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 特朗普和馬斯克的蜜月能持續多久?對美國制造...

2024-11-11 | 來源: 觀察者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與此相反，日本乃至韓國、中國等東亞模式的後起代表，則顯現出車間現場管理與被管理者之間全然不同的張力。日本質量管理之父石川馨曾猜想，造成這一區別的最重要因素或許是東亞國家以工商為末業的前工業化傳統，而後從農業人口而非手工業人口轉移向大機器生產，反而可能因缺乏分工專業化習慣，形成意料之外的基層管理“後發優勢”。

在今天對美國企業“脫實向虛”的激烈抨擊中，美式車間管理的對抗性大有必要被重新強調。正是這種激烈對抗的存在，使美國企業組織能力向今天所看到的路徑演化。新一代研究者們所幻想的“另一條道路”，則早已被美國產業史上倒下的累累屍骨所證偽。

記錄美國機床產業變遷的傑作《當機器停止運轉》中，Burgmaster這家美國機床產業“專精特新”小巨人的興衰浮沉，就足以作為“另一條道路”的代表。

曾幾何時，美國機床廠商一如今天被神化的歐美日“隱形冠軍”，習慣通過累積訂單與控制生產周期的手段平滑市場景氣波動，穩定而豐厚的收入使中小企業也足以通過利潤分享和年功體系維持溫情脈脈的勞資合作關系。然而山崎等日本低成本競爭者加入後，以最樸實無華的價格杠杆和運營效率摧毀了這套商業模式的運轉，開放競爭中，Burgmaster等“守成”廠商往往在保利潤還是保營收的兩難抉擇中反復搖擺，勞資合作也隨之瓦解，“血條”有限的中小企業，最終只能選擇或被並購或是破產的結局。

正是作為對這種開放競爭的無奈回應，導致了拉佐尼克彼時觀察到的另一個重要現象，即美國方興未艾的“去藍領化”浪潮，以至於冷戰尾聲的美國朝野形成了這樣一種延續至單極時代的堅定共識：“如果一個公司、一個行業或一個國家在接下來四分之一世紀裡未大幅度增加制造業生產，同時未大幅度減少其藍領工人數量，它就無望保持競爭力，甚或無望保持‘發達’，它將相當快地衰落。英國最近25年裡一直處於工業衰落之中，多半是因為每個制造單位的藍領工人數量的下降遠慢於所有其他發達國家。即便如此，英國在發達國家中間失業率最高—超過13%。

英國的例子顯示了一個新的、至關緊要的經濟公式：一個公司、行業或國家，若將維持藍領工人的制造業工作置於其國際競爭力（那意味著穩步減少此類工作）之前，那麼它不久就將生產和工作兩頭落空。維持此類藍領工作的努力實際上是造就失業的辦法……這當中蘊涵的是一個結論：一國越快地縮減制造業中的藍領雇傭，它的總失業量就會越小”。

基於這樣的共識，許多美國大公司如IBM、通用電氣、三大底特律車企，也不約而同將“去藍領化”作為方針，其中表現最“優秀”的IBM，甚至在郭士納掌舵期間上演了一出從硬件公司全面轉型軟件公司的“大象之舞”，公司股價也果然創造了暴漲十倍的奇跡。

從其後的實踐看，美國工業界整體實現了這一發展目標，在第二產業GDP占比大體穩定的同時，采掘、建築和制造業就業在全部就業人口中的比例目前僅約10%，而中國的可比指標則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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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單極時代的落幕，從股東價值最大化到“去藍領化”，曾經不證自明的金科玉律，已成為美國經濟“誤入歧途”的主要罪證，重振美國工業與藍領就業，則又成為不分紅藍的跨黨派共識。

如同八十年代的精益管理學習熱，今天的美國精英，也對其理解的“中國制造”崛起法寶——產業政策給予了極高期待。

這種對產業政策的重新認知，可以認為是精益管理帶來的基層“現場”視角後，對美國經濟理論的另一大啟發：推動企業發展的組織能力，既可以存在於公司這一實體之內，也可以存在於更高層面的“有為政府”。

不過這種對產業政策的頓悟和效仿，就像當年的精益管理熱潮，在脫離了勞動力稟賦這一基礎後，注定只會收獲似是而非的結果。

剛剛結束的選戰，僅僅是對勝利者駕馭產業政策考驗的開端。

正如前文所述，特朗普、萬斯團隊反復聲稱將以全面的關稅壁壘刺激制造業。作為美國通脹潮最初的吹哨人，拉裡·薩默斯甚至直接將這一激進做法評價為“導致所有滯脹的藥方”。

至於更為精細的產業政策謀劃，克萊因也提到，在實施中將面臨許多障礙和復雜情況：“首先，美國政府機構在設計和執行產業戰略方面的專業知識相對較少，與亞洲同行相比尤其如此。美國政府本身的組織結構也較差，整合外交政策和經濟政策的機構能力有限”。

或許，在明確表達了參與白宮事務的興趣後，馬斯克這樣的人物也可能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從而補上華盛頓職業官僚在產業政策規劃與落實中的能力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