，從而破壞人們對司法公正的信任。在社會政策上，特朗普則將沿著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路線，對生殖權利、性別權利和移民(专题)政策進行重塑。

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加劇、傳統媒體的影響力衰落、民粹主義時代的到來，以及法律和社會框架的改變，表明美國的政治格局正在發生演變，內部分裂與右傾民粹主義的崛起，才是大選風向標失靈的深層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