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的煎熬:右派國家,美國為什麼獨一無二

2024-11-18 | 來源: Allan Bloom《右派國家，美國為�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自由主義的煎熬：1964—1988年

有時候，一個簡單的姿勢能夠傳達出整個哲學的本質意蘊。1964年競選期間，林登·約翰遜造訪羅得島州首府普羅維登斯時，手握擴音喇叭，激情澎湃地登上小汽車車頂。這位在任的民主黨總統對歡呼的人群大聲說道：“我要告訴大家，我們贊成的事很多，反對的事極少。”[1]

20世紀60年代中期，主張大政府的自由主義者沉浸在勝利之中。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他們已經發現了經濟增長的秘密：人們只要調整幾個經濟指標，世界就會迅速變得更加富有。更讓人吃驚的是，決策者認為他們有能力根治社會病——無論是貧窮還是歧視——大多數美國人依然對此深信不疑。有一群科學家甚至開始了一個旨在控制天氣的研究項目，其研究經費由國家科學基金提供。[2]

獲勝的約翰遜決心使國家更緊密地團結起來。他寄希望於30年來成功的進步政策、國內的扶貧政策以及國外對共產主義的遏制，來促進全國團結。但結果卻是背道而馳——他不僅使國家分裂了，而且使羅斯福的大聯盟瓦解了。1969年，約翰遜離開白宮時，共和黨人接過了白宮的鑰匙。西部保守派——其中有些人承認自己比其他人更保守、更具西部特性——在此後的24年裡，把持白宮達20年之久。

這一時期無論對右派還是其他派別來說，都是一個混亂喧囂的時期。1976年，水門事件塵埃落定之時，許多保守主義者斷定，一代人的共和主義夢想已經破滅了。然而，在1964年至1980年的大部分年份中，右派大體上有了自己的根基。在這一時期，南方和西部的右派基層戰士逐漸成為一支統一大軍，右派知識分子開始制定政策，人口統計學繼續使美國朝著有利於西南的方向發展。這三股力量在1980年通過羅納德·裡根匯聚到了一起，而裡根的哲學恰恰與約翰遜的完全相反——政府是問題叢生之源，而非解決問題之道。

唾棄左派

1965年，約翰遜繼續他1964年的事業。在《民權法案》上又增加了《投票權法案》。他宣布對“合眾國裡的一切貧窮和失業全面開戰”。通過“貧困兒童學前教育計劃”（the Head Start program of preschool education）、“國家藝術及人文學科捐贈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and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和龐大的“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計劃”（the Medicare and Medicaid programs），他將聯邦政府的功能延伸到了教育、高級文化和醫療保健領域。眾議院議長約翰·麥科馬克（John McCormack）吹噓道：“這是國會夢寐以求的成就，這是國會夢想成真的事業。”[3]毫無疑問，“偉大社會計劃”中的許多計劃是值得稱道的，但即使是最好的政策，也會產生意料之外的後果。這些計劃自身的慣性激發了政府機構的統治權，激怒了白人。他們無情地拉開民主黨與中間選民的距離，從而使曾經投票支持戈德華特的“極度厭倦聯盟”（coalition of the fed up）不斷膨脹。

民主黨的民權議程迅速從保證黑人公民的基本權利——如平等的機會權和投票權——擴大到以優惠待遇來補償過去的不公正。例如，約翰遜的“社區行動計劃”，本來是要幫助窮人自救，但由於在貧窮社區裡把權力給了那些專事抗議的人，以至於貧窮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加劇了。1970年，湯姆·沃爾夫（Tom Wolfe）在《暴力恐嚇強詞奪理的人》（Mau Mauing the Flak Catchers）[4]一書中譏諷過這類抗議者。[5]猶太人社區不斷強化的激進主義使得民主黨聯盟內部更趨緊張，在北方城市暴亂不斷的20世紀60年代末，情形更是如此。市區激進分子、知識分子和黑人構成了民主黨支持者的半數，他們似乎覺得這種抗議是合法的，而解決之道就是給予更多的金錢和更多的優惠。由貧窮白人和市郊居民構成的民主黨的另一半支持者厭惡秩序混亂，並且不明白為什麼要給予黑人特殊照顧。

與此同時，傳統的民主黨人還發現，司法制度中存在另外一個令人憂心的根源。沃倫最高法院（the Warren Supreme Court）逐漸修改法律，將權利賦予此前被排除在外的各種群體——不僅包括黑人，還有婦女、同性戀者、殘疾人、囚犯、心理疾病患者，甚至色情作家。[6]沃倫最高法院認為，憲法賦予被告犯人一系列內容廣泛的權利：法定訴訟程序、保持沉默的權利、快速審判的權利、自證其罪的證言不能作為合法證據等，而這一切都發生在美國的犯罪率飆升之時。1962年，沃倫最高法院禁止在公立學校裡進行祈禱；1962年和1964年，沃倫最高法院兩度增加猥褻起訴的難度；1965年，拜普雷斯科特·布什之友埃斯特爾·格裡斯沃爾德所賜，沃倫最高法院使避孕器械（包括避孕藥）的銷售合法化。鑒於在死刑實施時存在“任意隨性”的模式，在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Warren Burger）的領導下，最高法院於1972年禁止死刑。盡管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對墮胎的判決具有裡程碑的意義，但這只是隨後一長串令戈德華特的“極度厭倦聯盟”感到憤怒的案例中的一個而已。

對於大城市中的美國工人階級來說，法庭判決最讓他們感到憤怒的是規定學校用車接送學生。大多數普通人認為學校用車接送學生既不公平，又顯得偽善。說它不公平，是因為孩子們得走上好長的路程以求得“種族平衡”；說它偽善，是因為支持這一政策的“自由派精英”總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往私立學校或郊區學校就讀。1974年，當參議員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在波士頓試圖對一個反對校車的示威活動發表演講時，一群憤怒的愛爾蘭裔美國人叫喊聲蓋過了他的聲音，並且追著這個自由主義之王擲雞蛋和西紅柿。正如克裡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所說，他們“已經受夠了肯尼迪王朝”[7]。

另一股分裂的力量是反戰運動。對許多反戰活動者來說，越南戰爭是當時最大的罪惡，而反文化與抗議活動天然相伴。然而，對許多基層的民主黨人來說，反戰運動令人厭惡至極。普通工人同那些把時間耗在吸毒和大肆揮霍家裡錢財的嬉皮士以及褻瀆美國國旗的學生之間能有什麼共同語言呢？那些反戰抗議者得到的處罰不是被送往戰場，而不過是延期學習，這些人甚至比戰爭本身還不受歡迎。[8]他們當中大多數的人並不是對美國的具體政策充滿敵意，而是對美國總體上充滿敵意。1970年，4個學生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被射殺，激發了美國搖滾歌星尼爾·楊（Neil Young）為之歌唱哀悼，但一星期後，一群頭戴安全帽的工會建築工人痛打一群反戰示威者，美國藍領階級卻為之歡呼雀躍。

民主黨內部最明顯的反抗象征，是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1964年，華萊士試圖取得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但約翰遜輕而易舉地打敗了他。4年後，華萊士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表達了全國各地對民主黨懷有不滿情緒的白人的心聲——這些人既有來自北方城市的，也有來自南方鄉村的。他在回答一名記者有關主導1968年競選議題的問題時，很好地表達了當時困擾美國白人的問題：

學校，那將是一個議題。到1968年秋，無論是在克利夫蘭，還是芝加哥、加裡、聖路易斯，人們都將對於聯邦政府幹預地方學校厭倦至極，他們將大批大批地投票支持我。人們不喜歡這種浪費孩子時間的做法；人們不喜歡別人來告訴他們為孩子選擇什麼樣的老師和學校；人們不喜歡學校用車穿過半個城市接送學生，只是為了求得“足夠的種族協調”……我將在1968年的選舉中給人們另一個大議題：法律和秩序。街頭犯罪。人們厭倦了林登·約翰遜及其周圍那批低能知識分子和理論家膽小無為的態度。人們厭倦了最高法院……那是一個令人遺憾、差勁、沒用的機構……人們將不會再容忍它……[9]

在1968年的選舉中，有大約13.5%“這樣的人”投票支持他，從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那裡吸引走足夠多的民主黨選票，從而使理查德·尼克松贏得了選舉的勝利。然而，民主黨還在繼續往左發展。激進自由派之所以能夠在爭奪民主黨核心靈魂的斗爭中取得勝利，主要原因在於黨章微妙的變化使得少數派得到了額外的代表席位。幾十年來控制該黨的愛爾蘭政府機構的政客、工會大佬、南方保守派，敗在了與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一伙人手下——他們是反戰抗議者、女權主義者和環保人士。1972年，民主黨政治綱領的基本關注點是窮人、印第安人、身體殘疾者、智力遲鈍者、老人、婦女、兒童和退伍軍人的權利。這份政治綱領更多關注的是恢復憲法賦予獲釋犯的權利，而不是如何努力應對街頭暴力。[10]1972年，民主黨大會提名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角逐總統，此時，時勢已與1964年約翰遜對決戈德華特時大不相同。改革主義已經變異為帶有一些反美癖好的激進主義。1972年的民主黨大會上，有4/5的代表此前從未參加過民主黨大會。會場上到處是愣頭青（有兩個來自亞利桑那州的代表當選時還未滿18歲）。整個會議一片混亂：被提名人直到午後才想起發表演講，從而使民主黨喪失了電視觀眾。許多最重要的會議依然是在煙霧繚繞的房間裡進行，但此時的煙味已完全變了。

此時，整個美國都亂套了。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宣稱自己掌握了調整經濟的技巧，以保持低通貨膨脹和低失業，但“滯脹”攪亂了這一切。嚴重犯罪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但60年代中期卻以每年20%的比例上升，其中黑人嚴重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的比例過高。與此同時，黑人婦女未婚先育的數字也在攀升，從1960年的21.6%上升到1970年的34.9%。[11]幾年前還信心十足的自由派精英，突然間似乎束手無策了。他們無力解決家庭破裂問題，只會更加慷慨地增加福利支出；他們無力解決犯罪率上升的問題，只會花更多的錢來進行罪犯改造和社會科學研究。權勢集團不斷失去大眾的支持。1965年，36%的人認為法庭對待犯人“較嚴厲”或“太嚴厲”，1977年，這一比例下降到11%。[12]

更糟糕的是，從許多保守派的觀點來看，文化精英們樂於沉迷於這樣的無序之中。1967年8月，《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封面還印出了教人制造莫洛托夫汽油彈的步驟。音樂家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甚至邀請美國黑豹黨（Black Panthers）[13]的首領共進晚餐。好萊塢也在向左轉：1965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是《音樂之聲》（The Sound of Music），而1969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則是《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14]在1968年競選之夜開始拍攝的《洗發水》（Shampoo）於1975年出品，沃倫·比蒂（Warren Beatty）出演男主角。片中比蒂既與女友做愛，也與女友最好的朋友、女友最好的朋友的情人的妻子，以及女友最好的朋友的情人的妻子的女兒做愛。正如邁克爾·埃利奧特（Michael Elliott）所指出的那樣，“他的所作所為可談不上值得稱道”[15]。

忽然間，保守主義認為政府是問題之源而非解決問題之途的信條開始得到共鳴。回到1964年，高達62%的美國人認為，華盛頓的政府在大部分時間裡做對了事情。這一數字現在無情地下滑，最終跌落到1994年的19%。[16]

虛假的曙光：理查德·尼克松

對許多右派來說，這個將民眾早期的怨恨轉化成投共和黨支持票的人永遠是英雄。理查德·尼克松的反共歷史悠久，但他的反共行為有的光彩彪炳，有的則聲名掃地。前者如他在揭露阿爾傑·希斯謊言中所起的主導作用；後者如1950年他在加利福尼亞州進行的參議院扣帽運動——指控女演員出身的國會議員海倫·加黑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說她“連內衣都是粉紅色的”。同戈德華特一樣，尼克松來自陽光地帶，毫不掩飾自己對東部權勢集團的厭惡。在他的整個生涯中，尼克松頻頻引發右派陣營的爭議。他宣稱自己是拉塞爾·柯克的崇拜者[17]，並且不諱言自己像約翰·伯奇社團分子和麥卡錫分子一樣，心中充滿了更加陰暗的幻想。在艾森豪威爾的選舉使迪安·艾奇遜離開國務院不久後，尼克松說道：“終於可以有我們自己的國務卿了，太好了。”[18]

尼克松以保守派——一個有才幹駕馭民粹主義，使之為自己的事業所用的保守派——的身份來進行競選。在尼克松之前，被遺忘的大多數在反抗冷酷的精英時，其民粹式的反抗方式多是針對富人進行經濟制裁。尼克松的才幹在於他熟知民主黨內部喬治·華萊士的反叛和反文化精英的直接民粹主義——反抗尼克松眼裡那些腐朽衰老的勢利者，他們手中掌控著像哈佛大學和《華盛頓郵報》這樣的機構。為了回應華萊士，尼克松賦予“自由主義者”這個詞一層新的貶抑含義。在尼克松的詞典裡，“自由主義者”是被慣壞了的精英分子，他們一點都不關心正直而辛勤工作的美國白人。

尼克松無情地在民主黨中的工人階級和他們那個自由主義色彩日漸變濃的政黨之間打下了一個楔子。對於尼克松來說，自由主義的誘惑並不是什麼芝麻小事，這個為嫉妒所左右的加利福尼亞人一心要激怒那些自由主義者。他招募年輕的帕特·布坎南，讓他煽起民粹主義的偏見，並鼓動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Spiro Agnew）在“左傾自由主義者”和“喋喋不休的富豪消極論者”之間制造裂痕。尼克松是首位獲得多數工人階級、天主教徒和工會成員等選民支持的共和黨總統。

1968年，這位新當選的總統的確給了保守派一點希望。他任命一些保守派領袖人物在他的政府中擔任職務：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沃倫·納特任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部長、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他是《聯邦推土機》（The Federal Bulldozer）一書的作者，後來成為羅納德·裡根的得力助手］任職白宮，甚至連威廉·巴克利都得到一項任命，雖然只是在美國新聞署的咨詢委員會中任職。

尼克松是一個多面人，如果說這個加利福尼亞人是以保守派的身份來參加競選的話，那麼他的統治則是自由主義式的。他把政府中兩個最顯要的職位給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丹尼爾·帕特裡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這兩個哈佛大學教授同洛克菲勒式的共和黨人和肯尼迪式的民主黨人關系緊密。因此，尼克松誇耀道，他的內閣還沒有艾森豪威爾的內閣保守。[19]同艾克一樣，尼克松也是主張歐洲優先的國際主義者，並且相信共和黨的職責就是要比民主黨更好地推行“新政”，但在社會問題上他的立場更自由。與艾森豪威爾相比，尼克松更關心黑人的權利，前者似乎認定黑人應該對自己二等公民的地位心滿意足。尼克松是第一位積極采用平權法案的美國總統，並把該計劃的施用范圍擴展到了婦女和黑人。尼克松當政時，聯邦支出和聯邦規章的增加都快於約翰遜任總統時。社會支出首次超過國防開支。尼克松時期，美國政府公報《聯邦紀事》（Federal Register）（聯邦規則、規章的記錄）頁數增加了121%，而約翰遜時期是19%。1970年的《清潔空氣法》（CleanAir Act）是至今最為雄心勃勃的環境保護措施。一年後，這位總統要求國會批准一項全國綜合醫療保險計劃。有一陣子，他為能夠保障所有美國人獲得最低年收入興奮不已。有個民主黨人得意地說道：“保守主義者得到的是名，我們得到的是實。”[20]

這一切完全得到美國公眾的贊成，但對右派知識分子不啻是一個災難。強硬派抱怨道，亨利·基辛格的現實政治行為使得外交政策中不再有任何道德內容。美國從越南脫身並與中國做交易，世界上大多數人都將其理解為外交上的平穩運行，但保守派卻認為這是綏靖行為。在國內，尼克松設立了許多新的政府機構，如美國環境保護署（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和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這都是保守派此後20年中極力鏟除的機構。尤其使保守派感到憤怒的是，尼克松在1971年至1973年間，設立了生活費委員會（the Cost of Living Council），企圖控制價格和工資。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引入國家控制經濟的最有力嘗試。尼克松委任當時剛剛步入中年的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來負責這一不切實際的冒險計劃。1971年6月26日，包括威廉·巴克利和詹姆斯·伯納姆在內的幾位保守派名流，“暫停支持本屆政府”[21]。

堅持忠於總統的那些保守主義者旋即陷入水門事件之中。他們花費大量的政治資本為一個沒有辯護余地的人辯護。同20年前的喬·麥卡錫相似，尼克松在保守主義運動中產生了最負面的東西：偏執狂和自怨自艾，迷戀陰謀權術，毫無理由地憎恨權勢集團。他使右派在隨後多年背負淺薄無知和弄虛作假的惡名。右派為什麼要背負這一切呢？尼克松不僅犯了罪，並且就政策而言，他遠遠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而非保守主義者。

1974年，尼克松辭職，保守主義運動歸於毀滅。他的繼任者是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一個“沒有佩戴勳章的艾森豪威爾”，走中間道路的共和黨人。福特任命戈德華特的宿敵納爾遜·洛克菲勒為他的副總統，惹怒了右派。號稱保守派競選資金籌集“直郵之王”的理查德·維格裡（Richard Viguerie）寫道：“他選泰德·肯尼迪做副總統都比這好。我立即打電話邀請14個保守派朋友共進晚餐，討論如何阻止洛克菲勒擔任這一職務。”[22]福特的夫人貝蒂公開支持墮胎，更進一步激怒了保守派。1976年，右派支持羅納德·裡根企圖從福特手中奪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冒失舉動，結果福特以微弱差距輸給了吉米·卡特，右派立刻受到指責。

即使福特對“保守主義運動”持更多同情的立場，他也不可能促進它的發展。他的職責是治愈水門事件後國家遭受的精神創傷。1974年，選民中認為自己是共和黨人的比例下降到21%。[23]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共和黨靠不住、無能，與大公司打得火熱。[24]在被問及共和黨做過的善事時，2/3的選民的回答是根本沒有。[25]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推出的廣告相當絕望地問道：“做一名共和黨人什麼時候容易過？”[26]有一些右派成員考慮過放棄老大黨而另覓他途——建立新黨，甚至投奔民主黨。維格裡預言道：“不出10年，全國自稱共和黨的人將不超過一打。”[27]

新保守派

右派究竟通過什麼戲法，使裡根擺脫災難而成為總統？答案部分可以從右派的對手吉米·卡特那些不起眼的小缺陷中找到。就在尼克松辭職前夕，卡特的支持率最終下跌到比尼克松還低3個百分點。但相比之下，裡根之所以能夠當選，更多地是由於反對自由主義的人數在不斷上升。歷史上未曾有過的這一最大的保守派團隊，決心將這種反自由主義的聲浪變成一場連貫的運動。基層戰士與知識分子開始攜手並進。

對於形形色色的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來說，20世紀六七十年代左派的過激行為，為他們提供了難得的黃金機會。巴克利的《國民評論》展現了他的先見之明，而非反常古怪；米爾頓·弗裡德曼一度顯得激進危險的思想，吸引了一群人數不斷增加的崇拜者；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芝加哥學派培養的經濟學家中，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超過任何機構，盡管打算實施其思想的國家似乎只有智利——一個國際棄兒。然而，右派知識界發生的最重大變化，是一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出走——20世紀60年代是他們的轉折點。

新保守派恰恰起源於美國民主黨的核心地區。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紐約和波士頓以學術為生。但他們並不是傳統的哈佛學者——面容清癯、具有貴族血統。他們大多是猶太人，幾乎都是移民的後代。有一些成長在意第緒語[28]和英語並用的家庭裡。新保守派的核心成員歐文·克裡斯托爾（Irving Kristol）、丹尼爾·貝爾、西摩·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內森·格萊澤（Nathan Glazer）在20世紀30年代都就讀於紐約城市大學。當時，紐約城市大學為那些不能到常春藤盟校上學的紐約窮人和猶太人提供了接受一流教育的機會。新保守派是極端的現代主義者。他們不會四處表達自己對往昔榮光——中世紀基督教世界、19世紀的資本主義或者舊時的南方——的懷舊之情。[29]青年時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屬於這樣或那樣的馬克思主義派別。但隨著年歲的增長，他們接受了老式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注重精英領導價值、崇尚高品位文化、主張充滿活力的混合經濟制。就像他們所認為的那樣，正是由於左派背叛了這種自由主義，使得他們變成了新保守派。

新保守派痛恨發生在美國大學裡的事情，這些大學使他們走出了猶太區。當學生們搗毀學校財產時，美國理性殿堂的權威怎能悠然自得地袖手旁觀呢？那些本應關心智力水平的人怎麼會同意在學校引進配額制呢？批評越南戰爭並沒有錯，但那些養尊處優、乳臭未幹的人怎麼可以焚燒美國國旗？他們怎麼能夠說美國總是錯的，而批評者卻總是對的呢？一些人的家人正是因為移民美國才躲過大屠殺劫難，他們對不分青紅皂白的反美主義尤其反感。

這些思想家為右派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首先，他們非常國際化。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是萊昂內爾·特裡林的門生，並於1950年至1952年間在劍橋大學求學於F.R.利維斯（F.R.Leavis）。1953年至1958年間，克裡斯托爾以倫敦為據點，與他人合編雜志《遭遇》（Encounter），並把兒子比爾送到法國國立高等學校裡學習。[30]至關重要的是，新保守派講的是社會科學的語言。保守派長期以來堅持認為，政府計劃會弱化社會的自然契約。新保守派表示，社會問題比其自身顯現的要難理解得多，而“偉大社會計劃”之類的社會工程，受盡了自身乖張後果的折磨。福利支持會強化依賴性。優惠待遇使人免於競爭，因此可能會使本該獲益的人受損。過分熱心的平等主義會侵蝕像紐約城市大學這樣的教育機構，從而減少社會流動性。新保守派愛揭發右派的丑事，就像當年懷疑強盜式資本家的那些人所做過的一樣。

新保守派也詳述了非正規組織機構的重要性，而這是其他社會科學家所忽視的。1965年，美國勞工部年輕的官員丹尼爾·帕特裡克·莫伊尼漢因一份文件而引起轟動，文件的原件上並沒有出現他的名字，但該文件隨後立即有了一個別名——莫伊尼漢報告。該報告認為，城市黑人的貧窮大部分源於家庭的瓦解。[31]其他的新保守派則表示，一個社會的“小團組”——自願組織機構——對社會健康起到的作用要比雄心勃勃的政府計劃重要得多。他們同時發出警告，社會的失序狀態對社會安寧造成的威脅，遠遠超過了寬容的自由主義者的想象。換言之，他們以社會科學的語言來裝點自己傳統的保守主義洞察力。

新保守派用不著贏得每場爭論，他們只要發出不同的聲音，就能夠打破自由派權勢集團宣稱自己對專門權威見解的壟斷。[32]自由主義者此前一直享有或許只有決策者才能擁有的寶貴資源——人們認為他們代表著客觀科學的智慧。他們會說，這不僅是他們自己的意見，這是科學的正統。新保守派終結了這種信手拈來的虛構說辭。

新保守派還為右派批評自由主義外交政策增添了一柄銳利的武器。激起新保守派對自由主義外交政策進行批評的誘因之一，是聯合國對以色列不斷增加的敵意（1967年中東戰爭以後，以色列占領了巴勒斯坦的領土，聯合國對以色列的敵意也由此增加）。新保守派也日漸相信，美國正在冷戰中失敗，軍控變成了綏靖，蘇聯正以越南的勝利為基礎建設共產主義。“越南綜合征”使美國的核心集團陷於癱瘓。如果說右派的《國民評論》打破了孤立主義的控制，那麼新保守派則遠為堅定地將這一宏偉的運動推向國際主義的營壘。

外交政策的道德路徑，有一個理智的教父。除利用社會科學外，新保守派也依靠列奧·斯特勞斯的思想洞察力。斯特勞斯是戰後時期最晦澀難懂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在某些方面，列奧·斯特勞斯之於新保守派是一個奇怪的選擇。他是一個精英主義的政治哲學家，對社會政策的細枝末節毫無興趣。他的職業生涯是在芝加哥度過的，而不是在新保守派的世界波士頓、紐約和華盛頓。然而，斯特勞斯的影響不容低估。他與萊昂內爾·特裡林一樣，是在理論上影響克裡斯托爾的主要人物。克裡斯托爾把自己被引入“非烏托邦的政治學”領域——這種政治學的基礎，是幫助人們應對真實的世界，而非構建一個理想的理論——歸功於斯特勞斯。[33]

斯特勞斯挑戰了美國最為珍視的有關進步、民主和普通人智慧的一些設想。他認為啟蒙運動沒有改善人的狀況；相反，他堅持認為，偉大的思想繁榮乃是古希臘人的成就。他鼓勵學生專心研讀古人的偉大作品，尤其是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如果刻苦學習的話，這將使他們有機會從望遠鏡的另一端來注視這個世界——不是現代人俯視古代人，而是古代人注視現代人。

斯特勞斯堅持認為，從民主的自我毀滅之途中拯救民主的最佳途徑，就是能夠引領大眾的受教育精英。按照米爾頓·希梅爾法布（Milton Himmelfarb）的說法，斯特勞斯主義就像克裡斯托爾的近親，“邀請人們加入少數特權階層的隊伍。這些少數特權階層才剛剛從洞中爬出，一邊裸眼凝視太陽，一邊還在留心黑洞中的其他人”[34]。斯特勞斯遠離自由主義的道德相對主義潮流，他使用世俗話語中長期被禁用的詞語，如“善”與“惡”、“美德”與“惡行”。他認為，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健康的標准，不是人們享有的自由度（這是哈耶克一類的自由意志論者所特別鍾愛的），而是該社會公民的善良程度。斯特勞斯不斷地使新保守派堅信，美國的問題根本不在於人們缺乏自由，而在於個人美德的淪喪。

乍聽起來，這有點像威廉·巴克利的信仰。但是，斯特勞斯學派的傳統來自於雅典而非羅馬。巴克利的保守主義是建立在他的天主教信仰基礎之上的，而斯特勞斯學派的保守主義則是建立在古代（希臘）哲學基礎之上的。當涉及宗教信仰時，斯特勞斯學派大部分是不可知論者，但是，他們卻認為宗教有助於社會團結和美德。他們的作品中隨處可見“高尚神話”。他們似乎想說，宗教雖不真實，卻可以在維持社會秩序方面，實現有益的社會目標。

他們樂意接受“高尚神話”，只要這是由他們促成的，只要這有助於將新保守派打造成“馬基雅維利式的幕後操縱者”。他們真的組織良好嗎？如果暗示說，團結一致根本不曾在這一運動的發起者之間存在過，這種說法當然是很危險的。20世紀60年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依然是民主黨人：莫伊尼漢最終將成為來自紐約州的民主黨參議員。而新保守派的一大特點就是能夠建立起一個組織網絡，以使保守主義思想在自由主義主導的知識界常新。他們著手利用基金會，大力發展組織，創辦雜志。1965年4月，季刊《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面世，試圖為“偉大社會計劃”開一劑“治療現實”的猛藥。在諾曼·波德霍雷茨編輯的美國猶太人委員會（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的月刊《評論》（Commentary）裡，充塞著諸如《社會政策的局限》（The Limits of Social Policy）、《自由主義與自由教育》（Liberalism Versus Liberal Education）和《增長及其敵人》（Growth and Its Enemy）之類標題的文章。

在使新保守主義從一種沖動變為一場運動的過程中，歐文·克裡斯托爾是最竭盡全力的一個人。青年時代在紐約城市大學就讀時，克裡斯托爾是一個托派分子。1942年他在軍中服役，開始不斷朝右派方向發展，從此再也沒有回頭過。他的職業生涯包括：長期合作編輯《遭遇》雜志，在基礎圖書公司（Basic Books）任過一小陣的高級編輯，是《公共利益》雜志以及再過一代人後出現的《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主要創辦者之一。《國家利益》主要關注外交事務。克裡斯托爾思維敏銳、具有溝通交流和組建機構的才幹，且富於幽默感（他曾經這樣定義自由主義者：他們認為，只要能夠拿到最低工資，18歲的姑娘演色情電影也沒關系）。他與富有的捐款人建立了緊密的關系，如尼克松的財政部部長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他非常善於鼓動別人提供助學金和研究生獎學金資助，以至於他的保守派同事戲稱他為教父。供給學派經濟學家祖德·萬尼斯基（Jude Wanniski）給克裡斯托爾起名為保守主義運動的“無形的手”。

智庫及其捐助者

新保守派和其他保守主義思想家聚會的地方是威廉·巴魯迪領導的美國企業研究所。然而，巴魯迪要實現夢想，把美國企業研究所轉變成為保守派的智囊團，卻遇到不少障礙。由於他對戈德華特的支持引起了國會中民主黨人的注意，美國國內收入局對該研究所的免稅待遇進行了為期兩年的調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巴魯迪手下的成員盡力對國會議案進行不偏不倚的分析，他還特地盡可能多地聘用自由派人士。從美國企業研究所的觀點來看，聘任前民主黨人歐文·克裡斯托爾或者年輕聰明的外交事務專家珍妮·柯克帕特裡克（Jeane Kirkpatrick）所展現出的公平，值得稱道。

隨著20世紀70年代的消逝，美國企業研究所離巴魯迪的夢想越來越近。它日益受到人們的尊崇，部分原因是，人們認識到它的思想可能是切合實際的。20世紀60年代，人們把那些瘋狂主張撤銷管制的經濟學家看作不負責任的無政府主義者，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就連卡特政府也在撤銷對運輸業的管制。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收入，一下子從1960年的90萬美元（不及布魯金斯學會當年收入的1/5）飆升到1980年的970萬美元（比布魯金斯學會當年的收入多出50萬美元）。到20世紀70年代末，該所擁有常任全職學者45人、更多的在各大學工作的兼職學者、四份期刊，以及每月一次的電視節目。研究所甚至出錢給傑拉爾德·福特和美聯儲前主席阿瑟·伯恩斯頒發高級學者研究金。唉，巴魯迪不可能看到這一切了，保守派政府現正利用他的智囊團呢。巴魯迪於1980年去世，此前兩年他已經把研究所的控制權交給了他的兒子小比爾（Bill Jr.）。這位長者崇拜開放的市場競爭，但他對裙帶關系的處理卻明顯不明智。福特和裡根兩位總統都在他的追思宴上發表了講話，標志著巴魯迪的成就得到了肯定。

那時，美國企業研究所已經不再是保守主義獨此一家的智庫了。傳統基金會創立於1973年，相對於美國企業研究所，它更不事張揚，也不自傲地稱自己是“沒有學生的大學”。傳統基金會是一個簡樸的鼓動性組織，是一個決心要改變政策、消息靈通的壓力集團。另一個突出的新機構是卡托研究所，1977年成立於舊金山，1982年遷往華盛頓。它介於美國企業研究所和傳統基金會之間，不僅出版大部頭著作，為學生開設課程，也借鑒傳統基金會的想法，撰寫短小的政策報告。

這一新的思想家網絡的建立要特別歸功於5名慷慨的捐助者。他們是生意人，也是信托基金商。他們非常擔心美國會向左滑，於是決心建立抗衡權勢集團的保守主義機構，以便將美國拉回到右派發展的方向上來。首位為美國保守主義復興事業提供捐助的是約瑟夫·庫爾斯（Joseph Coors）。他是一名啤酒商繼承人，為傳統基金會解囊25萬美元作為種子基金。他還協助創建了傳統基金會的姐妹機構——“爭取自由國會生存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the Survival of a Free Congress）。1971年，一名南方老派民主黨律師的5 000字備忘錄激發了庫爾斯采取行動。那個人是劉易斯·鮑威爾（Lewis Powell）（後被尼克松任命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在備忘錄中說，資本主義遭到了它自己嬌寵的產物——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全面進攻。他指責工商階級不僅安撫批評者，還資助那些批評者的反資本主義活動；他敦促工商階級更有力地支持自己的利益。庫爾斯也出錢資助其他的保守主義事業，包括科羅拉多州的智庫獨立研究所（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媒體精確報道”組織（Accuracy in Media，一個為發現自由主義偏見而建立的監察部門），以及許許多多其他的保守主義社會機構。

理查德·梅隆·斯凱夫（Richard Mellon Scaife）對保守主義事業的鼎力相助絲毫不遜色於庫爾斯。斯凱夫是梅隆家族的財產繼承人之一。人們從他的早期生涯中看不出他對保守主義思想有什麼興趣。20世紀50年代中期，斯凱夫大學一年級還沒有讀完，耶魯大學就把這個愛惹是生非的年輕人給開除了。隨後的一次車禍使他險些喪命，也使得5個家庭成員受傷。然而，隨著年歲的增長，他變得更明智了——至少，如果以投身保守主義事業為標准來衡量人的明智與否的話，可以說他是更明智了。他是巴裡·戈德華特最早的資金捐助者之一。他心目中的英雄戈德華特在競選中的大敗使他感到震驚，但也使他堅信，保守主義需要有能力在知識界抗衡敵手。1965年母親去世後，由於姐姐要繼續母親的做法，把家族財產花在藝術、計劃生育和窮人身上，斯凱夫同她進行了長期的爭論。1973年，隱居不出的理查德最終在這場爭論中獲勝。他捐給傳統基金會的第一筆資金是90萬美元。1976年，傳統基金會成立3年時，他捐助了42萬美元，占當時基金會總收入的42%。《華盛頓郵報》算過一筆賬，1960年以後的40年裡，斯凱夫及其家族的信托基金為保守主義事業總共捐出了至少3.4億美元——以現價計算大約是6.2億美元。[35]

第三個捐助者是科克家族。科克家族的族長弗雷德·科克是石油天然氣企業家，他發明了一種使汽油生產更高效的方法。他同大石油公司斗爭，逐漸建立起一個高度多樣化的能源公司。他雖然在斯大林的蘇聯建了15個煉油廠——生意畢竟是生意——卻是約翰·伯奇社團的創辦人之一。他的兩個兒子戴維（David Koch）和查爾斯（Charles Koch），大量捐款贊助自由意志主義事業。戴維支持毒品自由化和墮胎權，並於1980年成為自由意志論者的副總統參選人。查爾斯和愛德華·克蘭（Edward Crane）於1977年共同創辦了“卡托研究所”。他倆還建立了一個研究生獎學金、助學金和學生獎學金的網絡，以便在美國的大學裡培養自由意志論者。

第四個捐助者是林德與哈裡·布拉德利基金會（Lynde and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該基金會由兄弟倆創立。他們的發跡靠的是艾倫布拉德利公司——一家以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市為基地的電子公司。基金會尤其願意向學術界和知識分子慷慨解囊。同羅伯特·科克（Robert Koch）一樣，哈裡·布拉德利也是約翰·伯奇社團的忠實成員。20世紀50年代末，羅伯特·韋爾奇定期到艾倫布拉德利公司的銷售會議上演講。哈裡也對那時正努力奮斗的年輕的《國民評論》雜志施以援手，既出錢又提供文章。他試圖接管《新聞周刊》，以便使自己的思想傳播得更廣。哈裡於1965年去世，但他的基金會仍在繼續捐贈。洛克韋爾國際公司（Rockwell International）於1985年收購了艾倫布拉德利公司，給了基金會巨大的推動力，其資產上升到超過2.6億美元。同年，基金會還雇用了一名精力非常旺盛的主席邁克爾·喬伊斯（Michael Joyce），他是歐文·克裡斯托爾的門生。

五大捐助者中的最後一位是約翰·M.奧林基金會（John M.Olin Foundation）。該基金會由富商約翰·梅裡爾·奧林（John Merill Olin）於1953年創辦，此人困擾於不斷遭到威脅的自由。到20世紀70年代時，奧林集中精力關注學術思想與公共政策之間的聯系。除了支持芝加哥大學有影響力的法學和經濟學項目以鼓勵其他地方的效仿者之外，基金會還為智庫和《公共利益》一類的出版物出資。奧林對少數幾名他喜歡的學者特別慷慨，如羅伯特·博克和歐文·克裡斯托爾。博克現任美國企業研究所法學研究奧林教授，克裡斯托爾直到不久前還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奧林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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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這五大捐助者之外，其他的大捐助者還有史密斯·理查森基金會（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和霍華德教會會眾自由信托基金（Howard Pew Freedom Trust）。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更為普遍的情形是，但凡在公司有一席之地，每個人抱怨的事情都是一樣的：經濟不景氣，美國正在失去海外的競爭優勢，美國人為管制而“忙得不可開交”，“對方”正在取勝。1972年，美國500強的老總們建立了“企業圓桌”組織（Business Round table），以便在工會權利、反托拉斯、撤銷管制規定和稅收等問題上通過游說以爭取利益。

公司也開始協調它們的競選捐款。1974年，勞工“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有201個，超過了公司的89個“政治行動委員會”。兩年後，雙方的數字顛倒過來了，勞工“政治行動委員會”是244個，而公司“政治行動委員會”則達433個。1984年，公司“政治行動委員會”（1 682個）以4∶1的優勢超過勞工“政治行動委員會”（394個）。[36]捐助的類型也發生了變化。1974年，幾乎所有的捐助都是用於為具體公司謀利，但不久後，捐助的錢就被用於支持對企業總體有利的廣告宣傳和立法。[37]公司及其基金會出錢制作電視系列片，如米爾頓·弗裡德曼的《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和本·瓦滕伯格（Ben Wattenberg）的《尋找真正的美國》（In Search of the Real America）。他們還出錢幫學校購買教育資料，為私人企業出資提供數十個教授席位，花錢做有利於企業界的廣告。尤其重要的是，美國的公司與保守派智庫擁抱到了一起。

到1980年，美國企業研究所得到600多家公司的贊助，包括莉莉捐贈基金（the Lilly Endowment）、福特汽車公司和《讀者文摘》公司等。美國企業研究所的理事會由美孚公司的副主席領導，其理事由不同類型的公司所組成。基金籌募委員會的成員包括花旗銀行、通用電氣、通用汽車和大通銀行等公司的前負責人。20世紀60年代初，胡佛研究所瀕臨破產，但1984年它的年度預算達840萬美元，其中的40%來自公司及其基金會。胡佛研究所監督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惠普公司的戴維·帕卡德（David Packard），他是一個新的金主。同年，傳統基金會籌募資金的公司和基金會幾乎有上百家，而向歐文·克裡斯托爾的教育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Affairs）捐助的公司有145家。

菲利斯女王和第一書記韋裡奇

20世紀70年代，還聚集起另外一支保守派大軍——“社會保守主義者”。這支當時綽號為“新右派”的大軍，略微嘲諷了我們區分知識分子和基層戰士的做法。他們中許多人都是思想家——或至少是智囊團成員——但他們並不是克裡斯托爾及其朋友那類的知識分子。總的說來，他們是學識平平的中產階級。他們之所以受到觸動，並不是因為受到《評論》雜志和《公共利益》雜志上最新文章的影響，而是因為墮胎、學校用車接送孩子、槍支管制和學校配額等價值問題所致。更確切地說，他們既有激情，又有非凡的組織才能。

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是在這一派早期就顯露出組織才幹的代表人物。這位社會保守主義的女王出生於1924年。她從研究生院畢業後的首份工作是在美國企業研究所找到的。此後她代表過共和黨競選國會議員，但未獲成功；擔任過伊利諾伊州共和黨婦女協會（the Illinois Federation of Republican Women）主席；曾幫助丈夫答復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有關右派的觀點（該聯盟有過一個特別典型的委托人——一個拒絕服從政府配額制的農民）；主持過自己的廣播節目《喚醒美國》（Wake Up America），並設法撫養了6個孩子。1964年，施拉夫利大加贊賞戈德華特主義給選民“一個選擇機會，而不是對他們隨聲附和”的競選口號，從而在全國嶄露頭角。20世紀60年代末，她組織草根階層的運動，反對將女權主義者吹捧的《平等權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提入憲法，從而確保了自己在保守主義陣營中的地位。她拿自己組織中每年微不足道的5萬美元預算，集中做那些舉棋不定的州的立法人員的工作：訓練家庭主婦和媽媽們上電台、電視，到立法委員會做證並組織寫信競選。《平等權修正案》從未獲得通過，1978年成為廢案。

如果說施拉夫利是社會保守主義勇敢的女王，那麼威利奇就是社會保守主義的列寧——一個具有非凡組織才能的革命家。在本書的導論中，我們曾經介紹過韋裡奇的自由國會基金會午餐會。韋裡奇出身於工人階級家庭，父親是威斯康星州拉辛市一所天主教醫院的鍋爐工，他在那裡一幹就是50年。韋裡奇的職業生涯始於新聞工作，1967年到華盛頓工作，成為科羅拉多州共和黨參議員戈登·阿洛特（Gordon Allot）的新聞秘書。由此他開始堅信，保守主義運動需要創立自己的核心集團，以抗衡像布魯金斯學會這樣的自由主義核心堡壘。1971年，阿洛特收到美國企業研究所一份有關政府計劃出資建造一種超音速運輸飛機的分析報告。分析報告透徹且平衡得當，但兩天後卻被國會投票反對。韋裡奇和阿洛特在國會山的另一名保守派助手埃德溫·福伊爾納（Edwin Feulner）對這樣不利的時機感到十分憤怒，因此決定成立自己的智庫——一個集中關注改變法律而非思索偉大思想的智庫。

傳統基金會誕生於1973年。它的早期作為很像是當年列寧在蘇黎世的斗爭。它當時只有9個成員（如果把一個工作人員帶來的3條狗算進來的話，那就是12個）。傳統基金會對蒂普·奧尼爾（Tip O’Neill）為議長的眾議院那些重量級議員的影響似乎顯得微不足道，而在它最初的4年中，基金會主席換了兩次。但1977年福伊爾納接手主席一職時，傳統基金會正開始粗具規模。這同美國企業研究所一樣，部分得益於意識形態風向的轉變。但也與韋裡奇及其朋友鼓勵創辦的姐妹組織有很大的關系。

韋裡奇的邏輯簡單明了：既然自由派設法通過在組織上超過保守派來主宰華盛頓，那麼保守派現在就必須還以顏色。他曾經好斗地說：“如果敵人開著戰車要來殺你，那麼你最好有自己的武器系統。”[38]他毫無愧色地以自由主義組織為其機構的藍本。他於1974年成立的“自由國會生存委員會”就是要與“有效國會全國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an Effective Congress）競爭。他創立的“參議院指導委員會”（Senate Steering Committee），即以參議院自由派共和黨人的“星期三俱樂部”（the Wednesday Club）為基礎。他的“保守派核心會議”（the Conservative Caucus）的藍本是“民主黨人共同事業”組織（the Democrats Common Cause）。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時候，情形完全顛倒過來了：“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 Workers）主席道格拉斯·弗雷澤（Douglas Fraser）抱怨道：“保守派不僅在游說、運轉、支出和活動等方面超過了我們，不幸得很，他們在思想上也時常超過我們。”[39]

韋裡奇雖是社會保守主義的第一書記，但他手下還有其他委員。理查德·維格裡是個得克薩斯州的天主教徒，精瘦結實，是競選資金直郵籌集的天才。年輕時，他心目中的政治英雄是“兩個麥克”——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和約瑟夫·麥卡錫，可他很少對保守的共和黨核心感興趣。相反，正如他的朋友威廉·拉舍所說的那樣，他渴望“更瘋狂的音樂和更烈的酒精”[40]。到1980年，維格裡的電腦中已經存有大約150萬個捐款人的名字。特裡·多蘭（Terry Dolan）創立了全國保守主義政治行動委員會（the National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到1980年，它與保守派的“國會全國俱樂部”（National Congressional Club）競爭美國最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頭銜。[41]保守派的眾議院共和黨研究委員會（House Republican Study Committee）宣稱自己得到了眾議院共和黨多數議員的支持。[42]其他組織機構還有：在州立法機關裡幫助組織保守主義計劃的美國立法機構交換委員會（the 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影響媒體的“全國新聞業中心”（the National Journalism Center）和“媒體精確報道組織”、在法庭為追求自己目標而施壓的全國公共利益法律中心（the National Legal Center for Public Interest）等。簡而言之，一個與自由派相抗衡的核心集團已然誕生。

社會保守主義的行為不時會離譜得很。閱讀維格裡當時的傳記《新右派：我們准備領導》（The New Right: We’re Ready to Lead），人們不會怪罪局外人把他們看成是一個有點愚昧的派別。這些人建立的團體名稱有“真相小分隊”（Truth Squad）和“總統解職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Removal of the President），或者叫“爬行II”（CREEP II）。但這種怪異的創舉，也促使他們去大力尋找共和黨以外的盟友。1973年，維格裡同意償清喬治·華萊士1972年總統競選中的欠債，以換取他的捐款人名單。兩年後他又提出裡根——華萊士搭檔競選總統的主張。而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社會保守主義者與保守派民主黨人攜手反對墮胎、自由主義的學校教科書、平權法案、同性戀者權利和學校用車接送孩子等。[43]

道德多數派

社會保守派發現，他們最熱情的同盟軍是所謂的宗教右派。20世紀70年代中期，基督教福音派同民主黨的關系一直比共和黨密切。1976年，多數基督教福音派投票支持吉米·卡特。但是，基督教福音派對民主黨的左傾感到惱怒。尤其使他們感到憤怒的是，1978年，由於1953年以後開辦的私立學校被認定帶有歧視性，卡特的國內收入局局長威脅要取消它們享有的減稅地位，而南方的多數私立學校都是基督教學校。“道德多數”組織創始人之一蒂姆·拉海耶（Tim LaHaye）牧師與卡特進行了一次毫無結果的會談，在離開白宮時他低頭祈禱道：“上帝啊，我們必須把這個人從白宮趕走，讓一個積極恢復傳統道德價值的人入主白宮。”[44]

卡特激怒的是一個強大的敵人。基督教福音派出動了。20世紀70年代，南方浸禮會（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和神召會（Assemblies of God）的會員分別增加了16%和70%，與此同時，長老教會（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和美國聖公會（Episcopal Church）的會員則分別減少了21%和15%。1980年，美國最大的24個教堂幾乎都屬於基督教福音派。W.A.克裡斯韋爾（W. A. Criswell）的達拉斯第一浸信會（First Baptist Church in Dallas）有一個設備齊全的健身中心，裡面有桑拿浴室、保齡球館、壁球館和溜冰場，21個唱詩班席位，一個傳教中心，一所擁有600名學生的小學，一個調頻電台，800萬美元的年度預算以及2.3萬會員。[45]宗教右派不僅是一個有形的團體，而且也是一個電子社團。收看收聽基督教福音派電視電台節目的人，從1970年的1 000萬人，增加到10年後的6 100萬人左右。帕特·羅伯遜的《700觀眾俱樂部》（700 Club）和傑裡·福爾韋爾的《往昔福音時光》（Old Time Gospel Hour）節目，觀眾數都達到了1 500萬人次。基督教廣播網（the 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的用戶達3 000萬，是美國第五大有線廣播網。[46]

基督教福音派一開始抵制住誘惑，沒有幹預世俗的權威世界。20世紀70年代初，牧師們教導會眾尋求個人靈魂得救，而非重視集體行動。傑裡·福爾韋爾說：“並不是要號召禱告者成為政治家，而是要讓他們的靈魂得到救贖。”[47]但是，福爾韋爾及其同道認為，由於對美國不斷向下沉淪感到憤怒，他們還是不知不覺地日益深陷政治之中。福爾韋爾後來解釋：“撒旦已經行動起來要毀滅美國，上帝需要聽到呼聲，來把美國從內部的道德腐朽中拯救出來。”[48]

許多自由主義者私下傳言，道德腐朽的責任應該由帕特·羅伯遜和傑裡·福爾韋爾這些在政治上沽名釣譽的人來承擔。然而，不僅會員，就連神職人員都要求基督教采取政治行動。對許多人來說，國內收入局取消私立學校減稅待遇的決定已經突破了底線。國內收入局收到了20萬封反對信，它還從來沒有因為一項規定而收到如此多的反對信。白宮和國會都淹沒在反對信的海洋之中。保守派議員舉辦聽證會，並最終阻止了國內收入局新的指導方針。

1979年，當福爾韋爾和韋裡奇一起成立“道德多數”組織（這一組織的名稱是兩人首次晤面時韋裡奇發明的）時，社會保守派就與基督教右派正式結盟了。基督教福音派願意面晤韋裡奇這樣的“天主教徒”，哪怕他是希臘禮天主教徒，而非羅馬天主教徒。這標志著基督教右派決心介入美國的政治。在墮胎、學校禱告、婦女權利、同性戀者權利等國內問題上，“道德多數”組織立即發出了強硬的基督教聲音。接下來的10年中，該組織的登記選民將達到大約250萬。基督教右派立即倒向共和黨，就像當年黑人倒向民主黨一樣：共和黨可以指望這些人出席會議、挨家挨戶敲門讓選民去投票。許許多多這樣的基層戰士，正是在民主黨以往的政治練兵場上招募到的。

南方的反抗

1972年，來自耶魯大學法學院的一名長著一頭濃密頭發的年輕民主黨活動家，南下來到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為喬治·麥戈文競選總統。在選舉前的最後一個月裡，競選活動制作了一個激動人心的廣告，敦促得克薩斯人站在薩姆·雷伯恩和林登·約翰遜所領導的那個黨一邊，並把捐贈寄到在奧斯汀的郵箱。這個活動家每天都去郵箱取寶，但郵箱每天都是空空如也。最後他終於等來了一封信，回到競選總部打開一看，裡面是一張粘著糞便的手紙和一張便條，上面寫道：“這就是東得克薩斯人對喬治·麥戈文的看法。”理查德·尼克松以67%的選票在得克薩斯州持續獲勝。比爾·克林頓不可能會忘記這段經歷。[49]

總統大選來臨時，民權革命使大部分南方白人轉而忠於共和黨。在南方各州，理查德·尼克松都以壓倒性的多數選票獲勝。南方保守派也支持裡根取代福特參加1976年的總統選舉：支持裡根的共和黨大會保守派代表有1/3來自南方，多於其他地區。[50]但是在國會層面上，共和黨取得的突破要慢得多；在州一級的政治中，共和黨取得的突破則更慢。民主黨利用在位的權力——特別是擅劃選區的權力——來維持自己的地位。民主黨也挫敗了右派共和黨人。1965年和1970年，多數南方民主黨人反對《投票權法案》。傑克·弗林特（Jack Flynt）大笑著回憶道，有個共和黨挑戰者曾試圖比他“更保守”，“不管他怎樣賣力，他都無法比我更保守。他沒有任何獲勝的可能。如果他成為我那方的保守派，那他就絕對不會有任何機會”[51]。

然而，民主黨的抵抗不足以在北卡羅來納州阻止傑西·赫爾姆斯（Jesse Helms）。[52]赫爾姆斯的政治生活始於民主黨，他在該州以毫不留情地譴責“民權謊言”的右派電台和電視台評論員而知名。1972年，他代表共和黨競選聯邦參議員。得益於當地民主黨內部政客的明爭暗斗和尼克松壓倒性地戰勝麥戈文，赫爾姆斯以自己毫不妥協的觀點和“他是我們中一員”的競選口號，輕而易舉地贏得了不再心存幻想的南方白人的支持。他以54%對46%的優勢贏得了選舉，並繼續通過他的“國會俱樂部”（Congressional Club）在該州營建了一個龐大的保守主義組織。有了這個龐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他不再需要依靠他所屬的黨來為他出資競選。

在參議院，赫爾姆斯彬彬有禮，但更尖酸刻薄。這使他很快取代了斯特羅姆·瑟蒙德，成為南方反抗者在華盛頓的榜樣——共和黨的喬治·華萊士，敢於在種族問題和國際事務上表達最基本的觀點。在削減國內項目、增加國防開支、支持基督教價值而非世俗價值、與共產主義和聯合國——兩者經常被認為是可以相互轉換的——進行斗爭等方面，這名“參議員不先生”（Senator No）的聲音是參議院裡最為前後一致的。他支持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同情拉丁美洲的獨裁統治。無論好壞，赫爾姆斯都無意淡化自己的信仰、與批評者妥協或者擴大自己的支持面。在5次參議員的競選中，他總是以很大的優勢超過對手，但他的支持度從未超過55%。瑟蒙德努力把黑人吸引到共和黨中來，相反，赫爾姆斯拒絕任何與民權革命妥協的企圖。他毫不留情地打種族牌，目的是使選民兩極分化，以使多數白人加入他的事業。他在吸引前民主黨白人方面大獲成功，這些人以“傑西式的民主黨人”而為人所知。

這幹得一點也不漂亮。但赫爾姆斯的南方共和主義風格正是因為他的粗魯而凸顯出來。其他南方共和黨政客說起話來躲躲閃閃，赫爾姆斯卻敢於大聲說出他們的所思所想。1983年，一項提案提議設立小馬丁·路德·金假日，赫爾姆斯用了一個月的時間來阻止這項提案通過，而其他南方共和黨政客不會這樣做。他們只會靜悄悄地投票反對提案，或者像裡根那樣，在這個地區四處談論州權。“傑西式的民主黨人”同樣明白這一信息。

到西部去，嗬

20世紀70年代，對於東海岸的共和黨權勢集團和老式的民主黨人來說，都是一個噩夢。這場噩夢不僅在於水門事件和福特的失敗，還反映在重點大學的休息室裡、《紐約時報》的編輯部裡、外交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位於紐約的宏偉大樓裡。這些地方以往都是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文明辯論的場所。現在，像基辛格和福特這樣的實用主義者，突然發現自己被指為精英主義者、種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卻得不到老式權勢集團的保護，這是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不是過於軟弱，就是經常滑向左派。洛克菲勒式的共和主義失去了活力。

在美國的另一端，一個新的權勢集團正在形成，而且他們並不缺乏自信心。西部到處是成功者，他們從來就不會重視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或者外交關系委員會。他們要對政治進行徹底改造，就像他們曾經徹底改造過美國生活的諸多方面一樣。而事實上，他們也有許多徹底改造自身的例子。西部產生了一個特殊的保守主義反權勢集團。[53]裡根的參謀團裡充斥著各種類型的商人，他們很難被選入尼克伯克俱樂部（Knickerbocker Club），他們把三邊委員會的邀請視為對自己的侮辱。他們之中有洛杉磯的汽車商人霍姆斯·塔特爾（Holmes Tuttle）、得克薩斯州的石油商人賽·魯貝爾（Cy Rubel）、無處不在的約瑟夫·庫爾斯、石油地質學家亨利·薩爾瓦托利（Henry Salvatori）、出版商沃爾特·安嫩伯格（Walter Annenberg）、療養院建築商查爾斯·威克（Charles Wick）和藥品連鎖店老板賈斯廷·達特（Justin Dart）。在轉而支持裡根之前，他們中的許多人支持戈德華特。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財富上無法與洛克菲勒比肩，卻有足夠多的錢供人參加競選。

以抗稅的形式回到全國性的舞台，對這種風格的保守主義是再合適不過的。到20世紀70年代末，加利福尼亞人已對該州的免稅代碼徹底厭倦了。財產稅尤其是個龐然怪物：它與房價一起猛升，而此時州政府卻削減了政府給予地方學校和公共服務的支持。加利福尼亞州，尤其是洛杉磯的中產階級，支付的錢款前所未有的多，但得到的服務卻前所未有的少。

這場抗稅運動的幕後動力是霍華德·賈維斯（Howard Jarvis）——一個另類的局外人。右派有時候把他當英雄來擁戴，有時候又譴責他是叛徒——1964年他被懷疑侵吞了向商人募集的用於戈德華特競選的部分錢款。1978年，賈維斯偶然想到了一個主意——利用州裡的投票制度來降低財產稅。《13號提案》（Proposition 13）[54]約定，所有財產將按照其實際價值1%的統一稅費進行征收，如果沒有進一步的投票表決，就不能增加新的稅收。整個加利福尼亞州的權勢集團——商會也罷，工會組織、民權團體、公共部門雇員也罷——都對此感到憤怒，並一起反對這個提案。[55]但是，他們的反對與賈維斯和維格裡動員起來的市郊大軍的憤怒相比，就沒有什麼價值了。最後，提案以65%對35%的優勢通過。

《13號提案》開啟了波及全國的農民反抗運動，其影響事實上波及全世界。這場運動讓美國人想起，他們的國家是由抗稅者建立的。政客是公仆，而不是主人。此後4年裡，至少有18個州通過全民公決進行減稅限稅。共和黨的領袖喜歡乘坐綽號為“共和黨稅收大剪刀”的波音727飛機在全國各地巡游。吉米·卡特擔心郊區叛亂，因此同意簽署一系列的稅收終止文件，但由於這些變動總是對富人有利，因此即使在文件就要簽署時，卡特還是十分痛苦。在大西洋彼岸，新當選的英國保守黨瑪格麗特·撒切爾對《13號提案》的理解是，這證明她強硬風格的保守主義能得到選民支持。自由意志論的思想在大西洋兩岸來回躍動，右派似乎第一次把握住了全球性的知識運動。

英國人憤怒於要把收入的97%用來繳稅，這一點也不讓人吃驚。在美國，即使稅率從未高到那樣的程度，許多人繳納的稅款也比原來更多。通貨膨脹帶來的“檔次爬升”意味著數百萬人將上升到更高的稅收檔次上。1961年，差不多90%的美國人付的是22%的統一稅費，而到20世紀70年代末，只有55%的人的邊際稅率[56]低於23%。[57]在《13號提案》提出的同一年，來自紐約州布法羅市的傑克·肯普（Jack Kemp）和特拉華州的威廉·羅思（William Roth）這兩名激進的國會議員，提出了《肯普-羅思議案》（Kemp-Roth Bill），該議案不切實際地建議全面減稅約30%。盡管該議案沒有在國會獲得通過，但它為反制政府的保守主義增添了更多的活力。與此同時，《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版編輯羅伯特·巴特利（Robert Bartley）把大量版面留給了“供應學派”的經濟學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祖德·萬尼斯基和羅伯特·A.蒙代爾（Robert A.Mundell）。他們都認為，經濟增長的最佳途徑是減稅和削減政府開支，並交由美國的企業家來完成這一任務。

找到了——那就是羅納德·裡根

保守主義運動已經有了一支智庫隊伍、一支熱情追隨的大軍和一項廣受歡迎的事業，就缺一個富有魅力的推銷員，來把這一切推銷給美國人民。羅納德·裡根正是那些人久盼不遇的救星：無論從何種標准看，裡根都是一個有著真正信仰的人，一個很有魅力的人。1981年，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名流俱樂部餐會（Gridiron Dinner）上，裡根嘲弄道：“有時候，我們的右派並不知道我們的極右派在做什麼。”[58]（兩天後有個瘋子想槍殺他。）

正如史蒂文·海沃德（Steven Hayward）在《裡根時代》（The Age of Reagan,2001）一書中所言，這個飾演過吉普的人是美國總統中少數幾個真正的局外人之一。他既沒有在常春藤盟校受過教育，又沒有得到過大的政治機構的培養。他只上過一個不起眼的大學——伊利諾伊州的尤裡卡學院（Eureka College），他工作的那個行業被正式的政府機關認為是傻到無法忍受。[59]他也是首位使西部保守主義具體化的美國總統。裡根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裡保留了一個銅鞍，他很喜歡自己在特勤局的代號“生牛皮”（Rawhide）。在任總統期間，他幾乎有一年時間是在加利福尼亞州自己的牧場中度過的，裡根得知馬爾科姆·鮑德裡奇（Malcolm Baldrige）愛好用套索在牛群中套牛，急忙任命他為自己的商務部部長，相當了不起。[60]裡根有很多古怪的特點，尤其是他相信有外星人，並且不承認自己染發。但他對“波多馬克河的迷宮”表現得像一個一無所知的局外人，這還真不假。

裡根起初是個民主黨的信徒。他把自己描述為“幾乎患有血友病的自由主義者”，他崇拜富蘭克林·D.羅斯福，做過多年的好萊塢工會頭頭。但20世紀50年代，他一直在向右轉。1969年，他發表了全國性電視演講，表示支持戈德華特一波三折的競選，這使他一夜之間成為保守派的英雄，甚至連戈德華特本人都嫉妒他。兩年後，裡根以近100萬票的優勢擊敗了埃德蒙·G.（“帕特”）·布朗，贏得加利福尼亞州州長一職，使政治核心集團大為震驚。他一方面對學生的騷亂言辭態度強硬，另一方面又對環境和墮胎采取非常自由主義的政策，結果證明他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州長。要不是他把握住了時機，年齡早就把他的政治野心打垮了。1976年，他挑戰傑拉爾德·福特，爭取總統候選人提名，從而打破了自己堅守不渝的誡命——“不能誹謗共和黨同道”。到1980年，這位年長的銀幕演員可以依靠共和黨右派的無盡能量了。

裡根是個典型的西部保守派，他堅信必須縮小美國政府規模，並徹底擊敗共產主義——無論它躲藏在哪裡。但是，他也是為數不多的幾個非南方的傑出政治家之一。這些政治家既反對林登·B.約翰遜的《投票權法案》，又反對他的《民權法案》，並且裡根還知道如何套住南方白人的心。（在特倫特·洛特的建議下，裡根獲得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總統候選人提名後，從密西西比州的費城開始了總統競選。費城這個小鎮，由於當地警察對3個民權工作者被謀殺一事幾乎無所作為而聞名。）[61]這位與好萊塢分手的總統候選人通過他將各種政治簡化為某些核心原則的能力（而非他在文化戰爭中的真實立場），使基督教右派堅信，他們是同一戰線上的。他喜歡說：“簡單的答案是有的，只是不輕松。”[62]這種方法在外交政策中特別有共鳴，裡根指責那種“對復雜性的盲目迷戀，那種使本來就難以做出的困難決定變得難上加難的把戲——而這種伎倆，最終使不做任何決定變得合理化。”[63]

如果說裡根是一個真實信徒，那麼在他身上也沒有信徒常見的性格缺陷——帶有普世風格的宗派性。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對富蘭克林·D.羅斯福有過這樣一段著名的描述：羅斯福的智慧不是一流的，但他卻有一流的氣質性情。這段描述也適合終身崇拜羅斯福的裡根。裡根是帶有悲觀色調的共和黨內的樂觀主義者。他一點也不懷疑美國人的心靈深處有一種東西，能夠使美國走出任何暫時的怯懦。他用他的幽默藝術來化解保守主義運動在人們心中的最大疑問——人們普遍擔心這一運動是由狂暴的極端主義主宰的。20世紀60年代，大多數保守主義者一提到學生激進分子就會暴跳如雷。裡根州長卻嘲弄道，這些學生“行事如人猿泰山，外表像珍妮妹妹，氣味似獵豹兄弟”[64]。一些聽眾因得知學生做出種種暴行而感到震驚，他對這些聽眾說，昨晚他做了一個噩夢，夢見自己在伯克利繼承了一家自助洗衣店。他還會開玩笑說，自由主義在犯罪問題上的嚴厲主張，是給予更長的緩刑。他喜歡說：“相信我，電影《君子紅顏》（Bedtime for Bonzo）比他們在華盛頓的所作所為更有意義。”

美國人民准備好接受這樣一個保守主義者了嗎？1980年，共和黨的洛克菲勒一翼擔心，裡根如果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將是場災難。民意測驗預示，選舉結果將很接近，但由於裡根把“保守派的心靈”帶進了共和黨陣營，因而使政治得以重組。1980年，裡根獲得了44個州的489張選舉人團票。老大黨也一舉增加了33個眾議員席位，12個參議員席位——使它25年來第一次成為參議院的多數黨。1984年，裡根以59%對沃爾特·蒙代爾（Walter Mondale）的40%在總統選舉中勝出，並且除失業群體外，贏得了所有地區、所有年齡階段、所有職業群體的多數支持。[65]蒙代爾贏得的選舉人團票是13張，少於斯特羅姆·瑟蒙德1948年的39張和喬治·華萊士1968年的46張。事實上，由主要政黨推出的候選人所得選舉人團票比蒙代爾少的人，只有阿爾夫·蘭登（Alf Landon），他在1936年應戰裡根心目中的英雄富蘭克林·D.羅斯福時，所得選舉人團票只有區區8張。

對於右派來說，裡根時代是他們第一次有自己的人入主白宮，這種感覺直到喬治·W.布什政府才被重新找回。諾曼·波德霍雷茨誇耀道，裡根政府不僅有成批的高級官員閱讀《評論》雜志，其中有些人（其中包括珍妮·柯克帕特裡克）還為該雜志撰稿。有50多個反對緩和的當前危險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成員在裡根政府中獲得任命。[66]威廉·拉舍以1983年初裡根的幾天日程為例加以說明：2月21日，裡根在華盛頓參加為《國民評論》舉行的大型招待會，並宣稱這是他“最喜歡的雜志”。兩天後，他為詹姆斯·伯納姆和克萊爾·布思·盧斯（Clare Boothe Luce）頒發自由獎章。又過了3天，裡根在特裡·多蘭的全國保守主義政治行動委員會年會上發表演講，此前10年中，他已在此發表過8次演講。[67]

裡根的記錄並不像懷舊的保守主義者所說的那般完美。裡根減稅卻沒有削減公共開支，使美國的國債增加了1.5萬億美元——這使人們至今還在懷疑保守派管理經濟的能力。由於裡根派和實用主義者之間的不斷爭斗，裡根政府受到了傷害。他的白宮辦公廳副主任邁克爾·迪弗（Michael Deaver）是實用主義者的領袖，他甚至不讓總統收閱他訂了好幾年的《人類事件》雜志。結果裡根讓人把雜志直接送到他在白宮的住處。[68]就任總統3個月後，他從一次暗殺行動中死裡逃生，隨即給人一種超脫的感覺。有人批評，第一夫人的占星家給裡根政府帶來的靈感，有時候和哈耶克一樣多。盡管他與基督教右派開局良好，但他們漫不經心的分道揚鑣，對保守主義的文化事業——如反墮胎運動——沒有提供什麼幫助。南希·裡根（Nancy Reagan）在刪除1987年國情咨文中有關墮胎討論的內容時說道：“我對反墮胎不感興趣。”[69]

有些保守派牢騷滿腹，但右派誰會真正懷疑裡根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贏得冷戰、重振美國經濟、恢復美國的自豪感——會遜色於這些失敗呢？裡根就任總統之初就徹底打敗了勞工組織，解雇了空中交通管制員工會的1萬名罷工人員。盡管如此，該工會還是為數不多支持總統命令的工會之一。1981年至1985年間，軍費增加了1/3。他的減稅做法損害了進步主義，使最高稅率從70%驟降到33%。他利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1986年辭職的機會，提拔最高法院最保守的法官威廉·倫奎斯特為首席大法官，並提名另一名保守派安東尼·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補缺，從而徹底改造了最高法院。

到裡根任期結束的時候，右派的所有成員似乎都各得其所。共和黨在加利福尼亞州和西部都很保險。南方現在已是共和黨的天下了——在總統選舉中無疑是如此，在國會選舉中，情形也日益往這個方向發展。受到這些新軍的支持，國會共和黨更加保守。1972年至1986年間，來自美國保守派聯盟的共和黨國會眾議員所占的比例，平均從63%上升至75%。[70]宗教右派在行動。北方白人開始否認自己是民主黨人——1984年裡根再次競選總統的口號是“你沒有離開民主黨，是民主黨離開了你”。美國人民似乎完全忠於小政府了。右派贏得了冷戰的外交政策大辯論。4年之後，誰會預料到，那個來自阿肯色州邋裡邋遢的麥戈文分子會入主白宮呢？又有誰會預料到，加利福尼亞州將成為民主黨的大本營？

[1] Theodore H. White,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4(New York: Atheneum, 1965), p.365.

[2] Rick Perlstein, Before the Storm: 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1), p.303.

[3] 轉引自James T. Patterson, Grand Expect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7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pp.587—588。

[4] 強詞奪理的人（a flak catcher），意指能把任何批評都變得對雇主有利的代言人。——譯者注

[5] Daniel P. Moynihan, Maximum Feasible Misunderstanding: Community Action in the War on Poverty(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pp.128—166；Tom Wolfe, Radical Chic and Mau Mauing the Flak Catchers(New York: Bantam, 1999),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70 b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6] Thomas Byrne Edsall and Mary D. Edsall, Chain Reaction: The Impact of Race, Rights and Taxes on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 W. W. Norton, 1991), pp.45—46.

[7] 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1), p.505.

[8] Steven Hayward, The Age of Reagan: The Fall of the Old Liberal Order, 1964—1980 (W. W. Forum, 2001), p.302.

[9] Theodore H. White,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8: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s in Action (New York:Atheneum, 1969), p.346.

[10] Edsall and Edsall, Chain Reaction, p.95.

[11] Ibid., p.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