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心理咨詢室後:一個女生的最後六年

2024-11-17 | 來源: 澎湃新聞 | 轉到微信 | 有1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此外，明心公司方還提供了葛菲與於天一、粟超簽署的咨詢確認書，其中提到，“不自殘、自殺，對自己行為負全責......或因自身原因造成情緒失控而發生的自傷、自殘、自殺等後果，咨詢師與咨詢機構不承擔責任”，這份確認書在被告提交法庭的證據目錄中，稱作“不自殺承諾書”。

明心公司方還主張，葛菲的精神健康和原生家庭情況具有特殊性：葛菲在生活中承受著工作學業、情感婚姻、原生家庭的沉重壓力，這是導致其自殺的根本原因。並且，在於天一向葛菲提供服務前，葛菲已多次產生自殺傾向。

根據法院調取的資料，葛菲自2013年左右出現精神異常，長期在醫療機構接受治療，2017年經醫療機構診斷為雙相，在治療過程中會不定期出現妄想和自殺想法。

這次開庭之後，庭審結果遲遲未出。楊敏開始給法官寫信。此後，楊敏收到法院通知，鑒於案件疑難復雜、社會影響較大，由獨任法庭轉為合議制審理，將依法組成合議庭。

2023年5月，一審第二次開庭，召開了七人合議庭，有三個法官、四個人民陪審員。此後，案件在6月和10月兩次開庭。最難熬的那段時間，楊敏會翻找女兒的手機，尋找線索。

2023年11月13日，一審宣判。法院認為，粟超、於天一在獲悉葛菲首次系統脫敏訓練後出現自殺想法及自殺行為時，沒有給予重視，沒有對葛菲出現的心理危機及自殺風險進行識別、評估，沒有就葛菲反饋的自殺行為的嚴重性提示家屬加強關注、監護和就醫治療，沒有根據葛菲的實際感受和個體情況從避免傷害的角度停止使用系統脫敏法進行咨詢；粟超在知曉葛菲第二次系統脫敏訓練後再次出現自殺行為時，未及時對其自殺風險進行評估，未就其自殺行為的嚴重性給予重視並提示家屬關注、監護和就醫治療。

一審判決書稱，可以認定被告工作人員對葛菲的危機幹預不當，存在過錯。

盡管2017年9月後，國家層面上停止了心理咨詢師職業技能鑒定和職業資格證書的發放，但是法院認為，這並不意味著該職業的從業要求被取消。根據《北京市精神衛生條例》《北京市心理咨詢服務行為規范》《北京市心理咨詢行業管理辦法》等地方性法規及規范文件，法院認為：在本市從事心理咨詢服務工作的人員，需要具備心理學專業學歷證書，或精神科執業醫師資格，或從事專業相關工作並取得一定技術職稱的條件要求。

而於天一的畢業前學歷教育和畢業後教育培訓經歷，讓法院認定，於天一不符合心理咨詢的執業要求。一審判決書稱：於天一在專業勝任力不足的情況下，為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葛菲進行心理咨詢，期間未規范使用系統脫敏法，讓葛菲回憶了最為痛苦的人生經歷，產生了不良應激；又未能及時識別葛菲的自殺風險，未提醒家屬加強關注，並停止不當咨詢行為，最終導致葛菲自殺死亡。

同時，法院認為葛菲出具的不自殺承諾書，不能作為兩名咨詢師未盡專業義務的免責依據。但是，葛菲的自身處境也成為了法院裁決的考量因素之一。最終，法院綜合並權衡葛菲個人經歷及自身疾病、被告過錯、心理咨詢行業發展現狀等因素，認為葛菲的死亡是外在因素與其內在病症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案涉咨詢行為是其死亡的“次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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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中，楊敏曾申請追加於天一、粟超作為該案的共同被告，法院認為兩人的過錯行為未超出職務范圍，該項申請缺乏法律依據，不作准予。

一審法院認定，由於粟超、於天一是在完成心理咨詢工作過程中引發不良後果，法院判處明心公司承擔了侵權替代責任，應對原告楊敏因葛菲死亡產生的合理損失承擔30%的賠償責任，賠償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共計56萬余元。

一審判決書還稱，葛菲父親自願放棄本案權利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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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成為自己。”

葛菲在筆記本上寫道

回聽心理咨詢室的錄音資料時，總有一陣“沙沙沙”的聲響，那是楊敏母女的筆記聲。每次她們都會帶著紙筆去到心理咨詢室，像學生找老師補課：粟超提問情緒思維等公式，葛菲回答錯了，粟超公布正確答案，母女倆開始做筆記。母親用手機錄音，方便女兒復習。

從咨詢室錄音和母女的咨詢筆記來看，粟超常常傳授技巧和套路。葛菲曾傾訴自己感覺孤獨無聊，嘗試過和同事聊天，但還是害怕如果媽媽離開了自己不知道怎麼辦。

“你這不就（是）情緒上的孤獨嗎？”粟超說，“如果你現在有個男朋友，那就不存在了。”

粟超解釋，社交上的孤獨可以和同事聊天得到滿足，而情緒上的孤獨是需要通過肢體接觸解決，比如親吻、擁抱、玩游戲，“現在就缺了這種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