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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 核心价值观的差异始终存在 马斯克终究不是M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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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方法论的不同产生不同的落脚点。斯密的规范性理论无法摆脱对普遍性的渴望,试图将自己的原则绝对化;伯克无时无刻将共同体心心念念挂在嘴边,将之视为自由贸易的基石。这种差异几乎可以在任何具体问题中发现。


两者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细节差异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斯密从经济效率角度反对殖民垄断,认为自由贸易将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他并不关心财富的增加是否会导致大英帝国的解体。伯克则从帝国宪政角度,将自由贸易视为英国历史传统的结果和维系殖民地情感的纽带。这也是伯克在美洲革命中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英国本土政府率先违背了英国人的贸易习惯,殖民地民众的反抗反而是扞卫英国历史传统的表现。

在东印度公司的问题上,伯克也认为是东印度公司作为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巨无霸,破坏了英国印度传统习俗。柯克在20世纪更为直截了当:“习惯和惯例是正义和自愿接受必要权威的坚实基础;将抽象的权利要求推到形而上学的前提下,并试图用完美的概念来管理联邦,最终必须以利益对抗利益。”


在国家对自由贸易的干涉问题上,有一个更为显着的例子。严格来说,斯密本人的观点并未像其追随者那般极端,例如在《国富论》中,他就曾以国家安全为依据,支持《航海法案》对自由贸易进行限制。问题是,斯密所采用的理性主义论证不接受这种特殊性的妥协。正如水在一标准大气压下沸点为100摄氏度一样,理性主义也想要达到同等的普遍性。既然自由市场贸易是观念中的理想状态,对政府的有限容忍变成了拒绝政府对经济事务的一切干预。

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是斯密理论的必然结果。用熊彼得的话说,“斯密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提供了哲学基础,但后来的门徒将这一逻辑推向了他未曾设想的绝对化境地。”爱尔兰大饥荒是这种放任主义的极端表现。当时的英国政府不但拒绝对爱尔兰饥荒进行干涉,甚至反对以慈善为目的向爱尔兰捐献粮食,认为这种慈善将会不必要地扰动市场的自我平衡能力。




伯克在国家干涉的问题上具有明显的共同体本位倾向。事实上《关于稀缺性的思考和细节》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为了反对完全无监管的市场对农业(特别是农民farmer)的负面影响。用伯克自己的话说,“至于较弱的资本,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只要犯了什么小错误,它们就会进一步削弱、衰弱、丧失生产力,甚至可能完全毁灭。” 当自由市场失灵威胁共同体存续时,国家有义务在诸如国家安全、严重饥荒等情况下实施干预。

马斯克与特朗普的策略性结盟


对斯密和伯克的分析,有助于建立对自由意志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正确分析框架。两者思想史的裂痕,在当代政治实践中被马斯克与特朗普的策略联盟具象化。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强调过,对今日进步自由主义的不满是自由意志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策略性结盟的客观原因。在自由意志主义看来,进步自由主义是一种霸权,它拒绝除了进步自由主义之外的一切选择,是对绝对自由的威胁。在传统保守主义看来,进步自由主义损害了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前政治忠诚的丧失将导致社会的自我瓦解。在具体议题上,传统保守主义是联盟中强势的一方,对议程具有更强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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