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思恐极! 一场事先张扬的战争(图

2024-12-12 | 来源: 最爱历史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朝廷的禁令，反向赋予了走私货品更高的价值与利润。尽管清廷的禁令一道比一道严格，但在逐利的走私商人运作下，鸦片输入量却不降反增。道光元年（1821），鸦片每年输入约五千箱，到了道光十五年（1835），数量猛增到三万箱。

“伶仃走私”的现象愈演愈烈。由于陆上不安全，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运来的鸦片大多存放于停泊于伶仃洋面上的趸船。这种船只通常拥有高大的船身，从航行的角度来说，它重心过高，不适宜远航，但宽大的容载空间却非常适合充当海上仓库。每当鸦片贩子在广州十三行达成交易，走私犯便持提货单，驾驶一种称为“快蟹”的武装快船前往趸船提货，转售内地。

这类走私通常难以察觉，即便被清廷水师抓住，往往又因贿赂而放行，缉私形同虚设。鸦片持续扩散，白银持续外流。

道光郁闷了，鸦片越禁越多，这可如何是好？

▲晚清时期承担对外贸易的“广州十三行”。图源：网络

对此，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有自己的看法。道光十六年（1836），他先后向皇帝呈递《鸦片烟例愈禁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与《请驰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片》，建议皇帝重新解禁鸦片贸易与内地罂粟种植。

乍一看，许乃济莫不是昏了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替鸦片贩子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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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许乃济的建议一直被人们误解为主张鸦片合法化而大加挞伐，实则不然。他曾在烟患最为严重的广东出任过按察使，深知“一刀切”式的禁烟，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种种困难。与其如此，不如开放烟禁，通过“以货易货”的形式，再课以重税，从而缓解白银外流。而开放国内罂粟种植，目的则在于以“国烟”冲击“洋烟”，抢占市场份额，等拿回主动权后再进行控烟，逐渐平稳过渡，最终实现禁烟的目的。

许乃济的建议着眼于长远，但又缺少了些许温情。他片面地认为“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对于放任大批民间瘾君子不顾进而可能引发的人口问题，他又觉得“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

对于许乃济的驰禁之说，许多大臣表达了反对意见。就在许乃济上书的同一年，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就以《鸦片弛禁将有防国本生计折》予以驳斥。而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鸿胪寺卿黄爵滋的进言。

道光十八年（1838），黄爵滋向道光呈递《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指出想要彻底解决烟患，就必须从消费端入手，“先重治吸食”，没有人吸食，鸦片自然就失去了生产与销售的意义。对于瘾君子们，黄爵滋建议——给出一年的戒毒期限，事后仍复吸食者，一律处以死刑。简而言之，在黄爵滋的构想里，瘾君子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戒毒，要么去死。

用死刑对付瘾君子，道光拿不定主意，于是下诏给将军、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在地方呈报的29份奏折中，有19人明确反对动用死刑。有官员批评黄爵滋的建议过于理想化：“若吸食者尽诛，即闽广而论，吸烟者十居七八，十万人恐不能尽也。”大范围动用死刑，既不人道，也不存在实施的可行性。

历史学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认为，清廷官员普遍反对在全国捕杀瘾君子，一方面是源自于清廷对死刑的复核流程较为繁琐，由此带动的增加的工作量异常巨大，纯粹是让官员们加班，给他们添堵；另一方面是各地瘾君子数量庞大，倘若以消灭吸食者作为政绩考核标准，难免弄得官场上人人自危。

不过，真正让道光帝下定决心进行禁烟的，是这一年发生的两件涉毒要案。

庄亲王是清代世袭的铁帽子王之一。当时的庄亲王是道光帝的侄子，这个纨绔子弟沾染上了鸦片，与辅国公溥喜等成为“烟友”。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京城禁烟风头正盛，犯了烟瘾的两人便躲到灵官庙偷偷解决，不料被东城兵马司指挥王钰抓了个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