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中國抗議事件增加近三成主要涉經濟糾紛

2024-11-22 | 來源: 自由亞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報告指第三季中國抗議事件同比增三成】

【主要涉經濟糾紛】

中國經濟不景氣引發社會的問題備受關注，除了近日多起無差別襲擊外，人權團體的統計發現，在第3季度中國的抗議事件同比增加近3成，大部分與經濟問題有關，廣東省成為抗議事件的高發區。https://t.co/GtJsAVMV92 pic.twitter.com/Lios8cYtsy— 自由亞洲電台 (@RFA_Chinese) November 22, 2024

中國經濟不景氣而引發的社會問題備受關注，除了近期發生多起無差別傷人事件外，有人權團體統計發現，中國各地的抗議事件在第3季度也同比增加近3成，並且大部分與經濟問題有關。其中，廣東省成為抗議事件的高發地區。

11月21日，海外人權團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發布“異言網”計劃收集的中國抗議事件數據報告。報告顯示，今年第3季度共錄得在中國發生937起抗議事件，同比增加27%。參與抗議的有41%是工人；第二多是業主，占28%；還有農村居民、學生、家長和消費者等。廣東成為抗議事件多發區，其次是山東和四川。

報告還發現，有1/3的抗議事件遭遇官方以監控、逮捕或暴力手段打壓。

中國涉經濟抗議活動趨向對政府不滿

負責該報告的“自由之家”在台辦事處負責人史凱文(Kevin Slaten)對本台表示，從收集到的資料分析，發現近期中國的抗議事件多與經濟問題相關，有3/4涉及欠薪、爛尾樓和土地征收等。他認為，同比抗議事件有相當幅度的增加，與中國經濟下行有一定的關系，並發現抗議者有把不滿指向政府的趨勢。

史凱文說：“抗議者可能先從公司開始，比如說，延遲交房或者不付工資。一開始是針對公司的行為，但是好多抗議會慢慢的開始指向政府。一個可能是期望政府會介入，政府要幫人民做主；第二種是開始責怪政府。他們覺得，這些問題出現是因為政府監管和監督工作的不作為。比如說，交房或者爛尾問題，有好多業主會覺得是政府的漏洞，覺得政府還是有一些責任。”

史凱文表示，如果政府不介入事件或不作為，甚至以鎮壓和維穩手段對付抗議，會使抗議者覺得當權者沒有兌現給予民眾經濟繁榮的承諾，導致抗議者對政府的不滿增加，也會影響中共管治的認受性。

“異言網”計劃收集中國抗議事件的數據發現，今年第3季度在中國發生的抗議事件同比增加27_，多涉及經濟問題。(報告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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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教授馮崇義表示，經濟問題是加劇中國民間抗議的因素之一。因為經濟下行，當局不能再用錢收賣人心；另一方面，因為民眾已不像毛澤東時代只顧溫飽，不顧公民權利。民眾意識到自己有權利對管治者提出要求，當發生觸及底線和核心利益的情況就會反抗。

馮崇義說：“它(抗議)不僅僅是經濟困難的問題，現在老百姓已不是毛(澤東)時候的非常愚昧，沒有權利意識。現在民間是有公民意識和人權意識，老百姓的觀念已變了。這個飯不是你給我的，你這個政府是我納稅養你的，政府想施壓我就是不行，是民眾的覺醒。作為組織者，如果你上來就像白紙革命一樣叫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風險會比較大，大家不容易參加。集中在民生和經濟議題比較容易參加，門檻比較低，風險比較小。”

疫情後遺症和經濟因素削弱當局基層維穩力量

馮崇義表示，中國經歷3年的疫情高壓管控以及疫情後的經濟下行，鎮壓者和被鎮壓的人群同樣成為受害者，基層管控者的“躺平”有助於民眾參與反抗。

馮崇義說：“原來期望習近平上來會照顧底層民眾，要公平正義。但是經過了3年封控，那種封閉和鎮壓讓老百姓心理上的幻想幻滅，對未來都絕望了。特別是基層的維穩力量，在那個封控過程他們也是受害者，他們的鎮壓意志是有所松動了，就是‘躺平’了。就像鄭州騎單車事件，他們給民眾有一些喘息的空間。”

司法不公難以化解經濟糾紛抗議是被迫之舉

中國人權律師吳紹平表示，他近期收到一些被欠薪工人的尋助，涉及經濟的糾紛有所增加。他表示，欠薪與受村鎮銀行爆雷影響的金融難民和爛尾樓苦主一樣，都是應該可以透過法律解決的經濟糾紛，但中國的司法制度不是正常運作，使苦主被迫維權。

吳紹平表示，司法不當難化解經濟糾紛，導致苦主要抗議為自己討公道，這是被迫上梁山的行為。(受訪者提供)

吳紹平說：“中共的司法沒辦法解決老百姓的糾紛，因為它(中共)是黨政控制的一個專政機器，不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反而給他們雪上加霜。司法往往制造了很多社會問題，也正是因為老百姓無法通過其他路徑用公平合理、更小成本的方法去解決問題，所以也迫使他們不得不通過抗議和抗爭的方式解決他們的訴求，他們(民眾)完全就是被逼上梁山。”

吳紹平表示，中國的司法制度涉及嚴重腐敗，官商勾結問題嚴重。如果經濟糾紛持續偏坦當權者的問題不改變，抗議的事件只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