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想飞的女孩》客观地说几句(图

方笛母亲的这一代，也是曾经试图挣脱命运的。

但悲剧仍在重复。影片最后，方笛穿着田恬的红毛衣回到“家”，那个被搬空的服装作坊，对着母亲说“田恬安顿好了，露露我要带走”的那个时刻，就是三代女性的命运共同体，依然被困住的时刻。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想飞的女孩》试图描摹的，是始终隐秘发生在时代与城市的历史命运中的，那种悲剧、困顿、无法摆脱也难以跨越阶级的，属于小镇工民商阶层的代际传递。优渥与精英的人生可以被复制，被再生产，贫穷与悲剧也是。这种在不同代际间传递、复制、复写的命运图谱，已经近乎微观人群的时代史。

方笛的父母一代，差不多是六零年代生人，在八九十年代正值青年。他们有一些眼界，有一点触角，还有很多勇气，但他们所能触及到的，大概只是时代浪潮的余波。于是他们跟着浪潮冲进重庆的朝天门服装市场，拿回一些样衣，在家庭服装作坊的逼仄空间里打板、做样、跑货，或许暂时借着潮汐在高位看到过那么一点点的海平线，却又很快被浪头抛下来。

属于他们的空间，始终还是“家庭”这个空间而已。这个空间曾经变成工厂，却又很快被搬空，流进过一些财富，却又很快分到更底层的工人们手中。就像片中，那些本来要离开服装工厂，却在看到方笛母亲手里成沓的现金后，又坐回缝纫位上的女工们。无论时代和投机曾赋予这个空间什么样的可能和意义，它都改变不了贫穷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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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笛和田恬所代表的新一代女辈，其实也是一样。她们曾试图走出去，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这些方式或许有些粗暴，就像方笛身体力行想要实现演员梦。这些方式或许有些笨拙，就像田恬想要生下女儿来重新开启人生。但她们，是在往外走的。

在这些往外走的时刻里，她们曾经上山下海，却还是被困在麻木的躯壳之中；她们不是没试过升上高空或是沉入水中，但那所谓的磨炼或努力不过是世界为她们打造的幻梦。就像方笛和田恬最后躲藏的那个影视搭景山洞，暂时安全，“像梦一样”。

最后想来说说的，是“幺儿”这个词。

我自己是四川人，影片的故事发生地是重庆，幺儿这个词，是川南地区对家中最小孩子的称呼，可以是女孩，也可以是男孩。电影开始和结尾的最后一句台词，都是“幺儿”。这个呼唤家中最小孩子的词语，却在一头一尾和影片中段反复出现的场景中，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味。

开篇，是犯罪者用“幺儿”这个词来叫醒田恬，温软的词汇却仿佛是地狱。故事中间，田恬的父亲找上门来索取，大叫着“幺儿”，却只会让人觉得恐惧。影片的结尾，一切回到开始，刚出生的田恬被带回家，彼时刚刚明白“爱”为何物的小方笛，试探着对这个小婴儿喊出了“幺儿”这个词。因为她的到来，“家里最小的孩子”这个身份发生了转移，方笛成了姐姐，也就成为了现在时间线下，田恬向方笛求助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