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的煎熬:右派國家,美國為什麼獨一無二

2024-11-18 | 來源: Allan Bloom《右派國家，美國為�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這一切完全得到美國公眾的贊成，但對右派知識分子不啻是一個災難。強硬派抱怨道，亨利·基辛格的現實政治行為使得外交政策中不再有任何道德內容。美國從越南脫身並與中國做交易，世界上大多數人都將其理解為外交上的平穩運行，但保守派卻認為這是綏靖行為。在國內，尼克松設立了許多新的政府機構，如美國環境保護署（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和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這都是保守派此後20年中極力鏟除的機構。尤其使保守派感到憤怒的是，尼克松在1971年至1973年間，設立了生活費委員會（the Cost of Living Council），企圖控制價格和工資。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引入國家控制經濟的最有力嘗試。尼克松委任當時剛剛步入中年的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來負責這一不切實際的冒險計劃。1971年6月26日，包括威廉·巴克利和詹姆斯·伯納姆在內的幾位保守派名流，“暫停支持本屆政府”[21]。

堅持忠於總統的那些保守主義者旋即陷入水門事件之中。他們花費大量的政治資本為一個沒有辯護余地的人辯護。同20年前的喬·麥卡錫相似，尼克松在保守主義運動中產生了最負面的東西：偏執狂和自怨自艾，迷戀陰謀權術，毫無理由地憎恨權勢集團。他使右派在隨後多年背負淺薄無知和弄虛作假的惡名。右派為什麼要背負這一切呢？尼克松不僅犯了罪，並且就政策而言，他遠遠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而非保守主義者。

1974年，尼克松辭職，保守主義運動歸於毀滅。他的繼任者是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一個“沒有佩戴勳章的艾森豪威爾”，走中間道路的共和黨人。福特任命戈德華特的宿敵納爾遜·洛克菲勒為他的副總統，惹怒了右派。號稱保守派競選資金籌集“直郵之王”的理查德·維格裡（Richard Viguerie）寫道：“他選泰德·肯尼迪做副總統都比這好。我立即打電話邀請14個保守派朋友共進晚餐，討論如何阻止洛克菲勒擔任這一職務。”[22]福特的夫人貝蒂公開支持墮胎，更進一步激怒了保守派。1976年，右派支持羅納德·裡根企圖從福特手中奪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冒失舉動，結果福特以微弱差距輸給了吉米·卡特，右派立刻受到指責。

即使福特對“保守主義運動”持更多同情的立場，他也不可能促進它的發展。他的職責是治愈水門事件後國家遭受的精神創傷。1974年，選民中認為自己是共和黨人的比例下降到21%。[23]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共和黨靠不住、無能，與大公司打得火熱。[24]在被問及共和黨做過的善事時，2/3的選民的回答是根本沒有。[25]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推出的廣告相當絕望地問道：“做一名共和黨人什麼時候容易過？”[26]有一些右派成員考慮過放棄老大黨而另覓他途——建立新黨，甚至投奔民主黨。維格裡預言道：“不出10年，全國自稱共和黨的人將不超過一打。”[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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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派

右派究竟通過什麼戲法，使裡根擺脫災難而成為總統？答案部分可以從右派的對手吉米·卡特那些不起眼的小缺陷中找到。就在尼克松辭職前夕，卡特的支持率最終下跌到比尼克松還低3個百分點。但相比之下，裡根之所以能夠當選，更多地是由於反對自由主義的人數在不斷上升。歷史上未曾有過的這一最大的保守派團隊，決心將這種反自由主義的聲浪變成一場連貫的運動。基層戰士與知識分子開始攜手並進。

對於形形色色的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來說，20世紀六七十年代左派的過激行為，為他們提供了難得的黃金機會。巴克利的《國民評論》展現了他的先見之明，而非反常古怪；米爾頓·弗裡德曼一度顯得激進危險的思想，吸引了一群人數不斷增加的崇拜者；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芝加哥學派培養的經濟學家中，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超過任何機構，盡管打算實施其思想的國家似乎只有智利——一個國際棄兒。然而，右派知識界發生的最重大變化，是一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出走——20世紀60年代是他們的轉折點。

新保守派恰恰起源於美國民主黨的核心地區。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紐約和波士頓以學術為生。但他們並不是傳統的哈佛學者——面容清癯、具有貴族血統。他們大多是猶太人，幾乎都是移民的後代。有一些成長在意第緒語[28]和英語並用的家庭裡。新保守派的核心成員歐文·克裡斯托爾（Irving Kristol）、丹尼爾·貝爾、西摩·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內森·格萊澤（Nathan Glazer）在20世紀30年代都就讀於紐約城市大學。當時，紐約城市大學為那些不能到常春藤盟校上學的紐約窮人和猶太人提供了接受一流教育的機會。新保守派是極端的現代主義者。他們不會四處表達自己對往昔榮光——中世紀基督教世界、19世紀的資本主義或者舊時的南方——的懷舊之情。[29]青年時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屬於這樣或那樣的馬克思主義派別。但隨著年歲的增長，他們接受了老式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注重精英領導價值、崇尚高品位文化、主張充滿活力的混合經濟制。就像他們所認為的那樣，正是由於左派背叛了這種自由主義，使得他們變成了新保守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