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 特朗普和馬斯克的蜜月能持續多久?對美國制造...

2024-11-11 | 來源: 觀察者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以超級公司為例，1995年，財富五百強榜單上營收最高的十家美國企業，還有八家出自工業領域，而到了2024年，連同亞馬遜、Alphabat在內，能夠在海外市場大規模交付標准產品與服務的企業在十強中僅余四席，堪堪持平於美國醫療體系寄生的“特色”醫藥服務寡頭上榜家數。

伴隨著這種“全球性”企業與“本土性”企業，或者說，“生產力型”企業與“生產關系型”企業的此消彼長，美國生活方式所喚起的想象也已全然不同。那些在北美以外極少聽聞的陌生醫藥巨頭及其業務，不僅談不上征服他國公眾心智，甚至在源源不斷輸出著聳人聽聞的美國金元醫療怪談。

對於這種衰落，美國朝野精英自然心知肚明，也不約而同捕捉到了其症結所在：美國人或許仍然是最慷慨的消費者，但美國企業已在大多數標准消費品的供應中輸給了海外競爭者。

大選前夕，《美國事務》主編朱利葉斯·克萊因（Julius Krein）便發表了一篇頗具代表性的文章—《美國工業必須再次崛起》，充分展現了當下精英階層的判斷與應對。

克萊因開宗明義地斷言，無論誰贏得大選，美國人都將進入一段消費緊縮時期，唯一的問題是這種緊縮的具體路徑：

是追求財政平衡的“傳統”緊縮？運動式減排帶來的“綠色”緊縮？還是以“追趕式再工業化”（catch-up reindustrialisation）為宗旨、從消費驅動向投資驅動的國內政策轉型？

克萊因本人，無疑是“第三條道路”的忠實擁護者。在他看來，冷戰結束三十年後，美國顯然浪費了單極時代的紅利，這不僅是因為不切實際的外交政策幹預，還因為其不明智的經濟政策，重振工業基礎對於美國的未來至關重要，否則，“一個已經不堪重負的帝國將徹底崩潰”。

可即便是對產業政策有如此深入思考的理論家，在解讀美國工業的衰落或者中國工業的崛起上，依然暴露出諸多偏差。拿著錯誤的診斷和藥方，恐怕不會帶來藥到病除的正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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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克萊因認為美國工業衰落的內因是企業偏離了經濟理性假設，以股東價值最大化而非經營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從而帶來對“金融煉金術”的沉迷，最終結果是長期投資不足，特別是在外國競爭對手壓低回報的資本密集型行業。

諷刺的是，克萊因今天所痛批的企業行為“偏差”，恰恰出於美國式“管理資本主義”發展壯大的原動力。

企業史泰斗阿爾弗雷德·錢德勒在《規模與范圍》一書中曾總結道：“作為核心動力的是企業作為一個整體的組織能力……在保持企業市場份額方面，中層管理人員的能力比主管每個運作部門的低層管理人員的能力更加重要……高級管理人員的能力是工業企業長期健康發展的最關鍵因素。

組織能力的發掘和保持不僅可以確保企業的持續發展，還可以影響企業的和新興工業企業所在國家的持續發展。這種組織能力可以成為發展的動力，有助於使美德兩國在一戰前的30年間成為世界上產量最大、最富競爭力的國家...盡管英國不斷承諾要將管理層改革為非等級式的、人性化的形式，但是他們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基礎工業中卻未能完成改革。這阻礙了英國企業以及英國經營產業的競爭力的發展，並大大削弱了英國產業相對於兩個主要競爭對手的工業力量”。

這種由中高級企業管理者為載體的組織能力，在驅動美國工業開疆拓土的同時，也催生著美國式企業管理的一輪輪深刻演化。克萊因痛心疾首的美國企業“脫實向虛”，其實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綜合經營與杠杆收購浪潮中已然奠定。對於訓練有素、經綸滿腹的MBA管理通才而言，將大型企業的龐雜分支視作報表上一籃子投資組合，從冰冷的財務數據“點石成金”，本就是再理性不過的取向。

1981年正式接掌通用電氣的傑克·韋爾奇，正是此種“基金經理化”CEO的典范，也在單極時代享受著全球企業界的狂熱崇拜與追捧。

這一時期，“日本(专题)制造”崛起也曾在美國產業界掀起過曇花一現的精益、JIT學習熱，然而這些源於日本企業“現場”的經驗很快被證明水土不服，被本土化、面向中高層管理者的六西格瑪運動取代。

歸根結底，美國企業形成以中高層管理者為核心的組織格局，其根源在於早年工業資本與車間工人之間的劇烈對抗，使美式大工業就此走上將生產管理自主權從車間剝離的道路。正如產業經濟學家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所言，移植日本經驗“需要在美國大生產企業中作一場急劇的勞動關系重組，才能使管理者相信在日本管理實踐中工人擁有的技術和權力只會被用於增加生產剩余，而不是被用來進行產量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