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的煎熬:右派國家,美國為什麼獨一無二

2024-11-18 | 來源: Allan Bloom《右派國家，美國為�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新保守派痛恨發生在美國大學裡的事情，這些大學使他們走出了猶太區。當學生們搗毀學校財產時，美國理性殿堂的權威怎能悠然自得地袖手旁觀呢？那些本應關心智力水平的人怎麼會同意在學校引進配額制呢？批評越南戰爭並沒有錯，但那些養尊處優、乳臭未幹的人怎麼可以焚燒美國國旗？他們怎麼能夠說美國總是錯的，而批評者卻總是對的呢？一些人的家人正是因為移民美國才躲過大屠殺劫難，他們對不分青紅皂白的反美主義尤其反感。

這些思想家為右派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首先，他們非常國際化。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是萊昂內爾·特裡林的門生，並於1950年至1952年間在劍橋大學求學於F.R.利維斯（F.R.Leavis）。1953年至1958年間，克裡斯托爾以倫敦為據點，與他人合編雜志《遭遇》（Encounter），並把兒子比爾送到法國國立高等學校裡學習。[30]至關重要的是，新保守派講的是社會科學的語言。保守派長期以來堅持認為，政府計劃會弱化社會的自然契約。新保守派表示，社會問題比其自身顯現的要難理解得多，而“偉大社會計劃”之類的社會工程，受盡了自身乖張後果的折磨。福利支持會強化依賴性。優惠待遇使人免於競爭，因此可能會使本該獲益的人受損。過分熱心的平等主義會侵蝕像紐約城市大學這樣的教育機構，從而減少社會流動性。新保守派愛揭發右派的丑事，就像當年懷疑強盜式資本家的那些人所做過的一樣。

新保守派也詳述了非正規組織機構的重要性，而這是其他社會科學家所忽視的。1965年，美國勞工部年輕的官員丹尼爾·帕特裡克·莫伊尼漢因一份文件而引起轟動，文件的原件上並沒有出現他的名字，但該文件隨後立即有了一個別名——莫伊尼漢報告。該報告認為，城市黑人的貧窮大部分源於家庭的瓦解。[31]其他的新保守派則表示，一個社會的“小團組”——自願組織機構——對社會健康起到的作用要比雄心勃勃的政府計劃重要得多。他們同時發出警告，社會的失序狀態對社會安寧造成的威脅，遠遠超過了寬容的自由主義者的想象。換言之，他們以社會科學的語言來裝點自己傳統的保守主義洞察力。

新保守派用不著贏得每場爭論，他們只要發出不同的聲音，就能夠打破自由派權勢集團宣稱自己對專門權威見解的壟斷。[32]自由主義者此前一直享有或許只有決策者才能擁有的寶貴資源——人們認為他們代表著客觀科學的智慧。他們會說，這不僅是他們自己的意見，這是科學的正統。新保守派終結了這種信手拈來的虛構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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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派還為右派批評自由主義外交政策增添了一柄銳利的武器。激起新保守派對自由主義外交政策進行批評的誘因之一，是聯合國對以色列不斷增加的敵意（1967年中東戰爭以後，以色列占領了巴勒斯坦的領土，聯合國對以色列的敵意也由此增加）。新保守派也日漸相信，美國正在冷戰中失敗，軍控變成了綏靖，蘇聯正以越南的勝利為基礎建設共產主義。“越南綜合征”使美國的核心集團陷於癱瘓。如果說右派的《國民評論》打破了孤立主義的控制，那麼新保守派則遠為堅定地將這一宏偉的運動推向國際主義的營壘。

外交政策的道德路徑，有一個理智的教父。除利用社會科學外，新保守派也依靠列奧·斯特勞斯的思想洞察力。斯特勞斯是戰後時期最晦澀難懂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在某些方面，列奧·斯特勞斯之於新保守派是一個奇怪的選擇。他是一個精英主義的政治哲學家，對社會政策的細枝末節毫無興趣。他的職業生涯是在芝加哥度過的，而不是在新保守派的世界波士頓、紐約和華盛頓。然而，斯特勞斯的影響不容低估。他與萊昂內爾·特裡林一樣，是在理論上影響克裡斯托爾的主要人物。克裡斯托爾把自己被引入“非烏托邦的政治學”領域——這種政治學的基礎，是幫助人們應對真實的世界，而非構建一個理想的理論——歸功於斯特勞斯。[33]

斯特勞斯挑戰了美國最為珍視的有關進步、民主和普通人智慧的一些設想。他認為啟蒙運動沒有改善人的狀況；相反，他堅持認為，偉大的思想繁榮乃是古希臘人的成就。他鼓勵學生專心研讀古人的偉大作品，尤其是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如果刻苦學習的話，這將使他們有機會從望遠鏡的另一端來注視這個世界——不是現代人俯視古代人，而是古代人注視現代人。

斯特勞斯堅持認為，從民主的自我毀滅之途中拯救民主的最佳途徑，就是能夠引領大眾的受教育精英。按照米爾頓·希梅爾法布（Milton Himmelfarb）的說法，斯特勞斯主義就像克裡斯托爾的近親，“邀請人們加入少數特權階層的隊伍。這些少數特權階層才剛剛從洞中爬出，一邊裸眼凝視太陽，一邊還在留心黑洞中的其他人”[34]。斯特勞斯遠離自由主義的道德相對主義潮流，他使用世俗話語中長期被禁用的詞語，如“善”與“惡”、“美德”與“惡行”。他認為，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健康的標准，不是人們享有的自由度（這是哈耶克一類的自由意志論者所特別鍾愛的），而是該社會公民的善良程度。斯特勞斯不斷地使新保守派堅信，美國的問題根本不在於人們缺乏自由，而在於個人美德的淪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