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想飞的女孩》客观地说几句(图

于是，这些“无意义”的重复在叙事中便构建出了关于重复的“意义”，那是方笛所谓梦想的虚妄，也是影视城的虚假浮华的虚妄，而对于电影拍摄带来的那些隐形的、幽灵般的、从来就不可见的无数的重复来说，《想飞的女孩》，也由此完成了它对电影本身的自反。

同样的“重复”，还发生在田恬的命运里。她受累于父亲的过去，因此被犯罪团剥削。她也受累于父亲的现在，始终逃不开被父亲吸血的困局。她显然也在重复着父亲的悲剧命运，父亲是弟弟，在能干的姐姐面前，是家里不成器的最小的那个。而田恬自己，也仿佛复刻般成为家中最小的、也最差的一辈。这样的她，还未婚先孕，生下了最小的女儿露露。

无需多言，露露显然也会重复她母亲的悲剧命运。就像乌鸦作为田恬这个角色的意象，反复在片中出现，甚至还被田恬纹在了自己身上，她身上从小到大始终存在的红色元素，乌鸦的黑色不详，女儿的未来，都是她这个人物命运的“复写”。

从田恬的“红色”开场

这是个很残忍的现实，对那些始终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挣脱这种命运，可能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积累。

回头去看影片那段用画幅区隔开来的90年代叙事，就会发现故事并没有太大不同，上一代的悲剧命运，让这一代身上的复写显得更为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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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笛母亲是那个撑起整个家族的人。她开设服装工厂，在重庆朝天门市场、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之一兴起的年代，她是那个走在前面，愿意去赌一把看看的人。她不仅养大方笛，照看弟弟，甚至还一同养大了田恬。

但就是这样一个主心骨女性，在影片的大多数时间里，整个人就像淹没在逼仄的家庭作坊空间和布料的阴影中，我们甚至都不太能看清她的脸，换句话说，她淹没在劳作中，也隐身在家庭历史中。

方笛母亲的家庭作坊

于是她也就成为了所有人。就像无数同样淹没在家庭命运中的女性——那些曾浸泡在厨房里，从未被看见的女性；那些在扶养中被剥去了自我，只拥有母亲身份的女性；那些即便职业有成，却仍旧被要求母职、妻职，才能被认可的女性。

饶有意味的是，就连方笛母亲“疑似被性侵”这件事，也是隐没在叙事中的。故事中的人们，尤其是她自己，都没有正面提及这段创痛。唯有弟弟在彰显自己为这个家牺牲了多少的争吵中，才隐晦地提及自己是曾因此为她出头，才导致入狱。

可笑吗？当一位女性足够强大，她就可以被整个家庭榨取。而当一位女性不够强大，她所遭受的伤害，又成为了这个家庭悲剧的来源。而当她真的失败，那世界又最乐于看到这样的受害者，因为所有的责怪就都因此有了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