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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的煎熬:右派國家,美國為什麼獨一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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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傳統的民主黨人還發現,司法制度中存在另外一個令人憂心的根源。沃倫最高法院(the Warren Supreme Court)逐漸修改法律,將權利賦予此前被排除在外的各種群體——不僅包括黑人,還有婦女、同性戀者、殘疾人、囚犯、心理疾病患者,甚至色情作家。[6]沃倫最高法院認為,憲法賦予被告犯人一系列內容廣泛的權利:法定訴訟程序、保持沉默的權利、快速審判的權利、自證其罪的證言不能作為合法證據等,而這一切都發生在美國的犯罪率飆升之時。1962年,沃倫最高法院禁止在公立學校裡進行祈禱;1962年和1964年,沃倫最高法院兩度增加猥褻起訴的難度;1965年,拜普雷斯科特·布什之友埃斯特爾·格裡斯沃爾德所賜,沃倫最高法院使避孕器械(包括避孕藥)的銷售合法化。鑒於在死刑實施時存在“任意隨性”的模式,在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Warren Burger)的領導下,最高法院於1972年禁止死刑。盡管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對墮胎的判決具有裡程碑的意義,但這只是隨後一長串令戈德華特的“極度厭倦聯盟”感到憤怒的案例中的一個而已。


對於大城市中的美國工人階級來說,法庭判決最讓他們感到憤怒的是規定學校用車接送學生。大多數普通人認為學校用車接送學生既不公平,又顯得偽善。說它不公平,是因為孩子們得走上好長的路程以求得“種族平衡”;說它偽善,是因為支持這一政策的“自由派精英”總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往私立學校或郊區學校就讀。1974年,當參議員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在波士頓試圖對一個反對校車的示威活動發表演講時,一群憤怒的愛爾蘭裔美國人叫喊聲蓋過了他的聲音,並且追著這個自由主義之王擲雞蛋和西紅柿。正如克裡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所說,他們“已經受夠了肯尼迪王朝”[7]。

另一股分裂的力量是反戰運動。對許多反戰活動者來說,越南戰爭是當時最大的罪惡,而反文化與抗議活動天然相伴。然而,對許多基層的民主黨人來說,反戰運動令人厭惡至極。普通工人同那些把時間耗在吸毒和大肆揮霍家裡錢財的嬉皮士以及褻瀆美國國旗的學生之間能有什麼共同語言呢?那些反戰抗議者得到的處罰不是被送往戰場,而不過是延期學習,這些人甚至比戰爭本身還不受歡迎。[8]他們當中大多數的人並不是對美國的具體政策充滿敵意,而是對美國總體上充滿敵意。1970年,4個學生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被射殺,激發了美國搖滾歌星尼爾·楊(Neil Young)為之歌唱哀悼,但一星期後,一群頭戴安全帽的工會建築工人痛打一群反戰示威者,美國藍領階級卻為之歡呼雀躍。



民主黨內部最明顯的反抗象征,是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1964年,華萊士試圖取得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但約翰遜輕而易舉地打敗了他。4年後,華萊士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表達了全國各地對民主黨懷有不滿情緒的白人的心聲——這些人既有來自北方城市的,也有來自南方鄉村的。他在回答一名記者有關主導1968年競選議題的問題時,很好地表達了當時困擾美國白人的問題:


學校,那將是一個議題。到1968年秋,無論是在克利夫蘭,還是芝加哥、加裡、聖路易斯,人們都將對於聯邦政府幹預地方學校厭倦至極,他們將大批大批地投票支持我。人們不喜歡這種浪費孩子時間的做法;人們不喜歡別人來告訴他們為孩子選擇什麼樣的老師和學校;人們不喜歡學校用車穿過半個城市接送學生,只是為了求得“足夠的種族協調”……我將在1968年的選舉中給人們另一個大議題:法律和秩序。街頭犯罪。人們厭倦了林登·約翰遜及其周圍那批低能知識分子和理論家膽小無為的態度。人們厭倦了最高法院……那是一個令人遺憾、差勁、沒用的機構……人們將不會再容忍它……[9]

在1968年的選舉中,有大約13.5%“這樣的人”投票支持他,從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那裡吸引走足夠多的民主黨選票,從而使理查德·尼克松贏得了選舉的勝利。然而,民主黨還在繼續往左發展。激進自由派之所以能夠在爭奪民主黨核心靈魂的斗爭中取得勝利,主要原因在於黨章微妙的變化使得少數派得到了額外的代表席位。幾十年來控制該黨的愛爾蘭政府機構的政客、工會大佬、南方保守派,敗在了與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一伙人手下——他們是反戰抗議者、女權主義者和環保人士。1972年,民主黨政治綱領的基本關注點是窮人、印第安人、身體殘疾者、智力遲鈍者、老人、婦女、兒童和退伍軍人的權利。這份政治綱領更多關注的是恢復憲法賦予獲釋犯的權利,而不是如何努力應對街頭暴力。[10]1972年,民主黨大會提名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角逐總統,此時,時勢已與1964年約翰遜對決戈德華特時大不相同。改革主義已經變異為帶有一些反美癖好的激進主義。1972年的民主黨大會上,有4/5的代表此前從未參加過民主黨大會。會場上到處是愣頭青(有兩個來自亞利桑那州的代表當選時還未滿18歲)。整個會議一片混亂:被提名人直到午後才想起發表演講,從而使民主黨喪失了電視觀眾。許多最重要的會議依然是在煙霧繚繞的房間裡進行,但此時的煙味已完全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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