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下沉年代: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

毫无预兆的失业彻底打乱了李嘉明的规划。在原本的人生畅想中，作为毕业于某知名985高校的工科学霸，拥有一份在互联网大企业的光鲜工作，在一线城市买房、买车，将来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自己和太太每年有一到两次的国外旅行，是李嘉明规划中的完美人生轨迹。

但遗憾的是，现实捆绑着他坠向了完全相反的轨道。

2020年9月，李嘉明所在的南方某一线城市房价罕见地出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松动，彼时的他，以为自己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毫不犹豫地掏空了夫妻二人以及父母、岳父母的钱包，以单价每平米1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上车”（注：中国互联网术语，买到房统称为‘上车’）了一套87平米的三居室。这套房子位于李嘉明公司附近，为了拥有它，他们首付了425万元人民币，接下来每月需偿还2.2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还贷时间30年。

出生于1991年的李嘉明，2016年硕士毕业后，便搭乘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东风，进入一家总部位于某东部沿海省份的互联网公司当程序员，初入职场的他，年到手工资便有30万元人民币。当时，中国政府尚未出台层层管控措施去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因此两年后，李嘉明成功跳槽到发展如日中天的另一家互联网巨头公司，并和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太太一块搬到了这家企业总部所在的一座南方城市，工资相较最初毕业时，也涨了一倍，达到了近60万元人民币。

李嘉明一直以为这种节节高升会是人生的常态，直到裁员到来。

[…]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并没有迎来市场期待的强力复苏，反而一路下滑。虽然官方一直强调中国经济“稳中向好”，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持续处于收缩区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增速疲软，经济陷入通缩。房地产熄火，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引爆了存在多年的地方债危机。为了缓解财务困境，有些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税务倒查，甚至出现了“远洋捕捞”式的异地执法。营商环境持续恶化，给民营企业生存造成了威胁，经济进入恶性循环。这更是直接导致了大量民营企业缩减规模、降本增效，甚至在政策和市场双重挤压下直接破产，随之而来的裁员、失业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当今社会的常态。

[…] 对于裁员，相较李嘉明的彷徨，陈晨显得格外坦然，“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的到来”，她说。

在陈晨被正式下达裁员通知前，外企撤出中国的趋势已愈发明显。据媒体报道，仅在2023年11月，便有多家外企撤出中国，例如思杰系统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的所有商业交易，并裁撤南京研发中心的所有员工，趋势科技因地缘政治撤出中国并裁撤大部分员工，德州仪器裁撤中国微控制器（MCU）团队并将原微控制器产品线全部迁往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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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至7月，包括美国互联网巨头微软、日本本田汽车以及日本制铁在内的多家全球知名企业均采取了裁撤在华员工、调整在华业务甚至直接关闭中国办公室的举措。8月，IBM一夜之间关闭了中国的研发中心，据经历此事件的员工表述，3秒钟内，便有超过1000名员工被裁。而叠加上下游产业链的裁员规模，IBM此番的裁员举措导致了数千名中国员工陷入了失业境地。

“世界正在通过这种方式来与中国划清界限”，陈晨说。

[…] “最近几个月的房贷我都是用公司给的赔偿金还的，但是快要坐吃山空了，下个月的房贷能从哪里出我现在都不知道”，陈晨说。

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困境，程亚男在2023年11月，即她失业的第一个月，便和丈夫下定决心将他们位于上海郊区的唯一住房给卖掉了。

“房价降得太快了，我先生原本不同意卖房，想着等以后房价回升的时候再卖，但是我非常清楚自己在就业市场的位置，这种清醒的认知不允许我卖房的行为哪怕再多等一天”，她说。

最终程亚男以比购入价低70万的价格卖掉了房子。对于她而言，70万人民币是她和丈夫两人的工资在扣除家庭必要开支和孩子的教育经费后，需积攒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拥有的财富。

程亚男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院，作为某偏远省份县城中学第一个被复旦大学录取的学生，她当年的高考成绩在家乡引发了轰动。在村子里的人看来，程亚男已经鱼跃龙门，成功实现了阶层的跃迁。

如今再回想高考中榜时的欢欣雀跃，程亚男不仅感慨：“十年犹如黄粱一梦，到头来我什么都没能留住。我又重新回到了出租房，同时还失去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